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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殺免責期間適用的合理性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44條第1款的規定，自殺免責期間為2年。那么，本文所討論的自殺免責期間適用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哪方面？在我國，認為人壽合同復效之后重新計算被保險人2年的自殺免責期間是否合理？

我國2009年修訂的《保險法》第44條增補了所謂“從復效之日起重新開始起算”之規定：“以被保險人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滿2年后，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給付保險金。”該法條規定的理論依據是基于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例如，某人認為已買的人壽保險合同只有在死亡時才能得到保險金，實在是沒有多大意思，遂停止支付保費，導致保險合同效力中止。后由于各種因素而產生輕生的念頭，此時，想到年邁的父母養大自己實屬不易，于是想以自殺換取保險金以安慰父母，于是便復效合同。在該案例中，如果復效之后不重新計算2年的免責期間，會加強自殺者自殺的沖動，反之，能減緩其自殺的行為。有學者也指出，復效之后重新計算免責期間旨在于預防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的效力停止期間，萌生自殺的想法，而在交清保費使保險合同恢復效力之后再采取自殺行為。這樣的結果不但造成被保險人的逆向選擇，更可能成為自殺行為的催化劑，違背了保險合同的初衷。

復效合同本就是原合同的繼續，從法條所使用“暫停”效力二字即可看出。既然是原合同的繼續，為何要重新計算兩年期間？另外，保險人的免責期間是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之間的利益而產生的“折中點”。那么，期間的長短即表示了立法者傾向于保護保險人還是被保險人。保險免責期間為1到2年為合理的程度，如果將原來合同成立后經過的2年加上復效之后重新計算的2年，那么我國保險人的免責期間就變成了4年。這顯然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更加傾向于保護保險人的利益，故該條規定是否合理有待進一步論證。

二、自殺條款的具體適用及完善建議

我國2009年修訂的《保險法》第44條規定：以被保險人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2年內，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被保險人自殺時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除外。由此可知，在2年的免責期間內，保險人只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自殺的情形不免責，其他一律免責。這樣的規定是否合理，值得商榷。我們對民事行為能力的劃分主要是按照行為主體的辨認能力作出的，而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顯然不能等同，自由意思決定能力包含了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法條的規定是狹隘的，在具體案件的適用上會產生不公平。

例如，比較容易產生自殺想法并實施自殺行為的抑郁癥患者可歸類于“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患者，但不可將其歸類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通常能夠辨認自己的行為，但因病不能控制自己自殺的行為，當然不屬于保險人免責意義上的自殺。這種自殺應屬于死亡的正常風險，不具有以自殺騙取保險金的意圖，保險人應當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65條“自殺”含義的請示的答復》中提到，被保險人在投保后兩年內因患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情況下溺水身亡，不屬于主動剝奪自己生命的行為，亦不具有騙取保險金的目的，故保險人應按合同約定承擔保險責任。

另外，關于醉酒之后自殺的問題屬不屬于保險人免責意義上的自殺，關鍵還需判斷行為人在醉酒之后有沒有控制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大小。如果沒有控制能力則還需進一步考察行為人對于醉酒有無過錯。比如，明知自己喝醉酒之后會有輕生行為仍然放任發生的，則認為有過錯，保險人可以在被保險人過錯范圍內免責。

當然，法條上規定以被保險人自殺時的行為能力為標準是有一定道理的。該標準因其客觀性而易于判斷，但對于精神病之類的判斷在操作上比較困難，易導致弄虛作假的情形出現，更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但是，不能為了便捷規避風險而犧牲實體公正。

2009年修訂后的《保險法》對于自殺條款規定的進步是巨大的，但在實際適用中大都只起到一個總則的指導作用。目前的法律還存在著一些疏漏，導致保險公司在人壽保險合同中直接規定排除因病自殺之類情形承擔責任的條款，使被保險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建議我國未來修法時可借鑒《德國保險契約法》第169條之立法例：“若其行為出于病理失常狀態，以致不能自由決定其意思時，保險人仍須負責。”同時，用列舉式并增加兜底條款來完善被保險人在免責期間自殺不承擔責任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不斷完善保險人免責期間不應免責的情形。

作者：鄔學成單位：上海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