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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及中澳自貿協定出臺的背景下，中澳雙邊貿易呈現持續穩定發展態勢，中國企業對澳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深化。截止目前，中國已是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與進口來源地。然而，當前中企在澳投資依然存在諸多問題。本文試圖通過深入分析當前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投資的基本狀況，進而探討相應的優化升級策略。

關鍵字：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存在的困境；優化策略

近年來，以資源貿易為依托，中國對澳大利亞投資項目逐步增多，投資額也在不斷上升。據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消息稱，自2008年中國向澳大利亞投資達到峰值之后，2016年這一數據達到了114.9億美元，同比上浮11.7個百分點。而在2017年，這一數據下降幅度在3.48%左右，但總體趨勢處于上升狀態。其中，基礎設施和農業領域的投資創下了歷史新高。然而，伴隨雙方投資關系的不斷深入，中企在澳投資矛盾表現日漸突出。具體體現為中企在澳投資屢屢受挫，澳方對于中國企業投資存在一定的安全擔憂，且在政策方面有了更多限制。在此形勢下，研究當前中國企業在澳投資遭遇的障礙，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策略，有利于推進中澳雙邊的投資關系，并對中國企業投資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一、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投資現狀分析

（一）投資規模持續增長

現階段，中澳兩國均屬于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體，雙方經濟合作往來較為緊密且互利互補。近年來，我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投資速度不斷加快，投資規模有了進一步的擴大。據中商情報網資料顯示，自2007年以來，中國對澳各項投資額累計超過1000億美元。在2016年，中企在澳投資額為114.9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1.7%。截止2017年末，這一數據已經超過了120億美元，且中國企業對澳投資規模的交易較為均勻，0.74~3.75億美元交易額占據27%，0.19~0.74億美元投資規模占據47%。雖然，2012年與2015年之間中國對澳投資有小幅下降，但總體發展趨勢呈上升的狀態。

（二）投資區域集中于較為發達的東南地區

現階段，由于澳大利亞東南地區基礎設施比較完善，擁有本國最大的港口、城市與機場，交通極為便利，再加上金融、商業中心，吸引了中國大批企業進行投資。按地區劃分，2017年以來，新南威爾士州為主要投資地，中企投資比例超過了50%以上；維多利亞州以超過30%的比例位列第二；南澳大利亞州、西澳大利亞州分別吸引了中企9.52億美元、10.35億美元位列之后；塔斯馬尼亞州同樣收獲了近2.10億美元的中企投資。由此來看，中國企業對澳投資區域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亞的發達地區，這為中企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三）投資主體從國企逐步向民營企業增加

在過去，國有大型企業或下屬子公司為中國對澳投資主體，但截至當前，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加入到對澳投資中。據正點國際網站資料顯示，2017年以來，中國對澳投資交易數額最大，也是民營企業投資交易數目最多的一年。在這一期間，民營企業完成了對澳總共78項的交易，總投資額達到了57.08億美元，主要投資項目集中于農業、醫療與商業地產領域。究其根本，得益于中澳自貿協定生效后，澳大利亞政府放低了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且投資金額只要不超過8.21億美元，將不再需要審批。在此良好的形勢下，我國民營企業對澳投資活躍程度將進一步提升。

（四）投資行業分布呈現多元化趨勢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澳投資領域、行業逐步向多元化轉變。據艾瑞網資料分析，2014年之前，中國對澳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和能源產業，最高比重達到了80%。在此之后，中國在澳的主要投資領域開始向醫療、農業等方向延伸。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2017年3月份，中國建筑企業與澳大利亞BBIG公司就西澳大利亞州基礎設施項目達成合作，簽署了37.5億美元的合作備忘錄。在農業領域投資方面，中國對澳投資從2015年的2.92億美元擴大到2017年的15.55億美元，是近年來合作中最大的一次投資規模。在能源類投資領域，2017年中國對澳投資突破11.66億美元。在醫療健康投資領域，從2015年到2017年，中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總額高達42.76億美元。此外，在2017年中企對澳基礎設施投資中，酒店資產的收購額達到了13.19億美元。上述數據表明，我國對澳大利亞投資額、投資領域的不斷增長進而形成規模經濟，將進一步帶動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五）投資成果逐步增多

自中國與澳大利亞“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以來，中國對澳投資成果不斷增多。例如，在電力能源收購方面，2016年以來，中國國家電力集團先后對新州塔拉賈風電公司、澳太平洋水電公司進行了收購，并在近期已經有了較大的收益。在民航市場投資方面，中澳雙方簽署了開放民航市場投資協議，使得中國廈航、南航、首都航空分別開通從廈門、成都、青島、沈陽等直飛墨爾本、悉尼等城市的新航線。在此良好的形勢下，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團成功參股澳洲維珍航空公司，并已經開始運行。據民航局網站資料顯示，2016年雙方航空客運人數已經實現了300萬人次，2017年這一數據保守超過550萬人次。在基建方面，中澳雙方合作實現了跨越式的突破。最近兩年以來，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獲得堪培拉輕軌項目與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與澳大利亞唐那集團共同投資價值15.08億美元的墨爾本地鐵列車制造合同。在醫療投資方面，綠葉醫療集團參股“澳洲醫療保健公司”、華潤集團參股“杰尼西斯”腫瘤醫療公司，并且有了較大的經濟收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中國企業對澳投資成果不斷增多，已經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二、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澳大利亞對外投資政策的不確定性，抑制了中企投資的發展

現階段，我國企業在澳洲投資過程中，頻頻受到當地政府的政策限制，面臨較大的政治風險，導致投資失敗案例常發。例如，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依據投資審批六點原則和15點限額進行項目審批，特別是對環境、就業影響等審批標準，都較為模糊，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很大的靈活操作性。而這種“靈活”的審批方式往往成為澳方阻撓我國投資的擋箭牌。據第一財經網報道，2016年，中國國家電網欲聯合長江基建合資，以此收購50.4%的澳洲電網Ausgrid控股股權，收購價格超過了77.8億美元。但澳大利亞政府卻以“收購公司威脅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了此次收購項目。而在2017年，澳大利亞政府卻將Ausgrid公司出售給本國的其他兩家養老基金會。尤其是在中企對澳能源領域的投資過程中，通常會面臨“國家安全”等政治風險理由而遭受拒絕。

（二）澳洲對我國企業的審查過嚴，增加了中企投資的風險程度

現階段，中國對澳投資項目中，部分項目會受到長時間的審核程序，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對澳投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一方面，中企投資主體為國有形式時，澳方投資審查程序更為嚴格。例如，2015年12月之后，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對中國民營企業在非敏感行業投資審查門檻從2.48億澳元提高到了10.78億澳元。在這之后，FIRB仍將繼續對中國國有企業投資進行審核。截止2017年，該政策繼續在澳洲執行，導致中方企業在礦業方面的投資損失率達到了15.6%。另一方面，澳大利亞設定了嚴格的法律審核制度，在投資管理的相關法律中這樣提到，外國投資的目的必須是純商業化，這樣才被允許在本國內投資。因此，澳大利亞在對中方企業投資審查過程中，對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各項金融服務，例如無息或無償貸款等企業，都需要經過繁雜的審核程序。且無論中國是否為國有企業，澳方都會認為中資財團的支持，都是變相的政府支持。在此形勢下，中方企業對澳巨大金額的投資，只能到需求國有大行進行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資成本與風險程度。

（三）房地產領域資本流入放緩，降低了中企在澳的交易量

據亞洲最新投資調查資料顯示，2017年房地產投資的首選地是悉尼，但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房產投資相對缺乏。目前，中國到澳大利亞房地產的資本流入正在放緩，新加坡成為澳大利亞房地產最大外國投資者。據新浪財經網報道，2017年上半年，中國投資者對澳大利亞房地產業的投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9%，而新加坡卻在房產投資排名超過了中國。另據Cushman&Wakefield資料分析，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房地產投資放緩，導致投資交易量隨之呈下降趨勢。其中，2017年中國企業在酒店投資包括：悉尼W酒店，價值3.79億美元；達令港的TheRibbon酒店，價值1.31億美元。但由于2017年投資機會的減少，中企交易量同比下降了近3.8個百分點。

（四）限制性的投資條件，致使中企投資收益下降

目前，我國企業對澳大利亞商業地產投資規模不斷增加，引發澳方政府高度關注，并出臺了一系列土地投資的限制政策，對我國企業在澳投資交易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據參考消息網資料顯示，由于澳大利亞擔憂中方企業在澳大利亞土地投資對本國不利，于2018年2月宣布，將收緊外國投資者在澳農業用地規模。同時，據德國之聲電臺網站報道，從2018年2月開始，外國投資者在澳收購價值超過116.44億美元的農業用地之前，需要證明已有一個月期限，該土地對本國公民公開掛牌出售，以此來保障本國居民有機會去購買。在此情形下，中方企業若想投資澳大利亞農場土地，需要多付出比之前多一個月的時間，以及花費超過1倍的資金。另外，澳大利亞政府對外資收購電力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限定門檻，對“行業內部所有權的累積水平”進行評估。在此條件下，在澳大利亞為期4年的礦業放緩期間，在中方企業對澳大利亞電力基礎設施的收購中，基于大量繁瑣的所有權累積水平的評估程序，極大地降低了中國企業投資進程，使得投資收益同比（與2016年比較）下降了近4.6個百分點。

（五）中企自身準備不充足，在澳投資失敗問題較為嚴重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對澳投資越加頻繁，但由于中企自身準備不足，遭遇失敗的案例也經常出現。例如，2017年初，中國大康牧業宣布放棄對澳大利亞肉牛巨頭基德曼集團80%股權邀約收購。從收購失敗案例分析，當地法律法規限制條件中，外商投資收購股權不得超過65%，且收購農場規模需要政府的進一步審批。而基德曼旗下牧場超過10萬平方公里，占澳農業用地的2.5%、總國土面積的1.3%。并且，該項收購案最終被政府否決。而最終來看，由于大康牧業尚未對澳大利亞目前的外資準入制度進行詳細深入了解，準備不足，也是最終導致收購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中企面對投資澳大利亞困境的應對策略

（一）建立對澳投資風險防范體系

為了有效應對在澳大利亞投資的政治、經濟風險，中資企業應提前做好投資前的風險分析及防范對策。一方面，要落實澳大利亞當地的政治風險補償救濟措施，并將其作為談判、應對不合理限制條件的重點之一。同時，中國相關信息、金融機構及時在澳投資的風險提示，為中企在澳投資提供多方面的風險防范信息，并重點完善雙邊條約中的風險救濟條款。另一方面，在澳本土中企還應進一步加強企業投資的維權意識，針對以安全問題而限制或侵害本企業投資行為，需要充分整合當地的法律資源，并通過律師團隊、行業協會等途徑，加強在澳投資風險防范以及善后能力。

（二）借助最新的利好政策，推進中小型民營企業對澳投資數量

目前，澳大利亞關于國外小型資源企業的收購、投資等政策都已經逐步放寬，從之前的0.75億美元的限制提升到當前的1.65億美元。從中可以看出，更多有實力的國內中小型企業可以積極參與到對澳投資、收購的行為中。特別是FIBR已經允許國外私營企業在澳控股當地的礦業公司，且對于控股比例的限制要求較為寬松。在此利好的形勢下，我國中小民營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便利條件，通過二級市場收購股票、股權融資，以及設立合資公司等形式，增加在澳資源收購、投資的數量，以此保證未來的資源供應。

（三）采用本土化合資經營模式，適當降低中企的持股比例

一般而言，中企對澳能源投資存在高風險、回收周期長等問題，且會受到當地政策的限制，不利于中企投資收益。為了降低中企在澳投資的阻礙，雙方可進行合資經營，從而實現本土化經營，降低政府的阻礙。從合作方式來看，澳大利亞本國企業更熟悉當地市場情況，中方企業采用合資經營模式，能夠在技術、資金及市場運作、風險規避方面形成優勢互補。同時，中國企業應與資源狀況較好的澳洲中小型企業通過多方探索資源的方式建立合作關系，打破能源巨頭的高度壟斷。此外，中國企業在參與當地能源企業投資時，避免選擇絕對控股的投資方式，而應以參股合作方式與當地能源企業利益進行綁定。通過參與合作方管理的方式，實現項目的本土化管理，從而減少東道國相關利益方的排斥。例如，中企在澳投資過程中，中企持有5%-10%比例的股份，最高限制在20%的比例，以此來減少澳大利亞政府對中企審批時的阻力，從而增加審批的成功率。

（四）建立對澳投資風險的信息共享機制

現階段，中企對澳投資信息服務體系尚未健全，在面對澳大利亞各類風險時，難以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防范。為此，我國相關信息管理部門應設立信息共享機制，并借助最先進的大數據技術及時分析對澳各類項目投資風險，并將其提供給在澳投資企業，增加其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時，我國政府部門應與民營機構進行多元化的信息整合、匯集，從而改善中企在澳投資的信息供給、工作；構建服務與中企對澳投資的信息技術服務機構，并借鑒韓國情報服務機構的經驗，及時相關投資風險資訊。此外，我國應大力加強海外商業投資資訊服務機構設立，促進民營企業向澳大利亞拓展投資業務，進而降低民營企業投資的生存壓力。

（五）規范投資安全機制

為了加強中企在澳大利亞投資的安全、降低投資風險，需要進一步規范投資的安全機制。首先，應建立中長期投資規范制度，并與短期保護機制相結合，在推進中方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便利化的同時，進一步防范金融投資風險。其次，鑒于部分非理性企業會對澳大利亞進行投資，可提前設置投資準入門檻，充分識別大規模的非主業投資、有限合伙企業、“快設快出”等類型，排除中企在投資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引導有關企業審慎決策。最后，中國應在澳大利亞設立部分投資機構，加強在技術、法律服務等方面的指導與援助。例如，可為潛在投資企業提供澳大利亞基本經濟業務方面的資料、法律框架、投資政策與相關管理流程等。通常而言，此類服務會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大幅降低潛在投資企業投資的盲目性，進而提高風險防范能力。

（六）調整投資結構，拓寬投資領域

現階段，在我國企業對澳投資產業中，礦業與能源是主要的投資重點，雖然近期向農業食品、醫藥等領域擴張，但不足以突破澳方對重點領域的限制。而澳大利亞關于能源方面的投資限制性較多，存在較大的政治風險。為此，盡快調整我國對澳投資結構、進而拓寬投資領域，是解決澳方對中方投資限制的重要舉措。從現實發展情況來看，澳大利亞不僅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且在農業領域、醫藥領域同樣發展較快，且以安全高質得到了國際認可。同時，澳方政府在這些領域對外商投資給予一定的優惠。在此情形下，我國企業可在充分了解這些行業資訊的同時，借助當地的優惠政策，不斷調整產業投資結構，從礦業、能源等重點領域向農業、醫藥、電子等領域投資。在此方面，娃哈哈集團瞄準澳大利亞農牧業商機，在多次考察之后，轉向農業投資，實現了中國企業與澳大利亞農業的有效合作，值得學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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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啟航 單位：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