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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概覽

2020年伊始，疫情暴發，德國亦未能幸免。1月27日，巴伐利亞州出現了德國首例確診病例，也是歐洲第一例人傳人案例。此后，疫情進入了全面暴發階段，并在3月末4月初達到了高峰，一度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6000人。在多管齊下的政策舉措和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5月中下旬后，疫情逐步得到了控制。近兩個月以來，德國日新增確診數維持在低位，截至8月6日，累計確診病例214113例，累計死亡9179人，累計治愈約19.36萬人。針對來勢兇猛的疫情，德國聯邦政府迅速采取和落實了一系列抗疫措施。首先，充分依托德國權威疾病研究及防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信息和專業判斷，制定了符合實際的抗疫策略，于3月4日在COVID-19的補充文件中延長了流感大流行防備計劃，針對疫情可能的傳播、發展情況，將抗疫措施分為依據疫情進展，逐級應對的遏制、保護和緩解3個階段。初期，嘗試打斷傳染鏈，遏制病毒傳播；中期，當疫情已經大規模蔓延和傳播時，盡可能保護高危人群；當疫情傳播到達高峰時，則全力避免醫療系統和社會秩序崩潰。其次，在國家層面迅速建立起了高效的行政應急體系，由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內政部長、外交部長、衛生部長和德國總理府部長組成了“（應對）內閣”。并在德國衛生部和內政、建設和家園部的領導下建立了危機管理機制。隨后，聯邦政府又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特別舉措，包括全國范圍的中小學及幼兒園停課、全面邊境控制、禁止公共場合2人以上的聚集、強制要求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等，最大程度上推動了疫情拐點的出現。直到5月3日疫情緩和之后，各州“社交限制令”才逐步開放，各學校也開始復課。同時，在保障常規經濟、社會體制運行的同時，德國聯邦政府接連推出了一系列特別財經刺激政策和社保舉措，以減輕疫情對經濟、民生的沖擊。諸如6月3日，德國政府宣布了一項130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方案，旨在應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幫助國家重啟經濟。具體措施包括將增值稅稅率從19%下降到16%；斥資25億歐元增設電動汽車充電站，并且增加對新能源汽車購買者的補貼；為疫情期間遭受重創的酒店等服務業企業設立250億歐元的專項基金；向人工智能領域研究和綠色經濟轉型方向增加500億歐元的投資，此外還推出了總額為80億歐元的多項企業稅收救濟政策。德國作為聯邦制國家，衛生防疫屬于州政府職責和權能范圍，而不同州的抗疫舉措和執行力度也不盡相同、效果各異。作為首例確診報告地，巴伐利亞州的疫情防控措施執行得非常堅決，州總理馬庫斯·澤德積極推動學校停課，將疫情應對提高到“災難”級別，在全州推行居家隔離，并且嚴格禁止游客在當地過夜。當地61%的居民都對該州政府在疫情中的行動表示滿意。而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政府只是希望居民自覺遵守社交隔離，并未進行強制性要求，抗疫措施的不到位使得北威州一度成為德國疫情最嚴重的聯邦州，自然其執政者的聲譽也大跌。

社會保障立下汗馬功勞

在疫情的抗擊中，始于1883年、以全球第一個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險體制而聞名于世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揮了定海神針般的關鍵作用，為德國成為歐洲抗擊疫情的優等生立下了汗馬功勞。醫療保障。在已經實現了全民醫保的德國，醫療保險承擔了檢測和治療的費用，解除了患者的后顧之憂。在德國，從2月28日開始，法定醫療保險基金就已支付核酸檢測的費用，當然前提是該被檢測者應達到醫生認定需要檢測的標準，如出現明顯癥狀。沒有明顯癥狀的檢測者就無法通過醫保體系進行結算，必須自費檢測。5月14日，聯邦議會通過有關《保護國民免受重大流行病傷害第二法案》，這一法案擴大了檢測的覆蓋面，對符合條件的無癥狀檢測者的費用給予補貼。同時對在德國進行救治的歐盟其他國家患者也給予醫療費用減免。從7月1日開始，巴伐利亞州邁出了全民檢測的關鍵一步，州政府建立了一項200億歐元“特別基金”，并宣布無論檢測者是否出現癥狀，其檢測費用都將由政府承擔，也使其成為德國第一個宣布進行全民檢測的州。在德國，一旦被確診感染了，包括AOK、TK在內的大型公立醫療保險機構負責承擔100%的醫療費用。3月25日，議會通過了《COVID-19醫院救濟法案》，這一法案承諾向醫療機構提供充足資金以保證其流動性，而所需資金將由醫療保險基金和聯邦稅收共同承擔。根據該法案，從4月1日開始，醫院每新增一張配備呼吸輔助系統的重癥監護（ICU）床位，就可以得到5萬歐元的補貼；醫院每收治一名病人，可得到額外追加50歐元的補貼，以支付各種雜費；給予醫院護士的津貼水平從每人每天146歐元提高到185歐元。對于因為疫情而產生收入損失超過同期10%的內科醫師和精神治療師們，醫療保險基金也給予收入補償。這一系列措施有效擴大了醫療機構的接治容量，增強了醫療體系的運轉能力。失業保障。疫情期間，德國聯邦政府為降低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維持就業、減少失業，借鑒以往經驗，大力實施和推廣短工津貼并放寬申領條件，取得了顯著效果，并為歐盟所借鑒和采用。所謂短時工作津貼，是指勞動部門對由于工作量的顯著減少、暫時縮減工作時間而導致的工作報酬損失進行補償的一種形式。聯邦政府于3月25日頒布《放寬短時工作津貼規制條例》。該條例規定，在2020年3月1日到12月31日期間，企業只需證明其10%的員工面臨失業風險即可滿足津貼申領條件，而在過去這一比例需達到三分之一；企業按員工實際工作時間支付相應比例的工資，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貼；同時政府返還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比例從50%提高到了100%（限短時工作制法案范圍內的企業）。根據德國聯邦勞工局統計，截至6月全德已有1200萬人接受了短時工作制，超過所有上班族人數的三分之一。聯邦就業局估計在年底前將對此支付高達300億歐元的津貼。同時政府也加大了對失業人群的救濟力度，對于因疫情而臨時失業的員工給予原工資60%的工資補貼，對于有子女的臨時失業員工則給予其原工資67%的工資補貼，且保證原企業仍與這些臨時失業的員工維持勞動關系，預計在2020年全年將有215萬雇員受益于這項措施。對于因為遵守社交隔離措施而不能工作的人們，政府也將對其收入損失進行補償，那些減少了一半以上工作時間的雇員，政府將給予原工資水平70%的工資補貼，如果該雇員有子女則給予原工資水平77%的補貼，為期4個月。另一方面，聯邦政府延長了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時間，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的申請者將在原來的基礎上獲得額外的3個月失業救濟金。社會福利。德國政府結合疫情流行的現狀，對原有社會福利保障措施進行了應急補充。比如，為保證兒童及兒童所在家庭更便捷地獲得兒童保障，政府決定針對疫情期間因短時工作、失業和收入降低等產生收入問題的家庭，重新設計兒童補貼，以滿足這些家庭疫情期間新的需求。從3月30日開始，如果家長因疫情期間學校和托兒所關閉而需看護12歲以下的兒童，導致其無法工作的，政府將會提供上限為6個星期的工資補貼。5月20日聯邦政府加大了這項育兒津貼的力度，為上述情況的雙親家庭提供上限為10個星期的工資補貼，為單親家庭提供上限為20個星期的工資補貼，金額按照稅前收入的67%確定，上限為每月2016歐元。社會救濟。德國在社會救濟方面也做出了許多努力。勞動部放松了對維持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哈茨法IV”社會救濟金的領取條件，截至今年9月，新的申請者不再需要提交個人資產信息或者每月住房租金信息。聯邦勞工局的數據顯示，6月領取德國政府發放的社會救濟金的人數為408萬人，比去年同期多了15.2萬人，占全國工作年齡人口的7.5%。3月25日德國修改了與住房租賃相關的法規，在疫情期間不得以不支付房租為由驅逐租戶，保障因收入受損而無法支付房租的低收入者的居住權益。

抗疫績效評價和特點

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抗疫表現相比，德國的疫情數據明顯呈現“低感染率、高康復率、低致死率”的特點。從整體感染率上來看，德國每百萬人口感染者僅為2443人，而意、英兩國均超過4000人，西班牙甚至在6000人以上。德國病人康復率是90.4%，高于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各自的80.5%、41.9%和47.8%。德國的疫情致死率僅為4.3%，明顯低于歐盟的平均致死率9.9%。英國每百萬人口的死亡數為680人，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分別為581人、450人和605人，而德國僅為110人，德國的死亡率顯著低于其他在疫情的抗擊中，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揮了定海神針般的關鍵作用，為德國成為歐洲抗擊疫情的優等生立下了汗馬功勞。歐洲國家。這些數據都充分展現了德國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現。根據“深度認知”智庫（DeepKnowledgeGroup）對各國在疫情中表現的評分結果，德國僅次于瑞士位列世界第二名，具有最低的感染率和感染風險，是疫情期間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綜觀其抗疫情形，具有如下特點：充足的醫療資源。相較于法、意、英、西等其他歐洲國家，德國的醫療資源較為充足，醫院、病床、呼吸機等基礎抗疫資源的數量均有較大優勢。法、意、英、西4國每千人病床數分別為5.98張、3.18張、2.54張和2.97張，而德國達到了8.0張，位列歐洲第一。德國每千人醫生數為4.2個，法、意、英、西則分別為3.3個、3.98個、2.8個和3.87個，均不及德國。從ICU病床數量來看，意大利平均每10萬名居民有12.5張，西班牙為9.7張，德國則為29.2張。根據歐盟統計局2017年的數據，德國醫療衛生保健總支出為3686億歐元，接近意大利和西班牙各自醫療衛生保健總支出的3倍；人均醫療衛生保健支出為4459歐元，分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2倍。在疫情暴發后，為進一步滿足醫療資源需求，聯邦政府斥資30億歐元增加醫院的ICU床位、建立COVID-19治療中心，由衛生部集中采購個人防護裝備，來滿足抗疫基礎資源供給。此外，為了補充醫療人力資源，聯邦政府于3月12日開始招募更多的衛生專業人員來救助越來越多的確診患者，包括請求兼職衛生人員全職工作、吸引退休衛生人員回到臨床工作等。在醫保基金支持下快速開展大規模檢測。德國建立了超過400個核酸測試點，在法定醫療基金的支持下，達到了較高的核酸檢測覆蓋率。在3月的第一周，德國共檢測了16萬人，從3月中旬開始每周檢測數量突破30萬人，實際檢測能力可以達到每周110萬人，相比疫情初期有了明顯提高。而截至3月中旬，意大利一共只有15萬人接受了檢測。在德國，只要接觸過確診病例的人，即使沒有癥狀也要進行檢測，而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絕大多數的檢測者都是已經出現明顯癥狀甚至危重的病人。截至8月4日，德國共計完成800.61萬份核酸檢測，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僅分別完成698.46萬份、667.83萬份和298.23萬份檢測，德國的檢測數量明顯超過大多數歐洲國家。大量的檢測有助于盡早識別和隔離無癥狀感染者，提前打破傳染鏈，防止感染高危人群，對于德國控制疫情蔓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較小的家庭規模。根據聯邦統計局2018年的統計結果，在德國三人及以上的家庭不到25%，兩人組成的家庭占33.8%，一人組成的家庭占42%，而只有10%左右的青壯年人選擇與父母同住，這一比例僅為意大利的一半。較小的家庭規模有效控制了病毒在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交叉傳播。另外，在德國最初的感染者是年輕人，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分居也使得病毒不易感染給風險更高的老年群體，因而降低了整體的感染率和致死率。良好的公民素質、默契的社會共識和行政體系。3月18日晚，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電視講話強調，疫情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希望大家都能夠嚴肅對待，進而呼吁德國人“團結起來，共同應對疫情”“我們必須保持人與人之間一定的距離”。這也是她15年來除新年賀詞外的首次電視講話。在精英名流的共同呼吁下，德國社會逐漸形成共識：確診者居家隔離，不接觸老年人；社會各界也積極協作，為抗疫做出自己的貢獻。高素質的民眾和廣泛的社會政治共識也成為德國渡過難關的關鍵因素。另外，由聯邦層面統籌，各州落實自我管理責任的應急行政模式也體現了其高效性。衛生防控與經濟運作相平衡。德國在抗疫中較為顯著的特點是疫情防控與經濟運作相結合的方式。慕尼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菲斯特認為，要錢還是要命，這種二選一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德國可以在疫情繼續發展的同時，重新開放經濟。他強調：“沒有經濟運作保障的衛生系統運轉是不可想象的。”而早在3月份，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主席洛塞就和菲斯特以及其他12名科學家提出首先開放制造業企業，特別是自動化程度較高、感染風險較低的工廠，以及部分商店等，以維持經濟運行。高效的社會保障體系。無論是對疾病的醫療、檢測費用的支付，還是對公民失業的保障，亦或是對個人的社會福利和對企業的社會救助，都體現了德國雄厚的財政基礎支撐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高效。在這次疫情之中充分展現了自身的社會保障能力，為其他國家作出了表率。6月27日，默克爾總理在電視講話中宣布“迄今為止德國較為平穩地渡過了危機”，德國的抗疫之戰也接近了尾聲。在這場對全世界的考驗之中，德國的表現可謂可圈可點，將國內疫情嚴重程度控制在了較低的水平，成為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典范。根據德國民調機構DaliaResearch的調查，71%的受訪者對德國的抗疫表現表示滿意；另外一家調查機構Gallup進行的全球領導力民調則顯示，德國獲得了44%的認可度，比美國高出11%，位列世界第一位。同時在疫情期間，德國也多次向歐盟其他國家伸出援手，收治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重癥病人，提供各種醫療設備等，打破了初期各國各自為戰的狀態，促進了歐盟各國在這場疫情中團結協作。

作者：丁純 張右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