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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1．1變量選擇

選取了改革開放以來自1978－2010年33年間農村發展情況及中國財政支農的相關數據，其中用表示農村發展情況的農業總產值y1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y2作為輸出指標;用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作為輸入指標。農業總產值是指以貨幣表現的農、林、牧、漁業全部產品的總量，它反映一定時期內農業生產總規模和總成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農村住戶當年從各個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反映的是一個地區或一個農戶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財政支農支出是政府通過財政作為杠桿以支持農業生產和發展為目的而實施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財政資金投入。改革開放以來，從1978－2006年，我國的財政支農支出的內容結構一直保持不變，主要項目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3項費用支出和農村救濟費。從2007年起，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因報表制度調整，口徑與往年不同，對項目進行了調整，主要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糧食、農資、良種、農機具四項補貼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支出這3個項目。

1．2數據說明

從1996－200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選擇了1978－2006年之間的原始數據，從2011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選取了2007－2010年的原始數據。為了使不同時期的數據具有可比性，對原始數據做了處理:利用各年的物價指數將所有年份的數據換算成以1978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的數據。

2實證分析

2．1財政支農資金綜合效率分析

綜合效率有效表明其投入和產出處于最佳狀態，而且不存在“超量”投入或者“虧量”產出［5］。由表1可知，從綜合效率來看，1985、1994－1997、2000、2002和2007年這5個時期8個年份的效率最高，達到了1。其余的年份，其中在1978－1984年效率一直處于平穩上升的狀態:由1978年的0．47上升到了1984年的0．97，上升幅度較大;1986－1993年資金的綜合效率在處于小幅波動的狀態:波峰為1988年的0．96，波谷為1991年的0．79，波幅為0．17;1998、1999和2001年的綜合效率雖沒達到1，但是也都在0．9以上;2003－2006年的綜合效率在0．5～0．64之間波動，較之往年有很大的降幅，且存在明顯的下降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在模型上沒能達到有效的農業產出。自2003年開始，政府開始加大對農業各項支出的投資力度，意在擺脫“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歷史境況。在農業投資易于迅猛增長而農業技術必須逐步提高的現實下，農業規模會顯示出規模過大的結果。通過一定的時間來將農業投資轉化為農業技術存量后，農業規模與技術達到有效匹配，惠農政策才能完全體現出它對農業崛起的巨大支援力度，2007年綜合效率恢復到有效水平即印證了這種觀點。2008－2010年綜合效率下降的原因與前述情況類似，在總投資不變的條件下，政府應當優化財政支農的結構，在農業科技支出上適當增加比重，以實現科技帶動農業進步的目標。

2．2財政支農資金純技術效率分析

從純技術效率來看，在分析的33年中，1978、1980－1982、1984－1985、1988、1994－2000、2002年和2004－2010年這22年的效率都達到了1，即這些年的純技術效率達到了完全有效。在沒有達到完全有效的年份中，除了1979和1991年外，其余各年的純技術效率均在0．9以上，這表明在現有的投入規模和社會經濟條件下，財政支農的各項投資比例大致相同，在目前看來，這種比例是長期有效的，表現在資金得到了良好的利用，體現了較好的生產狀態。

2．3財政支農資金規模效率分析

規模效率表示的是各年的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收益情況。這是我國農業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國農業長期處在以家庭為單元的小型生產模式中，距離實現發達國家中農業機械化、產業化的高效率生產方式還比較遙遠。因此，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在我國農業科技落后時表現出了強勁的生命力，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的勞動力，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隨著農業科技存量的不斷增加，這種農業生產關系已經表現出了頹勢，農業規模從過小到有效再到過大即證明了這一點。根據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逐年的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只要規模效率達到有效，綜合效率就是有效的;而有14個年份的純技術效率有效而規模效率無效，從而是綜合效率無效，所以導致綜合效率不能達到完全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規模效率的無效率。財政支農資金的絕對規模雖然逐年增加，但是通過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來衡量，財政支農資金的相對規模是呈下降趨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財政支農資金的管理體制效率較低有關。因財政支農資金管理的多環節和資金投放的多重去向而發生資金非農化、挪用和浪費等現象，從而使得整個國家的財政支農資金的綜合效率無效率。

2．4投入產出的投影分析

如果某年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純技術效率為1，而規模效率小于1時，說明當年的綜合效率沒有達到有效，是因為其規模和投入、產出不相匹配，需要增加規模或減少規模。對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小于1的年份來說，應該可以通過減少當年的財政支農支出或者增加農業總產值、農村人均純收入來提高綜合效率。對純技術效率小于1且規模效率也小于1的1979、1983、1986、1987、1989－1993、2001年和2003年這11年的投入產出的投影值進行分析，從研究這些年份應如何調整投入或者產出中得到提高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率和合理調整財政支農結構的啟示投影值與實際值不同則說明這方面的投入或產出存在冗余，投影值大于實際值說明相應的投入或產出可以增加;投影值小于實際值說明相應的投入或產出可以減少。表2中的數據顯示，在產出方面，這11年均可將當年的農業總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說明這些年的財政支農的資金使用存在較大的問題，不能合理的利用財政支農的資金。在投入方面，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科技3項費用這兩個項目冗余的想象很嚴重: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在這11年中每年都有冗余，農業科技3項費用在這11年中有8年都出現了冗余。而支農支出和農村救濟費都只有1年出現了冗余現象。在投入方面的投影分析顯示出了我國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不高的內部支出結構原因。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科技3項費用這兩個項目中的浪費很嚴重，不能合理地利用這兩項的資金，資金使用效率較低，對這兩項的重視程度不高;而對支農支出和農村救濟費這兩項的資金基本已能充分合理地利用了。所以想要提高我國財政支農的資金利用效率，應著重提高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科技3項費用這兩項的使用效率，若不能及時提高使用效率可適當放緩這兩項的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以避免不必要地浪費。因2007年起我國對財政支農的支出結構進行了調整，調整后的幾年暫時還沒出現冗余的情況，財政支農的支出結構中已沒有單獨的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科技3項費用這兩個項目，但是仍需對這兩項目的使用情況加以重視。

3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我國1978－2010年的財政支農資金的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進行分析，進而對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均小于1的11個年份的投入產出的投影值進行測度，最后得結論及建議:

(1)財政支農資金規模效率波動頻繁是目前制約財政支農資金綜合有效的主要因素。在所分析的33年中，我國的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綜合效率只有8年是完全有效，大部分年份都不是完全有效的。相比之下，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純技術效率有22年是完全有效的，而規模效率只有8年是有效的，說明導致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效率較低的主要原因是規模效率的無效。造成規模效率無效最根本原因是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其發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財政政策的支持，這使得財政支農各項支出的微小變動都可以對農業生產規模造成遞增或遞減的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決定對農業進行扶持時，要加強宏觀調控，首要任務應當是為農業大發展創造必要的發展環境和條件，適當加大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支出力度，保證農業健康、穩步的成長。

(2)現行的農業基本生產模式在改革開放前期階段顯示出強大的生產活力，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完全釋放效能，在目前及未來時期里，將逐步顯現出一定的制約作用。在財政支農資金規模效率的演化過程中，可以看出規模效率經歷了一個由支農資金規模過小到有效再到過大的過程，截至到目前，這種財政支農資金規模過大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對于這種情況，部分原因是由于財政支農的各項支出分配不甚合理(例如文中得出農村基本建設支出的力度存在缺失)，更多的原因是由于農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適配問題所造成的。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的小型農業生產模式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當時非常有限的財政支農資金援助下，農業仍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在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強大的今天，農業的科技成果和基礎建設有了較大改善，加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惠農政策，使得農業迎來了新一輪大發展的機遇。但家庭聯產承包制不能完全適應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需要，單個農業家庭無力擔負起大規模、集約化的農業生產，這就浪費了惠農政策對農業的巨大效益，造成財政支農規模過大的現象。

(3)政府正在加快腳步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財政支農政策將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表1數據顯示，自2003年至今，財政支農資金的規模效率波動次數頻繁且幅度較大，這表示政府財政在有力扶持農業的發展，力求改變目前的農業面貌。在經歷三十余年的改革成果積淀，政府財政已經有能力為農業改革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保障，放眼國內外的經濟生產大環境，我國農業也確實處在戰略調整的機遇期里。但政府在加強農業基礎條件建設，專注于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到農民再就業的問題，我國農業人口基數龐大，農業現代化、產業化后必將導致大量的農民失業，在解決這一問題之前，農業大發展的步調應當是適時的、適當的前進，以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利用deap2．1軟件對分別1978－2006及2007－2010年逐年的數據進行DEA模型中的VRS分析。

作者：李琳單位：重慶工商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