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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算模型和數據使用說明

(一)測算模型

1.測算基尼系數的模型說明。本文將采用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分配狀況的主要指標，采用非等分組的基尼系數計算法，主要原因是本文將按家庭人均收入對收入等級進行分類，將每戶家庭作為一個組，由于家庭人口數的差異，數據并未按照等分組的形式出現，因此，采用非等分組的基尼系數計算法將使結果更加精確。

2.基尼系數按收入來源進行分解。本文將采用對組數據將基尼系數按收入來源進行分解的方法以分析各收入來源對基尼系數的影響方向。

(二)數據來源

本文大部分數據(除非做特別說明)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0)》整理得出，少部分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不包括轉移性收入，因此，原始樣本中剔除了農村居民和以離退休收入或養老金收入等轉移性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城鎮家庭，樣本中包括4938個家庭，總調查人口為18765個。為了準確地衡量各分類收入的差距和個人所得稅對其的調節效應，本文在計算各分類收入的基尼系數時，是將各分類收入進行排序得出的基尼系數值，在統計各收入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情況時，將居民進行分層的依據是人均總收入。

(三)測算方法

在對個人所得稅再分配效應進行定量測算時，是通過稅前稅后的基尼系數對比以反映其效果。在本文所選取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原始數據中，缺少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實際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額，因此，筆者將在樣本實際收入的基礎上，根據2010年稅率表和計算方法，測算出理論上各項收入應該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額。對于工資性收入，本文將每個人稅前年收入換算成平均月收入，扣除生計費用2000元/月和三險一金后得到應納稅所得額，再依據稅率表計算出應納稅額;對于經營性收入，本文假定經營性收入由家庭工作人口平均獲得，因此，將經營性凈收入除以家庭工作人口后獲得用以作為稅基的經營性凈收入;對于財產性收入，本文采取“最大征收原則”的手法，得到個人所得稅調節作用的最大值。“最大征收原則”是指由于數據源的限制，為了定量分析個人所得稅對財產性收入的征收情況，按照最大征收原則，舍去稅法對于一些財產性收入征收的特殊規定或減免措施，從而得到一個虛擬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上限值。為了盡可能地保持數據的準確性，本文只有當適用不同稅率的收入無法區分時，采用較大的稅率。因此，本文賦予其他金融投資產品零稅率，房屋租金收入10%的稅率，股票收益、其他財產性收入和債券收益中的企業債券收益20%的稅率，債券收益中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收益、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其他金融產品收益免稅。

二、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分析

(一)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

我國個人所得稅縮小了城鎮居民的整體收入差距，發揮著積極的再分配效應;表2顯示城鎮居民中10%最高收入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個人所得稅總稅額的80%左右。雖然理論數據顯示個人所得稅使得基尼系數產生了4.91%的變化，但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作用非常明顯，政策效應達到了7%左右，在21世紀的最初10年，政策效應約為4%;而英國的個人所得稅對收入的調節分配作用最為強勁，2003—2009年，基尼系數變動幅度均大于9%，在2005年達到最大為10.53%。相比之下，我國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作用效果一般，并且由于征管水平因素的影響，實際效果將會弱于理論效應。但我國10%最高收入階層的平均稅率為16.16%，一部分原因是適用45%稅率的居民較少，另一部分原因是分類稅制導致來源不同的收入適用不同的稅率和計算方法，從而降低了累計稅率作用的發揮。因此，我國個人所得稅發揮積極的再分配效應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二)按城鎮居民收入來源對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

1.工資性收入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在工資性收入方面，個人所得稅發揮著較好的正向調節作用。根據表4，最高收入的兩個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超過了個人所得稅總額的90%，間接地反映了工資性收入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功能效果。工資性收入個人所得稅具有較好的累進性，10%最低收入戶的該項稅負為0，從10%高收入戶開始，平均稅率成倍增長，10%最高收入戶的平均稅率達到了15.32%，但我國工資性收入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這反映出即使是10%最高收入戶，能適用45%稅率等級的居民比例都很少，因此，在現階段的收入分配狀況下，45%稅率的作用有限。

2.經營收入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經營性收入的差距雖然是城鎮居民三類收入中差距最小的，但仍然超過了0.4的基尼系數警戒線，因此，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功能對工資性收入具有重要意義。由基尼系數的變化可以看出，對城鎮居民的經營性收入，我國個人所得稅發揮著較好的正向調節作用。經營性收入個人所得稅主要由10%最高收入戶承擔，平均稅率為22.64%。稅率的累進作用較明顯，10%最高收入戶的平均稅率達到了22.64%。但是對比各收入階層的平均稅率可以發現，并非收入等級高，平均稅率就高，因為收入等級較低的家庭可能經營性收入較高，從而適用較高的稅率，如10%中等收入戶的平均稅率低于10%中等偏下收入戶，10%較高收入戶的平均稅率低于10%中等偏上收入戶。所以，城鎮居民的收入結構也影響著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的發揮。

3.財產性收入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比較。對于財產性收入實行的是比例稅率，理論上講，比例稅率不具備累進稅率一樣有效的再分配功能。在我國目前的財產性收入分配狀況下，財產性收入的個人所得稅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發揮著較小的正向調節作用，基尼系數的變化幅度為1.27%。從平均稅率來看，最高為16.45%。對于財產性收入，適用比例稅率20%。但是，財產性收入中存在很多享受稅收優惠的項目:有暫免征收的項目，如存款利息、投資基金買賣價差或分紅;對于房屋租金和從我國上市公司取得的利息、股利、紅利所得，目前實行的是10%的優惠稅率;對于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理財產品和券商理財產品，卻一直缺乏相關政策規定，各地普遍也沒有對其征稅。因此，這些稅收優惠使實際稅率小于20%。對比各階層的平均稅率，總體趨勢是隨著收入的上升，平均稅率增加，但財產性收入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比例稅率，這說明低收入階層中享受稅收優惠的項目較多，從這個角度來說，部分優惠政策所帶來的低稅率加強了財產性收入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作用。

三、結論

1.個人所得稅發揮了積極的再分配效應，對經營性收入的作用最明顯。從基尼系數的變動方向和幅度看，不論是對城鎮居民總收入，還是對各項分類收入，個人所得稅均發揮了一定的正向調節作用。但是，分項測算后發現，其對經營性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最明顯，對財產性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最弱。

2.稅率體現出稅制的不公平，反映出稅收負擔受收入結構的影響。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各收入階層的總稅負并不總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上升，總體收入較高的階層的平均稅率并不總是高于總體收入較低的階層，10%最低收入戶的平均稅率高于10%低收入戶，反映出了在目前分類稅制下，從總收入角度來說，沒有體現出量能課稅的原則，公平性受到了影響。分項測算時，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也呈現出此種情況，因為各收入階層經營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有差異。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結構影響著其稅收負擔。

3.財產性收入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并非一定隨著稅率的上升而增強。各階層財產性收入的平均稅率顯示，財產性收入的稅率體現出了較弱累進性，但這種累進稅并非由于設計的累進結構，而是對于財產性收入國家出臺了的部分優惠政策，低收入戶受益較多，降低低收入者的稅負促進了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所以，并非稅率越高，調節作用越強。根據表9，10%最高收入戶的其他財產性收入占總財產性收入的比重最大，達到了57.55%，其次是房屋租金，而其他收入階層，主要的財產性收入是房屋租金。由于各收入階層財產性收入內部結構存在著較大差異，各類財產性收入的稅率將對調節作用產生不同的影響。根據線性規劃的最優稅率解，房屋租金收入稅率沒有達到使基尼系數最小化的稅率，債券利息收入中包含的國債利息和政府債券利息均屬于免稅收入，但是根據求解結論，最優的債券利息稅率是20%，因此，現行的財產性稅率并沒有使個人所得稅在既定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調節作用。遞減梯度的符號顯示出了自變量與目標函數的關系，當遞減梯度為正時，兩者同方向變動，當遞減梯度為負時，兩者反方向變動;當遞減梯度為0時，兩者不相關。股票差價或分紅收益、其他財產性收入和債券利息的稅率上升，稅后基尼系數下降，從而稅前稅后基尼系數變動幅度增大，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效應增強;對于其他幾類財產性收入，稅率的上升導致稅后基尼系數的上升。（本文來自于《中央財經大學學報》雜志。《中央財經大學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梁俊嬌何曉單位：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普華會計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