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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幾年增值稅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這給增值稅納稅籌劃帶來了新的機遇。本文分析了增值稅納稅籌劃的具體思路和方法，并且運用一定的案例對上述思路方法進行證明，根據公式歸納出通用的規律，同時對營改增后出臺的政策進行研究分析，并且對于其未來的發展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增值稅；納稅籌劃；營改增

一、緒論

近幾年來，增值稅發生了較大的變革，與增值稅相關法律條文也不斷完善。2016年5月1日推出的全面“營改增”，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消除了重復征稅，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由于增值稅在企業的稅負中占比最大，做好增值稅稅務籌劃工作可以直接減少流出企業的現金，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國家對于增值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給增值稅的納稅籌劃提供了很大的籌劃空間；此外，由于稅率的降低，也使得企業的長期合同出現了許多問題，給增值稅納稅籌劃帶來新問題，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二、營改增后增值稅納稅籌劃的方法

（一）進項稅額的納稅籌劃國家稅務總局在2018年出臺了一項新政策，即2018年12月31日前，一般納稅人可以轉換為小規模納稅人，一般納稅人企業購買物資時將面對更多的小規模納稅人。如何在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之間選擇供應商就成為一個現實問題。下面將從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角度對企業的購貨對象如何選擇進行分析。假設本企業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上游供應商A為小規模納稅人，可以開具3%的專票，含稅價格為G1，此時的現金流出量為F1，企業的成本為C1；上游供應商B為一般納稅人，可以開具稅率為t的專票，含稅售價為G2，此時的現金流出量為F2，企業的成本為C2。則：C1=F1=G1-G1/（1+3%）×3%（1）C2=F2=G2-G2/（1+t）×t（2）由（1）式=（2）式得G1-G1/（1+3%）×3%=G2-G2/（1+t）×t則：G1/G2=1.03/（1+t）即為推導的購貨對象臨界點。該臨界點可以理解為：當G1/G2=1.03/（1+t）即C1=F1=C2=F2時，此時選擇供應商A或者供應商B作為購貨對象沒有區別；當G1/G2>1.03/（1+t）即C1=F1>C2=F2時，此時應選擇供應商B為購貨對象；當G1/G2<1.03/（1+t）即C1=F1<C2=F2時，此時應選擇供應商A為購貨對象。下面通過一個案例對上述假設的結論進行證實。甲企業為一般納稅人，有兩家供應商提供原料。供應商A是小規模納稅人，可以提供稅率為3%的專票，并且可以在價格上給予一定的優惠；供應商B為一般納稅人，可以提供稅率為16%的專票，但是價格與市場水平一致，不會有任何優惠。則當兩家供應商的價格分別為下列三種情況時（均為含稅價），甲企業該如何選擇？

情況一：供應商A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1為每噸7107元，供應商B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2為每噸8004元。從供應商A處購買原材料的成本C1=現金流出量F1=7107-7107/（1+3%）×3%=6900元，從供應商B處購買原材料的成本C2=現金流出量F2=8004-8004/（1+16%）×16%=6900元，即從兩處供應商購買原材料成本一致。此時，G1/G2=7017/8004=88.79%，而1.03/（1+t）=1.03/（1+16%）=88.79%，即G1/G2=1.03/（1+t），也符合上述結論。

情況二：供應商A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1為每噸6900元，供應商B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2為每噸8004元。從供應商A處購買原材料的成本C1=現金流出量F1=6900-6900/（1+3%）×3%=6699.03元，從供應商B處購買原材料的成本C2=現金流出量F2=8004-8004/（1+16%）×16%=6900元，即從供應商A處購買原材料成本和現金流出量少。此時，G1/G2=6900/8004=86.21%，而1.03/（1+t）=1.03/（1+16%）=88.79%，即G1/G2<1.03/（1+t），應選擇從供應商A處購買原材料，符合上述結論。

情況三：供應商A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1為每噸7107元，供應商B提供的原材料價格G2為每噸7800元。從供應商A處購買原材料的成本C1=現金流出量F1=7107-7107/（1+3%）×3%=6900元，從供應商B處購買原材料營改增后的企業納稅籌劃探討閆曉華摘要：最近幾年增值稅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這給增值稅納稅籌劃帶來了新的機遇。本文分析了增值稅納稅籌劃的具體的成本C2=現金流出量F2=7800-7800/（1+16%）×16%=6724.14元，即從供應商B處購買原材料成本和現金流出量比較小。此時，G1/G2=7017/7800=89.96%，而1.03/（1+t）=1.03/（1+16%）=88.79%，即G1/G2>1.03/（1+t），應選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供應商B購買原材料，符合上述結論。假設中得到的結論在這個案例中都得到了驗證，而在上述情況二中，從供應商A購貨可抵扣的稅負T1=6900/（1+3%）×3%=200.97元，從供應商B購貨可抵扣的稅負T2=8004/（1+16%）×16%=1104元，而T1遠遠小于T2，可此時卻選擇從小規模納稅人處購置原材料更合算，這就打破了企業財務人員在一般做決策時的思維模式，總是選擇能給企業減少最多稅負的供應商，但是通過增值稅的納稅籌劃后，發現這樣并不是對企業最好的選擇，選擇小規模納稅人，可以通過他們給出的價格優惠來對企業少抵扣的部分進項稅額進行彌補。

（二）長期合同的價格調整問題2018年增值稅稅率“三檔變兩檔”，原來適用于17%、11%稅率的增值稅征稅對象，現在全部改成16%和10%。有人說只降了1個百分點，但對于一個大型的合同來說，這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企業少拿了幾百萬的進項稅，這個時候企業肯定會和供應商要求變更合同金額。很多企業的業務員都接到了客戶要求降價的電話，大部分客戶都要求在原來的價格基礎上降價1%，表面上看這樣很合理，但是從財務的角度來說是否是這樣呢？假設企業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企業的不含稅采購價為G，不含稅銷售價格為S，在改革前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改革后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2，企業的利潤為P，利潤增長率為L，不考慮其他因素，則：在增值稅改革前企業的利潤P1=（S-G）（1-t1），以一般納稅人為例，分別幾種不同情形進行分析。

情形一：企業未要求上游的供應商降價，本企業未同意給下游的客戶降價，則此時的利潤P2=（S-G）（1-t2），那么此時的利潤增長額=P2-P1=（S-G）（t1-t2）都為本企業占有，此時的利潤增長率L2=（S-G）（t1-t2）/（S-G）（1-t1）=（t1-t2）/（1-t1），當t1=17%，t2=16%時，L2=1.2%。

情形二：企業上游供應商未給本企業降價，但是本企業應客戶要求將不含稅價格下降1%，則此時的利潤P3=（99%S-G）（1-t2），那么此時的利潤增長額=P3-P1=（99%S-G）（1-t2）-（S-G）（1-t1），此時的利潤較為變革之前的增長率L3=[（99%S-G）（1-t2）]/[（S-G）（1-t1）]-1，當t1=17%，t2=16%時，令[（99%S-G）（1-t2）]/[（S-G）（1-t1）]>1，得到S>6.25G，即產品的增值率>（S-G）/G=（6.25G-G）/G=5.25，此時的L3>0。而通常情況下，通過一個企業的生產使得產品的增值率達到5.25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一般情況下此時的L3<0，即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降價會使利潤率下降。

情形三：企業上游供應商和下游的客戶都同意將不含稅的價格下降1%，則此時的利潤P4=（S-G）（1-t2）×0.99，那么此時的利潤增長額=P4-P1=（S-G）（t1-99%t2-1%），此時的利潤較變革之前的增長率L4=（S-G）（t1-99%t2-1%）/（S-G）（1-t1）=（t1-99%t2-1%）/（1-t1），當t1=17%，t2=16%時，L4=1.9%。

情形四：企業上游供應商和下游的客戶都同意將含稅的價格下降1%，則此時的利潤P5=（S-G）（1+t1）×0.99/（1+t2）（1-t2），那么此時的利潤增長額=P5-P1=（S-G）（1+t1）×0.99/（1+t2）（1-t2）-（1-t1），此時的利潤較變革之前的增長率L5=（S-G）（1+t1）×0.99/（1+t2）（1-t2）-（1-t1）]/[（S-G）（1-t1）]={[（1+t1）×0.99/（1+t2）（1-t2）]/（1-t1）}-1，當t1=17%，t2=16%時，L5=1.06%。因此，當企業作為一般納稅人身份時，企業的利潤增長率大致排序為L4>L2>L5>L3，當上游供應商不給予企業降價，會對企業的利潤造成巨大的影響，除非能夠達到一定的增值率，否則會導致利潤降低；當上游供貨商予以降價時，本企業給予含稅價格1%的讓步對本企業最為有利。

三、結論

隨著稅收法規的完善和會計人員素質的提高，企業納稅籌劃的意識在不斷增強。作為納稅人，如果納稅籌劃做得好，就可以為企業減少成本，從而增加企業在競爭之中的優勢。這需要企業隨時關注稅收法律法規的變化，并且隨著政策的變化調整企業的經營活動，從而達到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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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閆曉華 單位：中鐵世紀傳媒廣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