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風險投資IPO市場效應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風險投資異質性對市場效應的影響

關于風險投資異質性對市場效應產生的差異，主要是從利益約束機制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根據資本背景屬性，可以將我國的風險投資劃分為政府背景風險投資和非政府背景風險投資。政府背景風險投資，是指其資本主要來自于各級政府、國有獨資企業等。由于風險投資對企業研發的投入能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各國政府不僅為風險投資的發展提供外部環境，還直接投資于風險投資領域，從而形成了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一般來說，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不以獲得投資收益為唯一目的，它們更關注產業升級、就業增加和經濟發展。因此，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一般不會過多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中，而更多的是起引導和示范作用。而且，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的管理人員多由政府委派，他們投資經驗不豐富，往往不擅長于企業經營管理，因此深入企業的程度有限，從而對其投資企業的認證和監督作用較差。非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外資、民營企業以及個人投資者。由于他們具有強烈的市場利益動機，他們會加強對所投資企業的認證和監督。風險投資的經營組織形式主要可分為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三種組織形式。有限合伙制(簡稱LP)，是指在有一個以上的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的基礎上，允許更多的投資人承擔有限責任的經營。有限合伙企業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組成，普通合伙人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責任。

有限合伙制通過約束與激勵機制，很好地規定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權利和義務，通過高于其出資的回報比例來激勵風險投資家介入到企業的管理中，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而承擔無限責任的規定則約束了風險投資家的投資決定，減少了投資失敗的風險，使他們在選擇投資企業的時候具有更強的風險與監管意識。2007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的實施，有限合伙制作為一種風險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在我國已經合法化。Sahlman認為，有限合伙制的契約通常會包含一些限制風險投資家行為的內容，風險投資家在契約中負有對投資者信息披露的義務，以實現對投資者進行保護的目的。Black和Gilson的研究表明，有限合伙制在解決信息不對稱方面具有優勢，并且指出成功的首次公開發行成為反映投資家能力的一個信號，首次公開發行也成為投資家與資本提供者之間的信號傳遞機制。有限合伙制是在國外運用得比較成功的一種風險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是有效解決風險投資運營機制中“雙重委托問題”的組織形式。

如果有限合伙制能有效解決“雙重委托問題”，那么風險投資家就應該以有限合伙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來行事。基于風險投資的“認證效應”和“監督效應”理論，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會確定更高的發行價格，從而降低抑價率。根據上文的分析，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由于利益約束機制更差，從而會降低“認證效應”和“監督效應”，降低發行價格，提高抑價率;而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由于利益約束機制更強，因而會提高“認證效應”和“監督效應”，提高發行價格，降低抑價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設。H1:與非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相比，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會確定較低的發行價格，從而造成更高的抑價率。H2:與非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相比，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會確定較高的發行價格，從而造成更低的抑價率。

二、實證分析

利用2009—2012年深交所創業板的數據，對風險資本異質性對企業ipo過程中的定價和抑價產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所選的樣本數據，主要來自于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的創業板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公告書》及《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招股說明書》中所披露的各種信息，以及聚源數據庫、投中集團CV-Source數據庫和ZBD清科數據庫。2009年10月至2012年年底，共有207家VC－backed企業登陸深圳創業板(剔除掉萬福生科(300268)這個樣本)。

(一)發行市盈率的多元回歸

具體各變量為:

(1)創業板市盈率(GEBPE)，反映已上市公司股票的平均價格。

(2)IPO前三年凈利潤復合增長率(CAGRNP)，反映上市公司的成長性。

(3)銷售毛利率(GPM)，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4)風險資本在所投企業中的家數(QVC)。發行公司股東中風險投資的個數越多，說明公司的發展潛力越好，而企業的發展潛力越大，市場對其的估值就越高，從而發行市盈率也就越高。

(5)是否屬于有限合伙制(LP)。虛擬變量，如果IPO前入股創業板上市企業的所有風險投資機構中，至少有一家是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組織形式就取值為1，如果沒有就取值為0。如果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機構具有更好的制度優勢，以風險投資機構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最大化為行為方式，那么應該在確保發行成功的基礎上極可能制定更高的發行價格。

(6)是否具有政府資本背景(SOCB)。虛擬變量，如果IPO前入股創業板上市企業的所有風險投資機構中，至少有一家屬于政府資本背景的就取值為1，如果沒有就取值為0。如果從所投企業上市后獲利的角度來考慮，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的利益機制偏弱，可能會確定偏低的發行價格。

(7)主承銷商聲譽(Underwriter)。借鑒Megginson和Weiss提出的根據承銷商在證券承銷市場中的份額，作為衡量承銷商聲譽的標準，由主承銷商2009—2012年的承銷市場份額來確定。

(8)會計師事務所聲譽(Accounting)，按照會計師事務所2009—2012年的參與承銷業務的市場份額來確定。

(9)律師事務所聲譽(Law)，按照律師事務所2009—2012年的參與承銷業務的市場份額來確定。顯示了發行市盈率的回歸結果。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對創業板企業的一級市場定價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個結果否定了H1假設;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機構對創業板企業的一級市場定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個結果與H2假設一致。

(二)抑價率的多元回歸

關于變量的說明:(1)首日抑價(Underprice)，采用未剔除大盤影響的抑價率。(2)創業板平均市盈率(GEBPE)。投資者在二級市場對個股的投資熱情會受到整個市場投資情緒的影響，一般而言，創業板平均市盈率越高，新股抑價的水平就越高。(3)是否屬于新交易制度(Trading)，虛擬變量，以2012年3月7日為新舊交易制度的分割點。按照正常的邏輯，新交易制度應該會降低新股的抑價，即新交易制度與新股抑價呈反相關關系。(4)發行規模的自然對數(LNsize)。發行規模=發行量×發行價格，公司的發行規模越大，新股的抑價水平越低。(5)攤薄后的發行市盈率(IPE)。一般而言，新股的發行市盈率越高，其上市后的抑價幅度將越小。(6)網上申購中簽率(ARO)，主要反映投資者對新股的需求狀況。(7)首日上市流通股比例(RCS)。首日上市比例越高，那么，在發行數量不變的前提下，市場上可流通的股票將越多，因此新股的抑價幅度將越小。(8)首日換手率(Turnover)，主要用于反映新股在二級市場的交易狀況。

一般來說，新股上市首日的漲幅越大，新股的換手率也越高。(9)主承銷商聲譽(Underwriter)。Booth和Smith認為，承銷商的聲譽越高，其所承銷的新股的抑價水平將比低聲譽的承銷商所承銷的新股抑價水平低。(10)凈利潤復合增長率(CAGRNP)，選取發行前三年的凈利潤復合增長率代表公司的成長性。(11)銷售毛利率(GPM)，選取發行前一年的銷售毛利率代表公司的業務能力，銷售毛利率越高，公司的內在價值也就越高，在二級市場有效的前提下，銷售毛利率與新股抑價之間呈正向關系。(12)資產負債率(DAR)，選取上市前一年的資產負債率代表企業的財務風險。(13)是否具有政府資本背景(SOCB)。虛擬變量，如果IPO前入股企業的所有風險投資機構中至少有一家是政府資本背景的就取值為1，如果沒有就取值為0。(14)是否有限合伙制(LP)。虛擬變量，如果IPO前入股企業的所有風險投資機構中至少有一家是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組織形式就取值為1，如果沒有就取值為0。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機構，比公司制的風險投資機構具有更強的利益機制。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有政府資本背景的VC－backed企業，抑價率更低，這個結果否定了H1假設;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機構對VC－backed企業抑價率的影響不顯著。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創業板有風險投資支持的207家上市企業做的實證檢驗發現:風險投資的異質性能顯著影響認證效應和監督效應。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能顯著提高企業在一級市場的發行市盈率，并顯著降低二級市場的抑價率;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機構，也能顯著提高企業在一級市場的發行市盈率，但對二級市場抑價率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以上結論可能的解釋為:第一，我國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時間較長，經驗更豐富，經濟實力更強，對所投企業的IPO過程，能較好地發揮“認證監督效應”。在我國，第一批風險投資機構就是由各級政府出資設立的，比如國內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還有北京創投、上海創投、蘇州高新投、深圳創投等。相比而言，國內的民營風險投資機構的成長時間還不夠長，資本相對更少。第二，國內絕大部分證券公司都具有政府背景，同樣的背景使得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與主承銷商的合作時間更長，合作機會更多，更有利于風險投資發揮“認證監督效應”。第三，目前，在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中，真正充當引導資本角色的非常少，大部分機構風險投資的利益激勵機制與有民營和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是近似的。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企業對抑價率的影響不顯著，主要是因為有限合伙制在我國合法化的時間還不長，有限合伙制的優勢還不明顯。所以目前采用了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還不能對新股首日抑價率產生顯著的影響。基于本研究的結論，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鼓勵和規范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風險投資不僅可以給企業帶來持續的發展資金，而且能夠分擔企業發展中的風險，給企業帶來更優化的股權結構以及更多的管理經驗。因此，相關管理部門應鼓勵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行業的積極發展，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規范行業發展，特別是在風險投資的經營組織形式和資金來源方面，建立有利于有限合伙制的稅收制度。

其次，鼓勵風險投資的多渠道資金來源，培育風險投資家市場。由于風險投資的高風險屬性，以及雙重屬性，政府不應該成為風險投資的運作主體，而應鼓勵民營資本和海外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政府可以為風險投資提供相關的教育培訓、信息或技術服務、投資補貼等，這些外在激勵機制也能增大創業企業的成功概率。風險投資家是風險投資的靈魂，但我國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風險投資家市場，有政府資本背景的風險投資公司經理不是通過風險投資家市場來配置，而是通過行政任命或推薦產生，聲譽等市場信號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此，必須培育我國的風險投資家市場，形成一種公正的、有競爭性的風險投資家篩選淘汰機制。

最后，嚴打創業板資本市場過度投機行為，繼續探索新股交易制度，降低IPO抑價水平。創業板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由于創業板的發行制度和交易制度還不完善，進而導致首日IPO抑價率過高。因此，要對一級市場定價采取更加合理的政策，規范、完善和引導創業板二級市場的交易，通過降低創業板IPO抑價水平，擴大有利于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的平臺，創造有利于風險投資的退出平臺，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推動科技創新。

作者：朱暉單位：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