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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黨的十八大再一次強調“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69，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城鄉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0.3左右。毋庸置疑，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多種原因綜合影響的結果。既有制度的原因，同時也有政策的原因;既有市場競爭的原因，也有行政壟斷的原因等等。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先富帶動后富”確實是一種有效率的發展模式，但卻忽視了“公平性”。如果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增大，兩極分化嚴重，那么收入不均就可能通過影響增長而對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包括富人)不利［1］，最終將會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財政支出結構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國長期以來財政支出“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在“兼顧效率和公平”之路的探索中未能有效地完成目標，反而導致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同項目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互異［2］，其中福利性社會支出和居民的生活直接相關，對于提高居民收入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支出狀況和結構也直接影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本文旨在探討福利性政府財政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影響機制，結合實證檢驗的結果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完善收入再分配機制，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一、文獻綜述

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基于中國的特色制度和市場環境，國內學者從財政支出的總量、結構或者財政支出政策等角度探討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影響機制，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結論。較早，陸銘和陳釗(2004)基于1987—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城市化、城市偏向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城市化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而持續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地方政府實施的帶有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有關［3］。趙人偉和李實(1997)分析了改革前后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特點，認為改革以來(1978年后)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由基尼系數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同時東、中、西三大區域內的居民收入差距同樣有擴大的趨勢［4］。郭劍雄(2005)以內生增長理論為基礎，考察了人力資本、生育率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影響，發現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資本積累率所導致的馬爾薩斯穩態［5］。近期，雷根強和蔡翔(2012)的研究表明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再分配政策是導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6］。陳斌開和林毅夫(2013)在探討城市化和城鄉收入差距關系時發現城市化水平的相對下降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7］。陳安平(2009)從財政分權的角度出發通過建立聯立方程估算了財政分權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財政分權有助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增加［8］。而陳安平和杜金沛(2010)認為即使財政投入總量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未必會縮小［9］。莫亞林和張志超(2011)基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分析認為財政支出的增加將會提高社會的基尼系數，惡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0］。王藝明和蔡翔(2010)認為不同項目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互異，這種互異同時還表現出地區差異性［11］。

鄧璇(2011)等人從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分析發現農林水務支出能夠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公共安全支出以及社保支出顯著不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12］。許海平和傅國華(2013)從財政分權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計量角度研究，認為中國各省區財政分權與城鄉收入差距均表現出較強的空間聚集現象，支出財政分權和收入財政分權均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改善［13］。就國外文獻來看，羅伯特•巴羅(RobertJ．Barro，2000)在研究不同經濟社會環境中收入差距問題時，基于經濟增長、投資和收入不平等的角度運用國家間大面板數據分析顯示收入不平等將會阻礙貧窮國家經濟的增長，而對富裕國家的影響較小［14］。德里•古普塔和哈米德•達烏迪等(SanjeevGupta＆HamidDavoodi＆RosaAlonso－Terme，2002)從腐敗角度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和貧困產生的原因，發現腐敗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將導致基尼系數增加11個百分點［15］。基于財政支出對象的差異，一些學者考察了財政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吳西明等(2006)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出發，針對美國50個州1981—1997年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于農村地區，稅收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城市地區更有效;而政府的福利性政策則對農村地區發揮的作用更大［16］。克拉克(Clarke，1995)實證分析了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出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負相關的結論［17］。薩曼塔和瑟夫(Samanta＆Cerf，2009)通過轉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政府財政支出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發現收入分配應該作為政府制定財政政策的一個有效工具;和收入分配公平的情況相比，收入差距越大將會導致政府財政支出也越高［18］。徐開云(TsuiKai－yuen，1998)以中國四川和廣東為例，通過分解農村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差距發現和其他轉型中的國家相比，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鄉福利差距的增長速度相對比較穩健，1990年這種不公平程度仍然是低于發達國家;就地區而言，雖然保持一個較快的轉型速度，但是廣東省城鄉差距并沒有增加［19］。張曉波和坎波爾(Zhang＆Kanbur，2005)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教育和醫療支出方面的城鄉差距一直存在，而且這種社會不平等在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陸之間不斷擴大［20］。通過上述文獻的回顧，發現既往學者的研究中在變量上多直接選取財政支出的總量和財政支出結構作為政府財政支出的變量，從整體上系統研究各類財政支出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在分析方法上國內外學者多從橫向層面來考察財政支出和收入差距的關系，忽視了二者之間縱向層面的關系研究。而在結論中，現有研究的結論重點分析了政府財政各類支出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但并沒有比較財政支出結構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和地區差異。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基于時間和地區維度，進一步考察中國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與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邊際創新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從解釋變量的選取上看，本文著重從微觀角度即與城鄉居民生活切實相關的福利性政府財政支出(教育、醫療、社保和財政支農支出)角度考察其和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而現有文獻大多從宏觀角度研究中國財政支出政策、總量或總體結構對于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因此本文是對現有研究的深入和細化。第二，從分析方法上看，本文從縱、橫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在橫向區域差異的研究中本文采用大多數學者的方法，選取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考察了不同區域的福利性財政支出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聯動影響機制，但在縱向時間差異的研究中本文將樣本區間進行分時段處理，運用動態GMM方法考察了不同時間段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這在現有的研究中是沒有的。第三，從研究的結論來看，現有文獻討論的多是一般財政支出結構對其的影響，卻忽視了各類財政支出之間的相互對比，而本文側重福利性財政支出(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財政支農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大小的比較分析。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描述

(一)變量選取本文接下來將采用1998—2012年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從地區和時間維度作為切入點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GMM模型，實證考察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其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如下。1.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GAP)的度量。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的指標眾多，常用的有相對收入差距和絕對收入差距。本文借鑒陸銘和陳釗(2004)［3］等眾多學者的做法，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2.核心解釋變量:福利性財政支出的測度。本文借鑒蘇素的做法，并結合中國分稅制財政體制中財政事權的劃分，將福利性財政支出劃分為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財政支農支出。并以全國各地區財政在教育(EDU)、醫療衛生(MED)、社會保障(SSE)和支農(AGR)方面的支出作為其變量，具體用當年各省上述方面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的占比衡量。由于2007年中國財政支出的統計口徑發生過改變，經分析發現主要集中于“社會保障”與“財政支農支出”兩個方面的統計口徑的改變，而“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的統計口徑變化不大。為了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以及檢驗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對社會保障支出和支農支出的統計口徑進行了處理，具體的處理方法是:2007年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在2007年及以后統一為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1998—2002年財政支農方面支出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農林水利等氣象部門事業費，2003—2006年財政支農方面支出包括農業支出、林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部門事業費，2007年統一為農林水務支出。這樣從縱向來看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各類財政支出數據的穩定性與連續性。除了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因此，為了避免計量檢驗的遺漏偏誤，本文進一步根據相關理論選擇了如下一些控制變量:財政支出規模(VF):即用各省級年度財政支出占當年省GDP的比來表示地方政府的經濟參與度。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一角，而中央政府通常以地方經濟發展作為其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因此地方政府在發展當地經濟，分配財政資源時會偏向于城市地區，農村地區只獲得較少部分的財政資源，這樣，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會隨之增大。因此本文認為地方政府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農村地區從財政支出中獲得的好處反而越小，城鄉差距將會越大。財政分權度(FD):衡量財政分權度的指標較多，本文將采用人均數即省本級人均預算內財政收入占省本級人均預算內支出與中央人均預算內財政支出之和的比重來衡量。陳安平(2009)［8］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財政分權實際上并不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陳工和洪禮陽(2012)［21］在加入財政分權與文教科衛支出和基本建設支出的交互影響作為控制變量后發現財政分權變量與城鄉收入差距呈負相關。對外開放度():等于各省當年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折算的進出口總額占當年地區GDP的比例。對外開放會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和外來資本投入到城鎮地區，相較而言，農村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等政策的限制使得從對外開放中獲得收益遠遠小于城鎮地區。因此本文預期:經濟越開放，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越大。城鎮化水平(URBA):本文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考慮到中國經濟社會政策的特殊性，城鎮化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可能為正:根據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經濟理論，可認為在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下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地區依靠農業生產增加收入，由于土地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農村居民依靠土地增加的收入會逐漸減少，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擴大。但是這種影響也可能為負:對比分析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的幾種渠道，包括戶籍買賣、征地或者就業等可以發現農村居民中較為富裕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性轉為城鎮居民，那么，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就可能會進一步增大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3］。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是用來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本文采用的是對數化的名義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居民的收入高低離不開各地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預期這一變量顯著負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

(二)數據描述本文的樣本為1998—2012年的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基礎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ChinastatisticsYearbooksDatebase)。為確保檢驗結果的顯著性，本文將人均GDP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所示。

三、實證研究結果

(一)地區①效應的靜態分析結果———橫向維度本文考慮到地區環境、資源稟賦、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從靜態角度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地區之間的實證分析，考察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地區差異性。估計結果見表2。結果顯示，Hausman檢驗的P值均小于1%，本文認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進一步分析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首先，從全國層面來看:第一，福利性教育支出、醫療支出和財政支農支出的回歸系數均為負，說明這三類支出比重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教育支出比重的上升能夠從整體上改善城鄉居民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提高勞動者的素質，較高的勞動素質和技能能夠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從而能夠提高勞動者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同樣，政府加大醫療支出的比重能夠改善城鄉居民的身體素質，在一個健康身體的支撐下城鄉居民更能持久地參加工作提高收入水平，同時減少支出，變相增加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財政支農支出的估計結果并不顯著，說明福利性財政支出中支農支出占比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并不明顯，這一結論和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釋是:由于“城市偏向”等經濟和社會政策所致，農村居民所需負擔的教育、醫療和社保支出超過了農民的基本收入，因此通過支農支出增加的農民收入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起到的作用甚微乃至不顯著。第二，福利性社保支出系數為3.2987，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福利性社保支出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是正相關關系。原因是當前農村地區社會保障覆蓋面較窄以及農村居民的社保水平普遍較低，即使從整體上提升福利性社保支出所占的比重，受惠更多的仍將是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將相對花費更多去承擔社會保障支出，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更大。第三，控制變量中，財政分權度(FD)在全國層面上顯著負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說明隨著財政分權度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會減小。這與本文的預期結果相悖，可能的解釋是:財政分權度增加能夠幫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財政經濟資源，財政支持力度的增大可能會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對外開放度()的系數并不顯著，原因可能是東、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別。在三大地區內，由對外開放程度引起的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是各有正負，這種正負作用相互抵消從而使得全國層面的結果并不顯著甚至負相關。城鎮化水平(URBA)和人均GDP的估計結果顯著為正，這與本文預期的結果相一致。其次，基于分地區固定效應回歸的分析。東部地區的福利性政府財政支出中教育、醫療支出占比和城鄉收入差距亦呈負相關關系，而社會保障與財政支農支出占比和城鄉收入差距呈正相關關系。其中的財政支農支出回歸系數為2.6263，并未與全國范圍的估計結果保持一致性。主要的解釋是:一方面東部地區經濟發展重點依托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該類產業所創造的價值，而傳統農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對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相對較小，農民依靠農業生產所帶來的收入已不再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從表2可以看出影響東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性醫療和社保支出，如果政府提高福利性支農支出比重，勢必會擠壓醫療和社保支出占比。綜合來看，雖然增加支農支出給農民在農業生產上帶來更多的優惠，但是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將被用于支付家庭的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所抵消，甚至導致農民的支出大于收入，實際可支配收入減少，城鄉之間收入差增大。東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度()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原因是東部地區經濟產業集中度較高，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競爭力的優勢使得外來資本和投資也越多，將會吸收更多的勞動者參加工作，從而提高收入水平，與開放度不高的中、西部地區居民的收入相比，這種差距將會更大。同時，中、西部地區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福利性社會支出的估計系數都與全國范圍的估計結果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說明中、西部地區的福利性財政支出中教育、醫療和財政支農支出占比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正向的，而社保支出占比對其影響是負向的。從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引起城鄉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支出占比增大，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支出增加1%將會引起收入差距增加3.3632%。綜上所述，對比東、中、西部的回歸結果，有理由認為:福利性財政支出中，醫療支出的增加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有效，福利性教育支出次之，財政支農支出最小;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不僅會擴大全國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同時也拉大了區域內的城鄉收入差距。

(二)時間效應的動態分析結果———縱向維度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從動態角度來考察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時間差異性。考慮到中國財政支出統計口徑在2007年發生調整，因此本文將分為1998—2006、2007—2012、1998—2012三個時段進行分析。結合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推測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具有長期的影響。同時，為了克服基準回歸內生性的問題，本文在回歸方程(1)的基礎上加入城鄉收入差距的滯后一期GAP作為解釋變量。最終，建立如下動態面板回歸方程。由于一階差分GMM估計容易受到弱工具變量的影響而使估計結果有偏，為克服弱工具變量的影響，本文將使用二階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差分廣義矩估計(DIF－GMM)和系統廣義矩估(SYS－GMM)。最終，估計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模型5的DIF－GMM中AR(2)和Sargan均通過檢驗，優于SYS－GMM的估計結果。模型6的兩種估計結果均未通過Sargan檢驗，推測是由于時間t的分布較短引起的，但是從SYS－GMM估計結果來看福利性財政支出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基于此，重點分析模型5中DIF－GMM回歸結果和模型7的回歸結果。首先，從模型5DIF－GMM回歸的結果來看:福利性教育和財政支農支出顯著負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福利性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顯著與城鄉收入差距正相關，其中影響1998—2006年城鄉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財政支農支出。對此的解釋是:根據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在觀測的樣本期間內中國仍然處于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狀態。由于現代工業發展不成熟以及戶籍制度、人口流動政策的制約，導致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并不能完全被吸收，從工業發展中獲得的工資收入也將減少。為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他們必然重新投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中，此時如果政府增加財政支農支出將直接有助于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其次，再看模型7的回歸結果。模型7中DIF－GMM和SYS－GMM的AR(2)和Sargan檢驗值均通過檢驗，說明模型7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并且工具變量選擇是有效的。從DIF－GMM和SYS－GMM的估計結果看，福利性教育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而由財政醫療和支農支出引起的城鄉收入差距變化并不明顯。說明從縱向比較中，引起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性社會教育支出與社會保障支出。比較Sargan檢驗對應的P值，選擇P值更大的SYS－GMM模型分析，估計結果表明:福利性教育支出每增加1%，城鄉收入差距將會隨之減少0.5835%;社會保障支出每增加1%，將會引起城鄉收入差距增加0.8181%，醫療和財政支農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各有正負，但是其結果并不顯著。對比表2發現，福利性醫療支出在區域和時間層面的估計結果并不穩健，說明財政醫療支出主要是通過區域差異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而由時間差異引起的影響相對較小。可能的原因是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各地政府財力和資源的懸殊和長期以來的“城市偏向”的經濟社會政策導致政府在對醫療資源的分配上更多傾向城鎮，而醫療資源的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分配不均是在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總體來看，在本文可觀測的樣本區間內，綜合區域和時間差異實證分析結果可以認為:福利性政府支出中教育和社保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顯著，并且在縱、橫兩個層面均表現得十分穩健。財政醫療支出只在區域層面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十分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財政支農支出的估計結果雖然各有正負，但是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顯。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財政支出結構不僅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也是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毋庸置疑，不同項目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各異。其中，福利性社會支出和居民的生活直接相關，對于提高居民收入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支出狀況和結構也直接影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中國1998—2012年的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從地區和時間層面作為切入點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GMM模型，實證考察了福利性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福利性財政支出在不同的時間和區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表現出較大差異性。具體來講:首先，財政教育支出增加會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對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擴大作用，醫療和財政支農支出隨著時間和區域的不同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各有正負作用;其次，教育和社會保障兩項福利性財政支出占比均在縱橫兩個層面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更大，醫療支出次之，財政支農支出最小。根據上述結論，本文的政策建議是直觀的。首先，政府應該傾向于提高教育財政支出總體水平;同時，優化財政教育支出結構，尤其是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基礎設施的投資，改善財政教育支出地區間不平衡現象。另一方面，針對城鄉不同教育群體，政府要加大進城務工的民工的教育資源投入，通過民工素質的提高，以減少支出，增加收入，提高教育投資的效率。其次，平衡城鄉之間的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居民的低保水平，完善養老保險機制，讓社保福利能真正受惠于農村居民，實現社會保障服務均等化。最后，從地區效應分析的結果來看政府應該提高對農村居民的醫療和支農支出水平的重視，重點解決農村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擴大醫療救助范圍，讓醫療救助在保障困難群眾基本醫療權益中發揮其基礎性作用。支農方面應該給予農業生產一定的政策和技術支持，幫助農民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業生產收入在農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配合戶籍改革，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到城市里面去。既有利于緩解“人口紅利減少”的矛盾，又有利于減少農業人口，縮小城鄉差距。

作者：劉呂吉 張鳳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