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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認為，中國的落后狀況歸根結底是以儒家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造成的惡果。

傳統文化是“吃人的禮教”，嚴重地壓制了人性和個性，與民主、科學等現代精神格格不入，一無可取。因此，他們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再造中華”等口號，認為不拋棄以儒家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就無法擺脫封建專制、走上現代化道路。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時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批判有著明顯的論戰性質，“極端化的否定”在當時是一種論戰策略。梁啟超曾說過：“天下事莫難于破壞，莫易于建設。”為了盡快“破壞”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舊思維方式，了解并接受西方現代科學民主精神、盡快成為“現代人”，“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文化先鋒們有意無意地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過激化的批判，拿“中華傳統文化”的糟粕與“西方現代精神”的精華相比較。中華傳統文化中固然有愚忠愚孝、壓抑人性的黑暗成分，但也有自省、仁愛、誠信等積極的成分；西方現代精神固然有理性、平等、肯定個體價值的成分，但也有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的危險成分。掩其精華而彰其糟粕，以此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精神相比一無是處，顯然有失公允。“五四”時期，等人針對當時“尊孔讀經”的復古思潮，提出“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將孔孟所開創的儒家傳統乃至一切傳統文化與封建禮教一起作為“封建意識形態”進行批判。實際上，封建禮教與以儒家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是有區別的：宋明之后，儒學演化為“政權化的儒家”即“儒教”，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在有效地幫助封建王朝鞏固統治的同時，也越來越顯露出僵化的弊端，并漸漸與注重自省、關切個人人格發展等真正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馳。“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仔細分辨兩者之間的區別，將傳統文化作為“封建遺毒”予以一概抹殺，在當時及后來的中國人心中刻下了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截然對立的印記。

二、不僅“中華傳統文化”這一概念長期被誤解。

“繼承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繼承”二字也很少能夠得到正確認知。常識總認為，“繼承”就是接受了前人所擁有的某物，或接著做前人所做的事。但這都是有限事物的繼承，作為族群認同基礎的“傳統文化”具有超越性意義，它的根本標志在于價值觀層面，并非有形資產，甚至與技藝等無形資產也有所區別，是所有前人留給我們的財富中最為奇妙的財富。對于金錢、房產、技藝等資產的繼承總是有意識的、易于理解和操作的，但對于文化這種特殊財富的繼承卻極為微妙和復雜。文化有可能通過無意識的方式繼承，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種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并在不知不覺中將它傳承下去，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自然傳承過程。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由于是一種自然過程，這種“繼承”對于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往往認識不足。因此，對于傳統文化的無意識繼承，盡管具有轉化創造的潛力，但也僅僅是一種潛力，要把這種潛力實現出來，還需要對于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面對新環境新情況的創新轉化。對傳統文化的有意識繼承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這句話中的“善于”一詞很重要。我們看到，近年來中華傳統文化重新得到肯定，“國學熱”興起，一些人對于傳統文化從“一概否定”急轉為“一概肯定”，將傳統文化體系中的陳規陋俗也視為“文化遺產”要求保留，這是機械式的繼承；還有一些人，為了使中華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對照西方現代精神，在傳統文化中搜尋一些片斷逐一與之勉強對應，這是附會式的繼承。前一種“繼承”，無法使中華傳統文化應對當代社會的發展；后一種“繼承”，無非是在西方思想體系的框架內增加一點“中國色彩”，喪失了自身的文化根基，因此都不是可取的繼承方式。繼承中華傳統文化是對活文化的繼承，這種繼承既面對歷史，更面對當下和未來。傳統文化不僅不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阻礙，還會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建構作用，這一視域下的“繼承傳統文化”必然是以創新為前提的繼承，只有以創新性轉化為前提，才能彰顯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使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現代化發展提供內在資源。

三、經歷了百余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華傳統文化重新得到應有的尊重。

傳統文化需要得到繼承和發揚，這一點在今天已無疑義，問題在于如何理解“繼承”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國人民將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文明也必將順應時展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這些觀點很好地道出了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源頭活水與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之間的關聯。傳統文化是有生命的“活物”而不是工具性的“死物”，更不是只能供人憑吊和感懷的古董，它滲透于世世代代中國人的人倫日用之中，以一種潤物無聲的方式塑造了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氣質和道德情操，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工具性的、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教在現代社會已經失去了其生存土壤，但注重內省、追求和諧、富于人文關懷的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經過創造性轉化后，有能力應對西方現代精神的挑戰。不僅如此，它還能夠與世界其他一切文明平等對話，相互取長補短，為多元化的世界文明提供一份寶貴文化財富。中國人曾經恪守“夷夏之防”，鄙視、排斥外來文化；也曾經做過西方文明謙卑的學生，過度貶低甚至要全盤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綜合國力重新躋身世界前列、中華民族走上偉大復興之路的今天，中國人重拾自信，能夠以平和客觀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認識到中華傳統文化可以也應當實現現代化、世界化，認識到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平等的一員，通過與其他文明的對話交流、互相啟發，為全球多元文明格局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要做中華傳統文化的合格繼承者，必須具有文化主體意識，作為現代中國人，我們必須明確自身的民族文化主體身份和現代文化主體身份，只有樹立主體意識，我們生活的意義才能由自己而不是別人賦予。在方法上，既要對傳統文化作“出乎其外”的客觀、公正、準確的了解，又要有“入乎其內”的踐行、體證式認知。“中國人怎樣回到傳統，取決于我們怎樣理解自己的現在和怎樣設想自己的未來。”善于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并不是熟背孔、孟、老、莊，也不是生搬硬湊地將傳統文化“對接”西方現代精神，而是取決于我們如何以文化主體的身份，積極應對當下和未來的問題，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當代闡釋。

作者：李寧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