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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優稅收評價的基本方法就是借助現代經濟分析手段，運用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的概念，在賦予各個標準不同權重的基礎上，將這些標準統一于唯一的一個標準中以可計量的形式來進行經濟分析。稅制設計就是尋找能在公平和效率間達到最佳平衡的稅收制度。社會福利取決于個人效用，但決不是個人效用的簡單累加，它還取決于個人效用的公平分配程度：當個人效用不平等加劇時社會福利會減少，從而社會福利也反映了稅收制度的公平含義——最大化社會福利同樣蘊涵了公平標準。

[關鍵詞]效率公平最優稅收

從現代經濟學理論來看，稅收原則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公平原則，稅收應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承擔，并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二是效率原則，稅收應能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三是經濟穩定和增長的原則，即稅收應能促進生產水平、價格水平的穩定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真正對于指導稅制設計有幫助的，最優稅收所體現的還是公平和效率兩個因素，所謂最優稅收也就是兼顧了效率和公平的稅收。

一、稅收效率和公平的統合性

按照一般的稅收理論，要使稅收達到最優，從效率原則考慮就要使稅收造成的超額負擔最小；而從公平原則考慮應當使稅收有助于實現社會所要求的收入分配公平。稅收遵循效率原則，目的是為促進經濟發展，讓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稅收遵循公平原則，目的是讓稅收負擔能盡可能合理地分攤到社會每個成員身上，使納稅人稅后的邊際效用相同。只有經濟發展才能培育稅源，只有豐厚的稅源，才談得上稅收如何公平負擔。同樣如果稅收不能比較公平地分擔，產生較大的替代效應，則勢必影響納稅人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因此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公平是效率的保證。效率原則中的社會效率，強調的是通過稅收調節，維持社會分配格局的基本平等，核心思想就是維持社會公平；公平原則中的量能負擔標準，就是要使稅收具有盡可能小的社會成本，強調的是稅收本身的效率。因此稅收的效率和公平原則，從縱向看目標是統一的；從橫向看效果是互補的，也就是說稅收的效率和公平原則并非互斥，相反具有一定統合性。效率和公平兩大原則正是最優稅制理論研究的重要出發點，如何兼顧效率與公平成為最優商品稅和最優所得稅研究的核心內容。

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米爾利斯最優稅收理論

1.米爾利斯最優稅收理論模型

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最優稅收理論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家米爾利斯提出的。他用數理推導得出了關于最優累進所得稅的一般結構，即在政府目標是使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的前提下，以及政府在必須籌集一定數量的稅收收入條件下，社會完全可以采用低累進的所得稅來實現收入分配，過高的邊際稅率不僅會導致效率損失，而且對于公平收入分配目標的實現也是無益的。這種推導事實上是依賴于社會福利函數的，這種社會福利函數對低收入者的效用賦予了較高權重。米爾利斯的模型有如下結論：

(1)邊際稅率應在0與1之間；

(2)對最高所得的個人邊際稅率應該為零；

(3)對于最低收入所得的個人邊際稅率也應該是零；

(4)中等收入者邊際稅率應該較高。應該說這種形式的稅率設計結論就是要求削減所得稅累進稅率表最高所得部分的稅率，來減少對所得最高者工作積極性的抑制性效應。同時這種結論的重要性還在于表明了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性的，這就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審視利用累進所得稅制來實現收入再分配的觀念，并不是一定要通過對高收入者課重稅才能使關注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函數達到最大。事實上，讓高收入者承擔過重的稅負，其結果可能使得總的社會福利水平下降。2.米爾利斯的模型對稅收的啟示

（1)最優平均稅率結構近似于線性，即邊際稅率變化幅度很小，其所得低于免稅水平的人可以從政府獲得一筆轉移支付，即上圖中低于橫軸以下的曲線部分，實際稅率為負意味著獲得政府補貼，如貧窮保險、失業救濟等；

(2)邊際稅率雖然為倒U型，但依然相當低；

(3)這種所得稅稅率設計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很有效地縮小不平等的工具。這些結論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們表明近似線性的所得稅同樣也有助于實現收入再分配公平目標。由此可見，所得稅征收首要考慮的是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人們對社會公平確定了什么樣的目標。在人們工作積極性受到了所得稅影響的情況下，還要考慮效率損失問題，即工作與閑暇之間的替代關系。從一般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有賴于勞動力、儲蓄和投資的增加，高所得稅率會抑制高收入者增加勞動、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增長。所以在社會公平目標一定的情況下，所得稅率的設計要考慮到稅率高低對勞動、儲蓄和投資的影響，使得社會保證適度的勞動投入，保持合理的儲蓄和投資規模。另外所得稅過高的邊際稅率也會刺激納稅人偷逃稅動機，反而降低了實際的平均稅負，高稅率并不一定就能帶來高稅收收入。故而在普遍征稅的前提下，為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低收入者適用低邊際稅率；同時為促進經濟效率，對達到一定收入規模的高收入者也應適用低邊際稅率。

三、最優稅收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效率、公平原則是現代稅收的兩個重要原則，理論上的最優稅制既要體現效率原則，也要保證公平原則的實現。只有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才是最好的稅制。但就具體的稅種來說，往往不是低效率、高公平，就是高效率、低公平。高效率、高公平的最優結合是少有的，就某一具體的稅收政策來說，往往不是以效率為主導，就是以公平為核心，二者并重，并不一定是理想狀態。因此，對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研究，必須跳出具體的稅種或稅收政策的圈子，而要從整個稅制或稅收總政策來思考。商品稅和所得稅“雙主體”并重已成為大勢所趨，完善各稅種的內部結構、突出重點稅種的主體地位也已成為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當務之急。無論是商品稅還是所得稅，在稅率設計和課稅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有些甚至嚴重背離了稅收的公平效率原則，成為阻礙稅制優化的瓶頸。西方優化稅制中的某些內容完全可以為我所用，尤其是最優商品稅和所得稅理論將為我們帶來很多借鑒意義。西方發達國家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在調節收入分配、穩定經濟運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依然關注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但是在市場經濟越發成熟的今天，所得稅的功能急需強化，其主體地位也會在未來得到確立，這種轉變在稅制設計時需要考慮。有些國家從本國國情出發或為了實現特定的政治、經濟目標，在建設本國稅制時，實行以公平或效率某一方面作為側重點的稅收政策，從而形成效率型稅制或公平型稅制。這樣的稅制往往更具實踐價值，如發展中國家實行“效率型”稅制比之實行“兼顧型”稅制更能促進本國經濟騰飛；發達國家實行“公平型”稅制更有益于社會安定：總之，把稅制的設計同本國的實際情況和長遠發展戰略結合起來，顯然是對公平與效率二者更深層次和更高層次的兼顧。

總之，我國稅收分配中公平與效率原則的組合方式有一個層層遞進的過程，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效率與公平并重”-“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這一過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走上“共同富裕”的過程。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宏觀調控方式的發展演變過程，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稅收最優理論的規律性。認識我國稅收最優理論的應用有利于我們立足現實、著眼未來，搞好我們的稅制建設，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更加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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