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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比較違約距離（DD）。理論認為違約距離值越大，公司違約的可能性越低，信用狀況較好，反之，違約距離值越小，公司的信用風險越大。由實證分析計算得到的違約距離（DD）的結果（表6），我們可以看出，屬于同一行業的樣本公司中，非ST類公司的違約距離較之于大部分ST類公司明顯較大，ST類公司的平均違約距離為9.76，而非ST類公司的平均違約距離為10.26，兩者相比存在明顯差異。根據違約距離越小，公司產生信用風險的可能性越高的理論，需更加關注ST類公司的經營狀況，在實際生活中，ST類公司因其經營不佳等原因出現資不抵債等情況的可能性很大，并因此產生信用風險。由此可見，以上實證分析所得出的違約距離可以反映出ST類公司的信用水平處于較低水平，有較大可能出現信用風險，這一結果與公司實際情況相吻合。

但我們同樣可從表格中看出，在實證分析過程中，仍然存在違約距離與公司實際信用情況不相符的個案。在石油化工行業中，ST天潤的違約距離為19.59，ST金材的違約距離為18.789，明顯高于同一行業黑貓股份8.24的違約率，也高于滄州明珠14.68的違約率，同時紡織服裝業的ST德棉也出現了違約距離優于非ST類公司的情況。這些個例說明，本文所選用的中小企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計算出的違約距離（DD）并不能完全區別ST類和非ST類公司的差別，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提示結果。由此可知，用違約距離（DD）來度量我國中小企業板塊的上市公司的信用風險，是大體可行的，違約距離這一指標能在較大程度上體現不同公司信用水平的差別。

第二，從預期違約率（EDF）方面進行比較，上文中得到的結果屬于計算的理論值，而經驗違約率我們無從得到，所以側重于所得計算結果是否符合實際情況。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ST類公司和非ST類公司的預期違約率存在一些差距，對比平均值，ST類公司的平均預期違約率為2.62E-04，而非ST類公司的平均預期違約率為3.35E-08，非ST類公司的平均預期違約率明顯低于ST類公司，并且幾乎所有公司的理論預期違約率數值都極小，無法表現出明顯的信用質量變化的差異。由此可以看出，理論預期違約率（EDF）對信用水平的反應能力較為有限，其有效性似乎還有待商榷。預期違約率這一指標在國際上一直使用較少，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必須要滿足公司資產價值服從正態分布這一假設，這樣就與從歷史數據得出的歷史違約率產生了一定差距。鑒于預期違約率對信用狀況的反映作用較小，違約距離依然是驗證KMV模型有效性的主要證據，由表6可知，ST類公司和非ST類公司的違約距離存在差異，所以KMV模型對兩類公司在信用水平上的差別有較好的識別作用，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模型是有效的，能夠反映出我國中小企業板塊上中小企業的信用水平，能夠對上市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進行提示。

本文中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大智慧股票交易軟件，總體來說，數據的獲取相對容易，而且及時，故該模型是能夠對上市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水平進行動態反應的。在模型中，本文選取了上市中小企業基準日股票收盤價為計算依據，而違約距離以及預期違約率都是相對數值，在對不同企業信用水平進行對比時，能較大程度保證結果的客觀性。同時，在文章中進行KMV模型檢測時，使用了一些軟件進行復雜運算的操作，能夠節約很多時間和人力物力，并且，計算的準確性也得到了有效保證，使評價結果更具客觀性，預警機制更具靈敏性，推動了我國上市中小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我國的信用環境向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另外，根據本文中模型測算的結果，相對于非ST類上市企業，ST類公司的違約距離明顯縮小，說明ST類公司的違約風險要更大一些，信用水平較低。由此可以看出，中小企業板塊中的上市公司通過對經營水平的提高，業績的改善，能夠促進公司信用質量的提高，有利于增強自身風險防范能力，減輕信用風險帶來的損失的影響程度。

作者：徐濟瑞單位：農業銀行南京新街口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