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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陸羽所著《茶經》自誕生以來，一直受到歷代學者的推崇與重視。作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第一部茶書，這部七千余字的著述被譽為茶的“百科全書”，它成為研究中國茶學、茶史、茶文化的一個繞不開的、必須的“標本”，陸羽所開創的茶學也被稱為“陸學”。改革開放至今，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30余年，圍繞著陸羽《茶經》的研究未曾間斷。30年來，這方面的著作與文章不斷地涌現，數量眾多，蔚為大觀。任何學術研究的拓展與深入，既要埋頭深耕于研究的對象，也要隨時抬頭環顧他人的研究情況?；仡櫤涂偨Y30年來學界對陸羽及其《茶經》的研究，對于了解現代學人所走過的學術歷程，對于凝練問題意識，對于今后研究的發展前進，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雖然我們在時間上界定了30年來的陸羽《茶經》研究，但并不忽視在這之前的學者所做的研究。目前可查的最早公開發表的陸羽《茶經》研究論文是莊晚芳先生《關于陸羽及其茶經的一二事》(載《茶葉通訊》1963年第1期)，該文對陸羽生平的片斷史料，以及陸羽撰寫《茶經》的動機作了簡要辨析。真正學術意義上對《茶經》進行比較全面而系統地研究的，開始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即1978年至今的30余年。這一時期的研究逐漸走出了傳統茶學、茶業的界限，而在更為廣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視野當中對陸羽及其《茶經》進行考察和研究。眾所周知，學術研究活動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處時代(或時期)的影響或驅動，陸羽《茶經》的研究歷程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概括地說，新時期以來的陸羽《茶經》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1978至1989年是陸羽《茶經》研究的復蘇階段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茶葉工業的需要，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追尋和回歸，作為茶學、茶史和茶文化的經典著作，陸羽的《茶經》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傳播茶葉知識、進入茶學以及傳統中國茶文化領域的門徑，此時在中國內地逐漸復蘇并引起了關注。這一階段出版了一些科普性或介紹性的圖書和文章;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專題性的研究論著，包括公開出版的《茶經》研究著作10部，陸羽研究專著6部，發表《茶經》與陸羽研究論文39篇。這些著作與論文對《茶經》的文獻價值、陸羽的歷史地位進行了研究，或對《茶經》的版本、成書進行考察，或加以譯解注釋，或對陸羽的生平進行史料方面的搜輯、整理與考辨等。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張芳賜的《茶經淺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傅樹勤和歐陽勛的《陸羽茶經譯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陸羽研究會編的《茶經論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都是產生了一定影響力的著述。傅樹勤的《茶神陸羽》是早期出版的一部關于陸羽的傳記。歐陽勛的《陸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寇丹的《探索陸羽》均為作者多年研究陸羽的集成之作。在香港，由內地學者陳彬藩撰寫的《茶經新篇》可謂“海外最暢銷的書籍”，此書一版再版，如今已發行第五版，書中收錄陸羽《茶經》研究論文一篇，并附錄《茶經》原文，加上注釋和語體譯文，此外還補充了有關現代茶文化交流的論文若干篇，是謂之“新篇”。在臺灣，張宏庸編的《陸羽全集》、《陸羽茶經譯叢》、《陸羽研究資料匯編》、《陸羽圖錄》、《陸羽書錄》于1985年出版，這一系列著作匯輯了陸羽的生平史料、《茶經》的多個外國譯本、以及相關研究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這一時期的權威著作是吳覺農主編的《茶經述評》，其富有新意的“且譯且評且述”的寫作方式至今仍被許多學者所沿用。該書初版于1987年5月，并于2005年3月再版，是茶學界公認的典范之作。這一階段陸羽《茶經》的研究者主要是茶學和茶業界的學者，這些研究著作和學術論文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陸羽《茶經》研究的基礎，對此后的研究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二)1990至2002年是陸羽《茶經》研究的調整階段

20世紀80－90年代之交，是新時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轉型期。一方面，中國茶文化的民間團體活動在此時活躍了起來，另一方面，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也陸續建立起來，全國各地種種國際性、全國性或專題性的茶文化活動及學術研討會紛紛舉行，極大地推動了茶文化研究的開展。在這股茶文化研究的熱鬧場景中，與其說陸羽的《茶經》研究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勿寧說是進入中國茶文化的一個端口，一個絕佳的、當仁不讓的范本。因為研究陸羽不可能不涉及到唐代佛寺、唐代茶經濟、文人心態、酬唱交游等文化范疇的內容，研究《茶經》也不可能不研究中唐以前的茶史。在某種程度上，陸羽《茶經》研究應該說是茶文化研究與發展的先導。1986年，湖北天門舉行了首屆陸羽研究學術討論會，1990年，浙江湖州舉辦了陸羽茶文化研究會，兩次會議都為陸羽《茶經》的中外學術交流與研討提供了平臺，但兩次會議主題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從“茶學”(或“陸學”)向“茶文化研究”的轉向。面對20世紀90年代新的契機和背景，陸羽《茶經》研究的調整和轉向似乎是自然而且必須進行的。事實上，這一階段出現的論著的確從一般性的普及、介紹性寫作進入到較深層次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比如日本學者千宗室的博士學位論文《〈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1992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專著從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著力考察了《茶經》對日本茶道的影響和意義，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與前十年相比，這一階段的研究狀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探索與固守同在、冷寂與熱鬧并存。據筆者初步統計，出版的研究著作的數量減少了，只有5本;但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數量則顯著地增加了，共計113篇。這其中當然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大背景方面的原因，但有兩個直接因素值得關注:一是進入深一層次的和更加廣闊的茶文化研究領域是這一階段的大勢所趨，在論著的選題上，表現為“面”的鋪開甚于“點”的鉆探，不少學者撰寫和發表了許多有獨到見解的茶文化論文與著作，一批頗有價值的資料性著作與工具書也在這一階段先后編撰問世。這些論著發表和出版的背后，是學者們所付出的大量時間與精力。陸羽及其《茶經》雖然是茶文化研究必然會涉及的部分，但并不是這一階段的研究重點，研究視野的拓寬使其成為研究茶藝、茶道、茶文化的載體或重要文獻之一，因此研究專著的數量有所減少也就不足為奇了。二是這一階段茶文化雜志與學術期刊對茶文化研究所起到的推助作用。茶文化的雜志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增加，但刊發論文數量仍然十分有限。直到1991年，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陳文華主編的《農業考古》雜志推出《中國茶文化專號》，此后每年出版兩期，成為國內唯一公開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據筆者有限的統計與分析，在1991至2002年公開發表的90余篇陸羽《茶經》研究論文當中，有60篇發表在《農業考古》，約占該階段總數的65%，超過了半數。雖然這65%當中有相當數量只是平庸之作，但有一定學術影響的佳作大多都刊載在《農業考古》上，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陸羽《茶經》的研究論文能夠成倍增長，與這份雜志所提供的平臺是分不開的。這一階段學界對陸羽《茶經》的研究除了繼續對陸羽生平及行跡、陸羽的茶學等進行考察之外，嘗試著將其與茶道、茶具、唐代經濟文化等結合起來，對《茶經》的文化內涵以及陸羽的思想、形象、生平軼事也進行了初步研究。雖然有精微見解的作品罕見，但學界拓寬研究視野、轉向茶文化研究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2003至2011年是陸羽《茶經》研究的提升階段

進入21世紀以來，茶文化的當代認同與學術研究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現實生活中，漸入小康的中國人在喝茶品茗之中，更注重審美的體驗，作為茶文化重要載體的都市茶藝館，也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的形象。相關學術活動仍在繼續，如2010年，湖北天門成立了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陸羽茶經研究中心”。從學術成果的統計數據來看，這一階段共116篇，研究著作12部，科普類圖書及文獻31部。此外，還有碩士學位論文及博士學位論文各一篇。(1)下表按年度列出2003－2011年間公開發表及出版的論文、研究著作、科普類圖書及文獻的目錄，限于篇幅，論文一欄在此只標明當年發表的篇數。從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可作為這一階段研究整體水平提高的標志性年份，這一年21篇，出版專著3本，其他圖書4本。這一年關于陸羽的生平史料的輯佚、年譜等文獻研究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同樣在這一年，陸羽《茶經》的學術研究和專業性的通俗讀物也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狀態。2006至2011年，《茶經》的通俗讀物在圖書市場更是有增無減，各種影印、精裝、圖解、茶話性質的《茶經》編譯圖書不斷地推陳出新，可謂琳瑯滿目，作為傳統的經典文獻，近幾年《茶經》有向常銷書甚至是暢銷書邁進的勢頭。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在當時“國學熱”的背景下，茶文化、茶知識的學術普及及市場需求情況。這一時期的著作有三個特點，一是在《茶經》的解讀與譯注方面有所精進，除了文字注解之外，還出現了不少圖解類的圖書。除了紙質出版物外，在互聯網上還出現了電子版的《茶經集注》。第二個特點是將《茶經》與唐代以后的茶書，如《續茶經》、《意林》、《陶說》等合并呈現。第三個特點是深層次的研究探索著述少，普及性的編纂圖書文字多。此階段在《茶經》的校注上達到較高學術水準的學術著作有兩本:一本是程啟坤、楊招棣、姚國坤合著的《陸羽〈茶經〉解讀與點校》;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經校注》。

二通過對新時期以來陸羽《茶經》研究歷程的回顧，從整體上我們能看到一個比較清晰的行進履跡，即從最初的發現與關注，到注釋與考證、版本與成書，以及陸羽生平史跡為主的文獻學研究，到古茶葉、茶學研究，再到作者心理、時代背景、寫作思想、文化意義及當代啟示等等的綜合性考察，研究者的視角在逐步擴大，研究重心也有所轉移?？v觀30年來陸羽《茶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大致可從五個方面來進行歸納:

(一)《茶經》的校注和考釋

從文獻學角度對《茶經》進行研究是治學的基礎，是認識《茶經》文獻價值的輔佐，也是進行其他深入研究的起始?！恫杞洝冯m然篇幅不長，但畢竟在寰宇中流傳了1200多年，它不僅文字精短簡明，而且很多語詞“奧質奇離”，還有不少異體字、簡筆字、通假字，想讀懂它并不容易。關于最早的現代《茶經》譯注本，一般認為是臺灣學者林荊南，于1976年據張宗祥刊本將《茶經》今注今譯。近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黎際明(1880－1956)是最早的《茶經》譯注者。(2)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校訂、注釋、語體文翻譯的工作。在眾多的校譯之作中，吳覺農先生編撰的《茶經述評》廣征博引、校注嚴謹，并將《茶經》放在傳統茶文化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釋，獲得了學界的高度贊譽，陸定一稱其為“二十世紀的新茶經”。經過第二版修訂，該書以十章為綱目，依次按照正文、校記、注釋和譯文的順序逐章書寫，并自繪相應圖片，最后附錄四則。這本書具有區別于其他校注之作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識，但是限于體例，《茶經述評》最突出的還是其中“述評”的部分，校記和注釋兩部分不得不刪繁就簡，這也給更為細密的校注與釋譯工作留下了空間。到了21世紀以后，有兩本《茶經》校注的力作陸續出版，給學界提供了新的解讀和有益的參照。一本是程啟坤、楊招棣、姚國坤合著的《陸羽〈茶經〉解讀與點?！?，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書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在收集研究陸羽《茶經》多種版本的基礎上，對《茶經》進行了逐段逐句的解讀，特別對原文中難以理解的詞語和難讀的字進行了注解和注音，同時還插入了大量的彩色圖片，點校采用繁體字，并附有校注說明，目的是為國內外茶文化愛好者提供一本文字規范的《茶經》白話文本;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經校注》，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出版，全書以現行所有《茶經》版本的祖本———國圖館藏宋刻百川學海本為底本，選用26種國內外藏本為校本，并參閱大量相關文獻，同樣采用繁體字對《茶經》作了認真的考釋，書后附錄陸羽傳記資料和歷代《茶經》序跋贊論?？偟挠∠笫窃摃男？弊龅檬謬乐敚⑻岢隽嗽S多前人所未發的獨到見解，是一部相當出眾的學術著作。除了上述公開出版物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一些茶學機構內部印行了對《茶經》進行校注的作品，也為不少學人所參考和使用。(3)此外，前面提到的電子版《茶經集注》在網絡上也有很高的人氣和點擊量。這些為促進更多的人閱讀理解《茶經》是有積極作用的。由于《茶經》在南宋之前并無刊本，在相當長的時間靠鈔本流傳，此后雖在官修、私修目錄中均有著錄，但即使是最早的百川學海本也有訛誤，很顯然，校訂工作對《茶經》原文的釋義和引用的正確性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細致的校注、點讀是為后人解惑增益的基礎。曾有學者對四庫全書文淵閣本陸羽《茶經》進行了校訂，這些校訂有不少是正確的，有些則出現了理解上的偏差。(4)這也說明要圓滿地解釋原文，必需有深厚的文字學、音韻學方面的根底，同時還需要對茶知識的不斷理解與深化，可見?？钡墓ぷ魇鉃椴灰?。老一輩學人張芳賜先生早已指出，《茶經》前八章都有“原注”(指現存《茶經》版本中的文間注)，特別是第八章的原注最多。這些原注，有的當非陸羽自注，有的難以辨明何人何時所注。對這些原注的辨析其實很重要，雖然囿于資料的限制，很難對所有的引文及原注進行辨析，但還是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討論與探究，并提出了不少獨立的見解。鄧乃朋對于《茶經•七之事》中記載的一則史料，即晏嬰食“茗菜”一事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一史事是后人羼入的，并非陸羽原文;(5)而游修齡則認為“茗菜”應是“苔菜”之誤;(6)于良子對于《茶經•一之源》中“其字舊注”中的舛誤作了文字上的辨析;(7)王家葵對《茶經》所引述的“苦茶”條目進行了考證，(8)王鐘音對《茶經•三之造》中兩段文字中若干形容詞的涵意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可能性。(9)這些文章為我們客觀地理解《茶經》原文中的字詞及部分史事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二)《茶經》的成書和版本研究。

《茶經》不僅文字古奧難懂，而且版本復雜，經歷了多人多次傳抄、校訂、翻刻、印行，千百年來《茶經》的版本甚多，在傳統四部分類當中又歸類不明。厘清《茶經》的版本源流，能為學術界更好地使用《茶經》提供可靠的依據。對為數眾多的版本進行研究，不僅可以解決《茶經》自身的文字內容問題，同時也可以梳理出相關的茶文化發展史。對于《茶經》問世的時間，學界一般認為在公元756－780年之間，但具體成書于哪一年，仍然眾說紛紜，沒有定論。爭論主要聚焦三個問題:一是《陸文學自傳》是陸羽自撰還是經他人篡改的偽作;二是陸羽著《茶經》是一次完成還是作過修改，有沒有所謂的“初稿”和“修改稿”;三是短時期內陸羽獲取《茶經》寫作的資料來源問題。1958年，萬國鼎在《茶書總目提要》中確定為乾元元年(758年)左右;傅樹勤對美國和日本學者的研究結論做出的回應是:《茶經》初稿成于760年底或761年初，其后有兩次大的修訂，一次在764年，一次在774年;(10)楊浩認為《茶經》撰寫于760年，成書于761年;錢時霖認為《茶經》的成書時間最遲是761年，不同意775年再度修改的看法;(11)沈冬梅在其著作《茶經校注》中分析了有關成書時間的三種看法，認為《茶經》經歷了初稿和修改稿的過程，對于《韻海鏡源》三條茶資料未入《茶經•七之事》的原因，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以上各種觀點，還有不少學者撰文論述《茶經》成書時間，甚至引發了陸羽在何地撰寫《茶經》的爭論，表明了這一問題研究的分歧依然存在。從宋代至民國，歷來相傳的《茶經》大約有六十余種版本，迄今可見的五十余種版本，都是南宋以后流傳的《茶經》版本，這其中還有不少在海外流傳: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有卡本特兒《茶經》本;另有威廉•馬克斯《茶葉全書》本;英國有大百科全書本;韓國有茶文化本、崔孔述韓國茶道本、韓國茶文化研究資料本、徐庭柱茶經刊本、金云學韓國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經刊本、金明培茶經刊本、韓國茶書本;日本的《茶經》藏本更多，達到20多種，早在元祿5年(1692年)的《廣益書籍目錄》就有《陸羽茶經》兩冊，這恐怕是日本刊行《茶經》的最早版本。學界對可見的各種版本的《茶經》進行了爬梳、研究和一定的對比。有的學者曾將它們分為“四庫全書本”和“桑繧廬藏本”兩個大類;(12)后又在這兩大系統之外加上一類曰“名家校勘本”;(13)有的學者將它們分為刊本、叢書本、附刊本和譯注本;有的學者分為有注本、無注本、三是增本、刪節本(14)。馬曉樂、祝恩元對歷代《茶經》及海內外版本的流變情況進行了考察;(15)此外，基于百川學海本的文獻價值，沈冬梅撰文專門介紹了該本的概貌，并指出了國圖宋刻百川本《茶經》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百川本、民國陶氏景刊百川本的異同。(16)

(三)《茶經》本體研究

《茶經》本體研究，指的是在茶學和茶史的學科意義上對《茶經》進行的研究，它既要有令人信服的資料依據，又要關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應當引起重視。作為一部茶書，《茶經》總結了中唐以前關于茶的知識，論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飲、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圖等許多方面。按照現代科學劃分，一部《茶經》幾乎囊括了茶學和茶葉生產的各個方面。30年來，《茶經》本體研究不能說涵蓋了陸羽茶學的所有面向，但是對其中有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探究和研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茶的產地起源、茶的形態特征、茶的采制用具和烹飲器具、茶的術語、茶的地名等與現代茶學相關問題的闡釋、考辨與解析上。茶的起源是研究茶史無法避開的問題，《茶經》開篇的“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不僅是關于野生古茶樹的生長環境和地點的最早記載，而且為我們尋找茶樹的原產地框定了范圍。在國內外各種茶樹起源的假說中，以中國起源說最為有力，而在中國起源說中，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傾向于認為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是茶樹的原生地。不過，在討論茶樹原產地問題時，經常出現把茶樹的原產地與飲茶文化的起源混淆起來的現象，如有學者就認為最早出現人工栽培茶的地區，和最早培植出茶文化的地區都是四川，(17)這就沒有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進行區分。還有學者發現《茶經》記述有與現實地理情況不盡相符之處，經過實地調研后認為，“巴山峽川”應不僅是指長江三峽一帶，而應包括川渝南部、黔西北部。(18)我們認為，基于田野調查資料對《茶經》原文的存疑和新證，是應該加以提倡的?！耙恢础睆淖至x看是茶的起源，其實并不完全如此。陳椽先生認為這節研究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茶葉品質與土壤和鮮葉性狀的關系;二是飲茶與衛生的關系。(19)鄧乃朋、戈佩貞在兩篇重名文章中，聯系現代茶葉生產的實際，對“一之源”進行了逐句的解析，說明《茶經》中的許多表述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20)丁俊之認為，陸羽對茶葉效用的評價雖有局限性，但提示了茶不僅可以健身體而且健心靈，“采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一句對當今茶葉市場上出現的質級不符，農藥超標等問題仍有啟示作用。(21)林盛有調查了顧渚紫筍茶的生態環境、茶樹品種與茶質特點，論述了其與“一之源”中有關“上”的一段文字的相關性。(22)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關注視角，即以滿足現代茶業發展的需要為目的，實現對歷史文獻的有效利用。除了“一之源”外，不少學者還撰文對《茶經•四之器》進行了考察。如沈冬梅的《風爐考》、羅慶江對“風爐”和“漉水囊”的考辨;(23)殷玉嫻、王峰還對“漉水囊”的佛教屬性進行了一番討論。(24)此外，一些學術爭鳴頗值得關注。這里不妨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關于“四之器”中一段文字的理解，《茶經》原文是:“眊，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瓷不如越三也?！薄靶喜蝗缭健钡拇稍u由此濫觴，影響著后代文人雅士對瓷的評品。李紀賢先生對這種所謂褒越貶邢之說提出反駁。作者以邢、越二窯系的歷史遺留物和考古證明為依據，從燒造工藝到造型裝飾、色彩等方面進行比較，甚而利用現代科學的條件，通過化學分析和物理鑒定來比較質量上的異同，以說明陸羽論斷的偏頗和錯誤。(25)李硯祖先生則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陸羽“邢不如越”所指界的實質內涵不是邢、越二窯瓷器在實際質量上、燒造上、造型上乃至裝飾上有多大差異;而是包括陸羽在內的整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人文心理、審美意識和特定的工藝審美觀。正是這種審美觀所導向的內在文化心理，才是我們理解陸羽這一定論的鑰匙。(26)另一個例子是對茶器的辨析，從《茶經》上下文和《封氏聞見記》等平行文獻中可知，“四之器”中應列錄陸羽煎茶二十四器，然今本《茶經》列有二十五器，到底誤入了哪一“器”，學者似有不同的看法。丁以壽認為“繶”為采茶用具，而非茶器;(27)沈冬梅認為，文中有“以則置合中”，或許是陸羽將“羅合”與“則”計為一器;(28)而歐陽勛在一篇論文中認為“交床”應為附屬器。(29)究竟哪些是言之鑿鑿的論據，哪些只是猜度，還有待學者明鑒。這兩個例子帶給我們某種提示，即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茶經》的實質內涵，還需要進入深層次的、根本性的文化研究領域。

(四)對《茶經》的文化內涵進行了探討

《茶經》的出現不是偶然，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作為一部承前啟后的茶學巨著，它受到中國文化的形塑，也是中國文化的載體。如果以“古為今用”的標準去衡量，《茶經》中的很多茶科技方面的內容由于時過境遷，只能作為歷史經驗;但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茶經》中所體現的茶道精神、文人心態、民族意趣、飲茶習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卻能跨越時空，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和價值。30年來，學界對《茶經》文化內涵的研究探討主要涉及茶道精神、茶藝觀、美學思想、宗教關系、以及唐代茶文化的社會思想根源等幾個方面。如傅鐵虹對《茶經》中的道家美學思想展開的論述，并初步討論了道家美學思想對后世品水文學、對茶詩、對茶藝術創作、對現代飲茶情趣的影響;(30)寇丹關于《茶經》的誕生基礎和文化內涵的論述，(31)錢大宇對《茶經》的人文精神所作的闡發，(32)徐榮銓對陸羽《茶經》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唐代茶文化的思想源泉的論述，(33)林瑞萱對陸羽茶道美學的討論，(34)朱海燕等對《茶經》體現出來的“生態美”農業觀、陸羽茶審美觀的成因及其現實意義所作的闡釋(35)等等。這些論文的最大特點是提出了新的問題與新的角度，其中不乏出色的論述，然而，繼續深入展開的研究卻罕見。對《茶經》的文化內涵討論最多、爭議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要目大概當屬學界對“精行儉德”的解釋了，對于該詞在行文中如何斷句、如何釋義、濃縮了怎樣的茶道精神等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至今仍眾說紛紜。據學者統計，僅該詞在原文中如何斷句，目前就有至少6種不同意見。(36“)精行儉德”這一主旨所反映的茶道精神，有的學者認為它代表的是一種儒家理想人格和儒家茶文化的理想，有的認為它受道教茶文化的影響更多，還有學者認為它主要是源于佛禪文化的影響。的確，陸羽作為一個早年與佛家分道揚鑣、后又與這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同時與儒、道、隱各家均有涉獵的頗為傳奇之人，他將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思想與文化系統，并游走其間，這背后應當是相當復雜的文化交織與碰撞。因此，僅僅從字面意義來考察“精行儉德”語出何方，恐怕過于膚淺，在儒、釋、道、隱等文化之間建立起相互聯系應是認清這一主旨內涵的方向。陸羽所生活的唐代，儒、釋、道、隱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發展，但它們總是互相影響著，其方式時而十分微妙，時而又顯而易見，這種微妙的交叉是研究“精行儉德”豐富性的重要構成部分。期待學界在這方面有新的觀念和更有力度的闡釋。

(五)對陸羽進行了多面向的研究

作為《茶經》的作者、茶學的開創者，陸羽被后世奉為茶神、茶仙、茶圣，享有崇高的地位。陸羽和《茶經》在學者們看來，已形成一種互為關系，這就意味著研究陸羽不可能不關注《茶經》，研究《茶經》也脫不開陸羽，兩者成為統一體。因此，前述的《茶經》研究四個方面的論著幾乎都涉及到陸羽的茶學。但這里的區別在于，既然是對陸羽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那么除了關注作為“茶人”的陸羽，也關注作為“文人”的陸羽。據筆者統計，從1980到2011年，公開發表的以“陸羽”為研究主題的論文有150余篇。這些論文基本可歸結為六個方面:一是陸羽的生平身世，包括對他的名號、卒年、行蹤遺跡、交游、著作存佚的考述;二是陸羽的形象，包括他丑陋的常人形象以及在民間信仰中光彩的“茶神”形象;三是陸羽的思想品格;四是陸羽的茶學觀念;五是陸羽的文學創作，主要是他的詩歌創作、書法理論、方志編纂;六是陸羽研究的評論文章?？梢钥闯?，這些研究內容是多面向的，甚至是駁雜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每個面向研究的學術水準并不均衡，而是有短有長，有高有低。其中持續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當屬陸羽的生平研究與考證。關于陸羽生平最權威的考證是儲仲君、陳耀東二先生作的《唐才子傳•陸羽傳》箋證，(37)但限于體例，他們對陸羽生平的重要問題未能作出翔實的考訂，其中就包括陸羽的卒年問題。陸羽生平公元733年，學界對此沒有意見，但對其卒年卻有不同的說法。近幾年隨著研究的深入，在更廣泛深入的史料發掘基礎上，對陸羽卒年的認識基本明朗并趨于一致:陸羽卒于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對這一問題的爭鳴及討論，可參考殷玉嫻的《陸羽卒年考述》(38)和竺濟法的《陸羽卒年再認識》(39)。由于《新唐書》和《全唐文》所載陸羽傳記簡略，使人們對他的生平總有撲朔迷離之感，不少學者挖掘和增補了不少有關陸羽生平的史料。史念書對《全唐詩》中與陸羽相關的詩句及其中晚年的行止做了考述。(40)關于陸羽的生平著述，除了載于茶葉典籍之外，廣泛散布在其他相關史料中。萬國鼎曾據《梁繷漫志》作過考證，但增補不多。此后，歐陽勛、周靖民、朱自振等多位學者從詩集、方志中輯出有關陸羽的史料，(41)尹占華從唐宋詩集、文集、碑記中將陸羽的著作與佚文作了輯考，(42)周志剛撰述的《陸羽年譜》和《陸羽著述輯考》等等，這些學者在史料文獻上作的發掘，為陸羽研究的深入、為更接近歷史上那個真實的陸羽，提供了新的資料，鋪設了新的地基。

三我們已經詳盡地評述了30年來陸羽《茶經》研究走過的歷程和取得的學術成就，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知識背景和研究旨趣?；仡櫼酝膶W術得失，是為了理性而客觀地加以省察與思考，從中得到些許對今后的研究者有益的提示，以促進學界在這一課題研究上有所提升，有所突破。總的概括，30年來陸羽《茶經》研究呈現出一些特征:

一，從研究者的學科背景來看，主要來自茶學、農學、史學、文獻學、食品學等傳統學科，大多數學者同時也是茶界人士。這就決定了陸羽《茶經》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來自茶學、文獻學和史學等幾大領域。

二，從研究方法來看，學界正經歷從傳統茶學、文獻學、史學的觀念方法到文學、美學、文化學的觀念方法的轉變，這一點在近幾年表現尤為明顯。進入21世紀以來，科技的突飛猛進、時空的流轉變換使得《茶經》在物質與技術層面的現代價值日漸式微，然而在精神與文化層面所煥發出的價值卻愈顯珍貴。

三，從研究模式來看，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研究多，觀照問題與反思問題的研究少;理論性弱，功利性較強。這里也涉及到學界所樂談的“問題意識”，體現在陸羽《茶經》的研究中，建立起學術前提和學術理念的論著寥若星辰，而基于學術意義上的真誠對話也不多見，因此難以碰擦出“火花”。

除了這幾個特征以外，陸羽《茶經》研究的不足之處也是比較明顯的。如同大多數對歷史經典的研究一樣，雖然可以從多個角度、多個側面對它們做一種“大問題，小切口”式的考察，但個案或專題研究難免存在支離破碎的問題，換句話說，微觀研究、細部研究多，中觀(或宏觀)研究、系統(或理論)研究少。陸羽《茶經》研究也出現過這種現象，這里暫且以學界對陸羽行跡與交游所做的考察為例。我們知道，陸羽一生到過許多地方，結識了不少友人。考察陸羽的行蹤、遺跡、交游、軼事，對于切入陸羽的文化身分、社會風貌、性情品格、以及當時文人雅士階層的心理意趣等課題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相關研究的某些方面卻存在著一些誤區，從對陸羽行跡研究的論文標題看，幾乎都呈現出相似的“點對點”的簡單套路，其中以“陸羽+地名(+賓語)”的格式為題的論文就有將近30篇。這多少暴露出在對一些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學術視野的狹窄和問題意識的缺席。此外，一些對于陸羽行蹤的考證夾雜著比較明顯的地方利益，強調現代行政區劃的地理概念，淡化古代行政區劃的地域及文化屬性。這些問題都是在學術研究中應當盡量避免的。

不管怎樣，通過對陸羽《茶經》研究的成績與不足進行反思，從中可以汲取一些對于未來的進一步研究有用的信息，簡要地說，就是了解學界已經研究了哪些問題，哪些問題研究得還不夠，哪些問題很重要卻亟待學者去解決。到目前為止，學界已做了很多關于陸羽《茶經》的茶學、文獻學、史料的考證與研究，在沒有發現新史料之前，一些傳統學科的研究已進入相對飽和的狀態，而文化學層面的研究卻剛剛開始，開辟了新的學術研究空間。新的空間有新的空白和新的挑戰，還有待學界和更多學者的關注和努力。

陸羽的《茶經》把茶的學問和文化系統化了，這是一個開創性的貢獻，研究陸羽和《茶經》也是中國茶文化研究的重要構成。目前，中國茶文化的學科地位尚未確立，這就更需要學術的積淀、方法的整合、理念的重構，來提高中國茶文化研究的學術水準，通過真正的學術影響力來帶動整個學科地位的提升。余悅先生曾指出，“茶文化研究最有可能產生較強影響力的，大體有六個方面:一是與哲學相關的研究，即中國茶文化與儒釋道及其他思想層面的探討，中國茶文化精神的進一步探尋;二是與歷史學相關的研究，如茶文化各個歷史階段和事項的研究;三是與文學藝術相關的研究，許多文學藝術形式都有關于茶的內容，都得得關注和探討;四是與民俗相關的研究，這方面還有許多未被發掘的領地;五是與美學相關的研究，茶藝可以說是美的集中表現，但對這一形態的美學思想和審美情趣都缺乏有深度的成果;六是與文化學相關的研究。”(43)這六個方面的研究雖然時對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整體而發，但對于陸羽《茶經》研究的未來走向，同樣是適用的。這里不妨根據陸羽《茶經》的研究實際，對一些可行性課題作一簡要而初淺的抒發。

首先，不管是論《茶經》的物質還是論《茶經》的精神，不論是探尋陸羽的生平還是他的思想，把他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去揭示《茶經》所誕生的時代與歷史上其他時代所共同面臨的飲茶、制茶、茶的習俗、茶的利用、茶的交流、茶的變化等問題，去剝開陸羽及其跟隨者對茶的道德、茶的精神、茶的意義進行宣揚的層層包裹。這將與那些單純地把陸羽和《茶經》作為至高無上的“茶神”和“百科全書”所作的理想化研究有著根本區別。

其次，從哲學的角度觀照陸羽的茶道精神，既要從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出發，同時也要兼顧思想史的非主流因素。在對陸羽思想的研究中，儒、釋、道因素已有所考量，有學者曾零星提及“隱”、“野”、“禪”等觀念意識，這些主流與非主流思想之間的分別，以及它們曾對陸羽的內在文化心理產生了何種影響，和程式化的茶道研究相比，這種研討或許更值得期待。

第三，《茶經》用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記載了茶的史事，涉及故事、散文、詩歌、傳說、寓言等各類文學作品，這些為數不少以茶為對象的文學藝術作品既需要史學的日常敘述，也需要文學的豐富想象。這些敘述和想象或許能激發《茶經》新的生命力。

第四，在民間，有不少關于陸羽的俗信、傳說故事和茶事習俗。但3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數，僅見學者曾對雙溪地區民俗遺風進行過考證，其中提到了記載陸羽的民間故事和民間自編書籍。(44)要想在這一領域有所開辟，則需要民俗學者做進一步的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最后，除了對已知領域的陸羽《茶經》研究應有掌握之外，對海外學者的研究情況作及時的了解，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如今熱熱鬧鬧國際茶文化交流表象的背后，從學術層面進行的交流并不盡如人意，大多數情況下是“自說自話”，缺少學術觀點的撞擊和深入的探討。因此，在國際茶文化學術對話中的陸羽及其《茶經》的形象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正待開墾的領域。上述五個方面并非對這一課題未來研究的預測，它們只是對問題意識的思考，或許可稱它們為進一步討論的引子。學術研究沒有止境，陸羽《茶經》仍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仍有待開辟新的學術領域，但從這些引子不難看出，多學科交叉研究將是勢之所趨。在這里，期待新的學者有新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