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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大開發前民族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
建國以后至西部大開發前，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共計11個：“國家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減免工商稅”（1950年-1993年），“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實行輕稅照顧”（1953年至今），“國家對生活困難的少數民族地區減征農業稅”（1958年至今），“國家對邊疆縣和民族自治縣鄉鎮企業免除工商所得稅5年”（1979年-1985年），“國家對少數民族八省區基建企業按降低成本額三七分成”（1979年-1985年），“國家對‘老、少、邊、貧’地區減免所得稅”（1985年至今），“國家對邊疆貿易實行稅收優惠政策”（1991年-1994年），“國家規定減免少數民族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1992年至今，全國已停征），“國家對12大類162個品種的邊貿進口商品免稅及減稅”（1992年-1995年），“國家規定‘老、少、邊、貧’地區新辦企業減免所得稅3年”（1994年-1997年），“國家對收購邊銷茶原料企業減按10%征收農業特產稅”（1994年至今）。因《農業稅條例》已被全國人大廢止，全國自2006年1月1日起已不再征收農業稅及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50年代以后國家為加快民族地區基礎產業——農牧業的發展，對農業長期實行“以率計征、依法減免、增產不增稅”定額輕稅政策。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統一稅收制度的落實和實施，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所實行的絕大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己基本停止執行。
2、西部大開發之后民族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
自從1999年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國家在稅收政策方面作了一系列調整，民族地區（《國務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的?第六條規定，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發展。未列入西部大開發范圍的自治縣，由其所在的省級人民政府在職權范圍內比照西部大開發的有關政策予以扶持。）開始了新一輪的優惠政策。目前西部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5個：“國家對設在中西部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給予3年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2001年-2002年），國家對西部地區民族自治地方企業可以定期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2001-2010年），“國家對西部地區新辦交通、電力、水力、郵政、廣播電視企業實行2年免征、3年減半征所得稅”（2002年-2010年），“國家對定點生產和經銷邊銷茶免征增值稅”（2001年-2005年），“國家對西部地區實行為保護生態環境、退耕還生態林、草產出的農業特產品收入，在十年內免征農業特產稅”（2001年-2010年，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全國已停征）。可以看出這一輪的稅收優惠政策區域范圍更加擴大，投資主體更加增多，但對企業性質更加嚴格，時間限定也有所縮短。
二、我國民族地區現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問題
1、稅收優惠政策的稅收優勢不優
從國家已出臺的西部優惠稅收政策看，基本上只是過去對東部沿海地區優惠政策的重復，不足以構成像當年東部地區那樣的稅收優勢。實踐已證明實施足夠份量的稅收優惠，是改善地區投資軟環境的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不適當的區域稅收優惠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加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滯后性。對企業而言，為了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肯定會將資金投往可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較多的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等，而較少選擇享有稅收優惠較少的民族地區。
2、稅收優惠政策的嚴肅性不夠
我國民族地區稅收優惠政策大多通過零散的法規規章公布，且只是規定了一些原則，優惠層次多、劃分復雜，造成優惠政策政出多門、權大于法，任意“優惠”等現象屢有發生。如在實施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中，各地對如何界定、認定“新辦企業”，在認識上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執行標準、寬嚴程度就不統一。另外有些地方為吸引外資，引發地方政府競相攀比，有的擅自制定稅收優惠政策，超出全國統一規定范圍自行制定優惠政策，使稅收法規喪失了應有的嚴肅性，打擊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3、稅收優惠政策的激勵作用不強
我國在稅收優惠的操作上基本采用降低稅率、定期減免、再投資退稅等直接稅收優惠措施。這種形式的特點是政策的透明度高，征、納雙方易于操作。但這種方式是針對企業利潤的優惠，主要適應于盈利企業，而對那些投資規模大、經營周期長、獲利小、見效慢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交通能源建設、農業開發等項目的投資鼓勵作用不大。西方國家就較少使用減免稅優惠，而較多采用稅前扣除、投資抵免和加速折舊等間接優惠的方法。
4、稅收優惠政策的產業導向性不明
在我國的西部大開發實踐中，由于過分偏愛區域稅收優惠而忽略了產業稅收優惠，在某種程度上給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環境和秩序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所產生的負效應也是不言而喻的。民族地區迫切需要投資的是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以及高新技術產業，但現行稅收優惠政策對基礎產業重視不夠，對科技投入以政府為主向以社會為主轉變，企業用“挖、革、改”資金進行技術開發和創新以及對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仍缺乏支持力度。稅收優惠政策往往鼓勵內外資向建設周期短、利潤高、風險低的傳統工業和加工工業投資，必然會造成短期投資增多，投機行為擴大，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了經濟的無序競爭和政府收入的流失，從而降低了稅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使制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現象始終難以緩解。
三、完善我國民族地區稅收優惠法治建設的建議
1、要走出“在民族地區實行稅收優惠政策，違背WTO的規則”的認識誤區
WTO十分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地區給予優惠待遇，最明確最集中地體現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以下簡稱《補貼協定》）中。對貧困地區的優惠被包括在“不可訴補貼”的范圍內，因而是被允許的。我國廣大西部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是符合《補貼協定》關于貧困地區的條件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在民族地區所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也是完全符合WTO的制度安排的。因此，我們可以對民族地區實行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只不過這此稅收優惠政策要符合“國民待遇”原則，給外資以“不低于”或“等同于”本國投資者的待遇，這樣就不會違背WTO的原則。對欠發達地區實行稅收優惠，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取的刺激工具。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曾經對欠發達地區實行稅收等優惠政策，作為當今最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過程中，也借助于稅收優惠或低稅政策。
2、應充分認識在民族地區實行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的合理性
我國自1979年以來，在地區經濟發展理論指導上偏重“梯度推移論”，忽視“發展極”理論，因而導致東、西部差距呈逐年擴大趨勢。“梯度推移論”認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由東、到西的“梯度差”，就應充分利用梯度的經濟勢能，首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再帶動西部等內陸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在“梯度推移論”指導思想下，我國對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在地方自主權、財政稅收、價格制度、信貸體制等方面給予多種優惠政策。在當時計劃經濟宏觀背景下，這種地區傾斜政策，極大地刺激了東部地區經濟的超常發展。特別是我國實行了由東、向西的“梯度推移”的稅收優惠政策，形成了從“經濟特區一沿海經濟開發區一內陸一般地區”由低到高的梯級稅率。特別優惠的稅收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的同時，也相應降低了在民族地區投資的經濟可行性，進而促使外資、技術向東部地區快速聚集。民族地區的資金、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索逐漸也因收益差異而逐步東移，從而形成了所謂發展中國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差異而產生的“回波效應”。“梯度推移論”忽視了決定生產力布局的多種因索，忽視了西部地區“發展極”的作用。東、西部差距的逐年擴大，稅收缺乏更優惠的政策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3、加強稅收優惠法律建設，制定統一的《稅收優惠控制法》
我國沒有統一的稅收優惠政策，現行的稅收優惠均散見于某一稅種的法規規定中。法制性的弱化直接削弱了稅收優惠效應的發揮，也加大了國家在稅收征管方而的監督成本以及納稅人的遵從成本，甚至使得稅收優惠政策成為某些納稅人進行避稅、逃稅的工具。韓國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韓國現行稅收優惠集中體現在特殊稅收處理控制法中。在管理上，韓國注重事前和事后管理的結合，尤其注重稅收優惠的法制性。稅收優惠都以法律法規中明文規定的形式出現，法制性強。稅收優惠是政府政策目標的風向標，通過法律法規制定優惠政策，表明一個國家政府實行相應政策的嚴肅性，也體現了稅法的剛性，有利于實現政策目標。我國應該制訂一部全國統一的《稅收優惠控制法》，并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使稅收優惠政策規范化、法治化。對民族地區的稅收優惠應單章列出，特別要充分體現“更加優惠”的原則。當然在對民族地區實行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時，要防止過多和過濫，要堅持少而精的原則，優惠不在多，而在于到位。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法治化建設，為民族地區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和寬松的發展條件，以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4、要建立健全法制監督和制約機制，確保法律法規有效實施
法律的規范執行，離不開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法律監督和制約機制是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對法律實施情況進行監督和制約的機制。民族地區監督機關要切實履行監督職責，進一步完善執法檢查機制，加強領導，改進方式，強化監督和制約力度，提高監督和制約效果。民族地區的國家權力機關應繼續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和制約，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等現象。要做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決策執行情況的監督，支持和督促有關國家機關切實改進工作，保證各項經濟和社會發展措施的有效落實。民族地區要發揮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熱點問題的監督作用，加強行政訴訟活動，使法律法規在民族地區得到有效實施，確保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事業在法制化軌道上順利、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