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風險成本控制

“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少數民族家庭供養(yǎng)學生需要投入的全部費用”，而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則是一種需要投入智力性的生產行為，兩者的核心區(qū)別是權利與收益的差異，即教育支出是保障少數民族受教育權利，教育投資要的是實現預期收益，并且一旦將少數民族教育投資的對象從政府、學校、社會機構變?yōu)椤凹彝ァ北惝a生了特別的意義，例如機會成本。無論是少數民族社會還是主流城市社群，如果教育投資主體是政府、學校或者社會機構，它們的機會成本差別并不明顯，但少數民族個體家庭教育的機會成本則涉及到教育公平問題，簡單地說，“城市家庭教育的機會成本在廣義上等同于教育間接支出”，但少數民族家庭教育的機會成本則相對較高，間接成本投入過大。特別是在大工業(yè)時代與科技社會，“越是優(yōu)秀的教育資源越會加速替代身份、血統、種族等先賦性因素”，教育本身所具備的社會分層功能也就越加突出，盡管國家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并提供了諸多優(yōu)惠政策，但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馬太效應”。2011~2013年我國少數民族高等教育生源調查報告顯示，投資高等教育的少數民族家庭正在逐年減少，原因在于少數民族家庭教育的風險成本控制無法通過解決教育公平問題得以實現。這里面似乎出現了一個矛盾，一方面由于教育不公平產生機會成本的不對等，另一方面解決教育不公平卻無法實現成本控制，這看上去很矛盾，但事實正是如此，究其根本“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風險成本是出在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先行者的資源占有性”，請問社會資源的有限性能夠通過教育公平解決嗎？又怎樣才能做到“先行者”主動讓出資源？有沒有考慮到教育競爭發(fā)生的客觀條件關系到教育投資成本的實際收益，足以成為評估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能力的核心因素。另外，少數民族家庭教育的風險成本控制還要考慮人力資本存在的負面影響，例如少數民族家庭青壯年的教育基金增多會不會導致老年人贍養(yǎng)支出的減少？以西北農村少數民族家庭為例，2003年到2013年10年間西北農村少數民族養(yǎng)老保險金額交納比例與西北少數民族高等教育入學率成反比，如果說是少數民族養(yǎng)老體系的難以覆蓋造成少數民族家庭教育資本的流失，那么健全養(yǎng)老體系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事實上困擾中國少數民族地區(qū)（尤其是農村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并不是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的改革，而是無法跟上少數民族社會老齡化的步伐，“未富先老”的尷尬處境成為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能力的灰色系數。

因此從風險成本控制上來說，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前景還有賴于整體教育經濟環(huán)境的提升，至少在高等教育這一塊，少數民族教育的成本分擔與補償系統必不可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斯頓指出，“高等教育是既有投資又有收益的事業(yè)，各種成本支出應由學生家長、納稅群體、政府機構以及社會慈善機構共同承擔”，近幾年來我國少數民族教育研究領域數次出現過對教育成本分擔的探討，但筆者認為針對少數民族學生個體的民間資助提升到行政決策的高度還為時過早，一來我國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需求系統比較復雜，二來對于貧困少數民族地區(qū)而言，家庭教育投資政策形成虛設，用民族教育學家覃彩鑾的話說“少數民族教育的每一次大跨步都建立在社會生產模式的更新之上”，2011年瑤族居民農戶全面開展副業(yè)生產的時候，大批瑤族家庭自費學習養(yǎng)殖技術、漁網編織、圈舍制式方法，這里面沒有一絲一毫的政府財政支持，卻創(chuàng)造了瑤族家庭教育投資的高峰，同期瑤族學生外地就業(yè)率也達到歷史新高，因此社會成本分擔并不是“及時雨”，可以多考慮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補償系統的完善，例如盡可能地規(guī)避社會老齡化現象對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能力的負面影響，所謂“補償系統”并不見得是直接的經費支持，少數民族社會的養(yǎng)老保險體系就性質而言是一種救濟制度，通過救濟來填補空缺不如主動創(chuàng)造老年市場的合法謀利機制，例如藏族伊斯蘭教民間歌舞團即是為老年人集資的商業(yè)化單位，無論是教育還是養(yǎng)老都需要通過加深社會資源流通的互補性來尋找有效的補償系統。

二、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子女社會化問題

教育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社會化的途徑，“社會化的理想成果是讓處于特定環(huán)境中的個體更好地適應社會”，然而少數民族教育還面臨著一個重要課題，即解決少數民族社會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那么這與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有何關系呢？社會學家鄭也夫認為，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行為影響著少數民族勞動力個體的社會化方向，原因在于少數民族所處的文化系統往往與教育投資所處的社會系統相互抵觸，從而導致子女社會化的人格系統無法兼容，最明顯的即是那些宗教文化背景濃郁的少數民族家庭，例如西雙版納地區(qū)的傣族家庭，他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受到南傳上座部佛教生活方式的習染，甚至一些學生到學校接受教育之前已經接受過嚴格的寺廟教育培訓，對傣族學生來說佛寺學校與佛爺老師、經書課本與和尚學生是最自然不過的現象，這種文化管理體制下的學生參與社會大生產協作將遇到更多沖突，因為其勞動力的轉移將面臨著兩個甚至多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系統，究其是向哪個“社會”轉移成為一些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潛隱性障礙。國內一些研究文獻認為這并不是問題，因為無論是參與哪個社會系統都能夠達到少數民族子女社會化的目的，這個觀點的錯誤在于沒有將少數民族學校教育與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區(qū)分開來，這里談到的所有教育投資活動都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少數民族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少數民族原初性社會形態(tài)無法容納少數民族家庭生產的社會化延伸，需要文化資源與經濟資源的重新整合，這里面必然包括了不同社會系統接觸、融通甚至排斥的過程，因此在我國少數民族現行社會經濟增長的預測報告中才會提到“人口結構轉變”的概念，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必然帶來少數民族人口結構的轉變，那些具有良好社會化能力的學生將被更廣闊的人際共同體所接收，社會化能力欠缺的學生自動地退回到原生性社會系統中去，這是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必須面對的結果，對此筆者建議將子女社會化目標納入少數民族家庭教育的投資能力評估系統，用以提升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的社會化意識，具體表現為投資者對家庭社會系統、文化系統以及子女人格系統的綜合考慮。第一，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是否參考了家庭資源的占有狀況，教育再生學派認為：“任何教育都在暗中要求學生具有一些它們不能提供的東西”，例如從語言和文化能力的近親關系來看，維吾爾族人適合學習土耳其語言、朝鮮族人適合學習韓語、傣族人則適合學習印度語。第二，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是否容括了家庭文化價值觀念，例如藏族宗教家庭熏陶下的學生往往具備在醫(yī)藥、歷法、倫理道德、法律典籍、宗教歷史學等領域的心智發(fā)展趨向，其家庭教育投資行為最好保持前后文化選擇的一致性。第三，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是否有助于子女的身份認同，例如傳統回族穆斯林家庭女孩子不喜拋頭露面，但古蘭經明確規(guī)定“求知是每一個穆斯林男女的神圣天職”，現代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行為還蘊含著幫助子女建立和諧自我認知的責任。綜上可見，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行為既與民族文化傳承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又必將順應社會發(fā)展的多元一體格局，只有“當少數民族家庭教育投資決策具備社會系統、文化系統與人格系統的最低限度支持”，少數民族家庭子女的社會角色習得才會順利促使教育價值的內化，從而實現家庭教育投資的核心收益。

作者：吳珍珠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