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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文化的文本性

在菲斯克看來,日常生活給大眾文化提供了許多開放性的文本資源。在那里大眾享受著對文本的各種各樣的、與眾不同的解讀和建構,從而形成屬于自己的文本意義。大眾文化在消費物質性商品時,商品在金融經濟領域是生產商和銷售者獲得利潤的重要砝碼,但是在文化經濟領域是大眾文化的一種文本形式。還有一種明顯的文本形式就是向大眾傳播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電視廣播新聞,這種文本的開放性、大眾的參與度,使大眾的主體性更加凸顯。例如,電視文本中的廣告文本,廣告文本的收益和利潤是直接和大眾的參與和支持相關的。如果大眾對插有廣告這一時段的節目沒有強烈的興趣,那么其中的廣告會更讓觀眾反感,觀眾也不會再觀看這個頻道;反之,廣告商和電視臺則會因為觀眾的支持,而賺得巨額利潤。因此,現在電視臺會通過測試每一個節目的收視率和關注度來安排播出節目的時間,一般每個臺的黃金時間都是在播出有吸引力的娛樂節目和電視劇,并且在其中插入廣告而賺取高額的廣告費用。這在菲斯克看來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為了維護自己既得的利益而與大眾文化妥協。因為在文化經濟中占主導地位不再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它想對大眾文化進行有效的控制和規訓已是有心無力,不得不把解讀權和生產權賦予大眾文化,也由此可知大眾文化的文本具有開放性、隱喻性、主體性的特征,也正是這些特征給予了大眾文化創造自己的空間和領域的活力。

(一)文本的開放性資本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給予大眾的是一種封閉式的文本,傳達給觀眾的是他們想要大眾看到的一種結果,就好比是他們設計廣告來宣傳商品,希望大眾能夠從廣告中看到商品的某種統一的特性。例如,菲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所提到的牛仔褲廣告,廣告無一例外是宣傳牛仔褲的耐用、少保養、力量和性感,但是在這樣統一的廣告中,菲斯克還是發現了其中新的內涵和意義在反抗意識形態的控制。大眾也參與到牛仔褲文本新的改造和建構中。因為大眾文化的文本是開放的,是需要大眾參與和創造的,是沒有確定的結局或結尾的,可以是無限的意義的生成。菲斯克也指出文本提供的是淺白的東西,深層次的內在的東西需要讀者自己去填寫和挖掘,然后將文本和體驗結合起來,建立新的文本。大眾的文化商品在被看成是一種開放性的文本的同時,大眾文化也是一種冒險、刺激和挑戰,然而這一切都不能缺少參與者。可見,大眾文化文本的開放性是與大眾的參與性密不可分的。沒有大眾的參與性,文本就是死的、封閉的,那樣的大眾文化就會枯燥無味。所以,作為大眾文化迷的菲斯克,找到了大眾的熱情和主動。在《解讀大眾文化》一書中,記錄了麥當娜的粉絲們不僅喜歡聽麥當娜的歌,更喜歡麥當娜的裝束和行為,并對這些進行模仿。在麥當娜“制造我的錄像”大賽中,要求參與者為歌曲“真實的藍調”制作影片,菲斯克列舉了三部影片,每一步片子中的麥當娜“粉絲”都展現了自己對麥當娜的理解,而這些新的理解,就是對麥當娜文本的參與和建構,使得麥當娜的文本更加豐富和有意味。如果沒有積極主動的參與者,麥當娜的文本就不會被大眾更深層地挖掘,而只是停留在偶像崇拜的表面。當然,菲斯克因為個人和學術的原因,進行了挖掘和論述,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大眾文化的一員。總之,大眾文化文本的開放性可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未控制的縫隙擴大,給予大眾文化更寬闊的生存空間。除此之外,大眾文化的文本還是隱喻的、各種符號交織的,是符號的泛濫,是對社會規范的強有力的隱喻式的質問和抵制。

(二)文本的隱喻性文本無論是實體的商品,還是衍生的虛化的意義,都作為一種符號來被宣傳和購買,當今社會信息如此發達,人們面對如此多的信息和商品,選擇變得既困難又簡單。困難是要求具有獨一無二的個性,這些個性也可以自己添加和制作;簡單是這種個性只能保持很短的時間,下一分鐘就會被成批制作,所以選擇哪一個都一樣,不同的就在于選擇符號的人賦予符號的隱喻的含義。在菲斯克看來,體制提供的文化產品一旦進入大眾的解讀范圍,就成為種種符號,人們便可以根據自己的語境作出各種不同的解釋,產生多種意義。“大眾文本的過度是指符號的泛濫。泛濫的符號帶來了語義的泛濫,使作品變得煽情、夸張、鄙俗。它使意義掙脫控制,掙脫意識形態規范的控制或特定文本的要求。”這種符號的泛濫使得符合本身的雙關語義被瓦解,所蘊含的體制下的意識形態被忽略,大眾文化放棄對符號含義的意識形態的思考和延伸,而是看成某種無意義的信息,或者是在這種信息上創造屬于自己的新的含義和內涵。例如,每天準時播報的電視新聞傳達了一些主流意識形態所要創達的內容,但是這樣的內容并不被大眾文化所接受和采納。菲斯克在《解讀大眾文化》中提到的暴雪的新聞就是一種隱喻,“這種隱喻用自然規律解釋了事件的社會威脅和政治威脅,因而將關于它們的對立性的意義消除成現狀要處理的常識性的‘事實’,進一步說,它的出現不僅不具有威脅,甚至實際上還會被它們強化:破壞和威脅最終會證明體制適應它們的能力。”也就是說,那場暴雪變成了意識形態宣傳自己強大的自然符號,但是意識形態這種支配的權力,并沒有影響大眾對暴雪的解釋,大眾在享受雪之美和滑雪橇的快樂,這是新聞的一些畫面中透露的大眾文化的信息。由此可見,大眾文化給予了暴雪新的隱喻的含義,即是社會從屬地位的人自下而上的對社會控制的快樂的反抗。還有就是電子游戲機器也是一種隱喻,是對工作中運用的生產機器的抵制;怪誕的身體也在隱喻意義上表達著對被統治階級的體驗和反抗,例如菲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提出:“怪誕的摔跤選手乃是大眾的身體,被統治階級的身體、勞動著的身體、反抗式的身體的隱喻。”這一切,都說明大眾文化文本的主體性是存在的,是不能被完全壓制的。

(三)文本的主體性大眾文化文本的主體性和觀眾的主體性是不同的。“觀眾結構的復雜性及其錯綜的社會關系本身決定了他們潛在的社會主體性。社會主體性是觀眾對文本作出反應或解釋的認識視野和感情基礎。‘文本性主體’則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構時為觀眾造就和預備的主體位置。這些主體位置是大眾媒介傳播者設想出來的,與觀眾的社會性主體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大眾需要在觀眾主體性的基礎上來解讀電視文本,也需要逃避大眾媒介傳播者設想出來的文本的閱讀者,因為菲斯克認為大眾是積極主動的,是有辨識能力的。因此,大眾文化文本的主體性是一種重新的建構。既要逃避意識形態的控制,也要逃避媒介的陷阱。這樣的大眾文化才是真正的大眾的文化,而不是消費操控下的低俗的跟風的文化。大眾文化文本的主體性,說明大眾是有辨識力的,在與大眾息息相關的體驗中,大眾總是希望自己占有意義上的主導,而不是被媒介和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例如,菲斯克發現,對于文本的主體性而言,不是指文本本身是誰創造的,而是指文本本身的意義的創造與生產。這種生產是與大眾文化的相關性分不開的,大眾在體驗一些節目的意義時,總是與自己生活的經驗分不開的,只有這時大眾才可以脫離自己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的體制,建構以自己為中心和主體的空間,從而得到一種被承認和尊重的快感。女性在父權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中特別渴望擁有獨立、自主的話語權,擁有自己的地位,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不是作為男性的附屬品,永遠圍著家庭和家務而活,沒有屬于自己的人生以及樂趣。商場的出現給予女性一個擺脫父權體系壓制的、以自己為中心和主體的空間。作為這個空間的主體,她們可以在商場里盡情試穿各種的衣服和鞋子而獲得一種快感,卻并不需要真實購買,這時,她們由原來的被壓制者、被控制者,變成主導者,既主導自己的人生,也作為上帝主導銷售者銷售商品的種類和價格。因此,大眾明確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只是經濟或者一些現實條件制約著他們的欲望,他們就不得不轉移自己的注意力,通過緩慢的抵制來獲得主體性的位置。大眾文本的主體性不僅僅說明了文本的獨特性和復雜性,而且表現出了解讀文本的方法多樣性。在菲斯克看來:“解讀文本是件復雜的工作,而大眾文本的復雜性既在于它的使用方式,也在于它的內在結構。文本意義所賴以存在的復雜密集的關系網,是社會的而不是文本的,是由讀者而不是文本作者創造出來的。”大眾文化的文本的開放性、隱喻性、主體性,使得大眾文化的意義和快感在其中流通,從而在流通實踐中產生更多的意義和快感。“這種重視快感、強調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相關性、關注大眾文化主體的大眾文本觀,在權力與抵制、結構與實踐等的維度交界處,遵循、深化、細化了菲斯克理論‘快感—權力—意義’的總體邏輯,對于菲斯克理論的體系建構、觀點闡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大眾文化抵制的快樂

大眾文化的快樂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順從的快樂,即大眾發現自己對文化的某種理解和支配者的意識形態相契合的快樂;一種是抵制的快樂,這種快樂表現的方式復雜多樣,但是總體而言是自下而上的從屬者對自上而下的支配者的反抗和抵制。菲斯克所倡導的大眾的快樂就是指第二種快樂,而不是順從的快樂。順從的快樂是一種虛假的快樂,是一種支配者賦予大眾的麻醉大眾抵抗力的快樂,是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統治秩序的一種不容易被察覺的策略。因此,他們將不符合規訓的體育運動和狂歡節加上一些法律和規則的條條框框,以便方便他們的管理和維護固有的秩序。這些,在菲斯克看來都扼殺了大眾的自身的快樂,所以他提倡大眾文化抵制的快樂。大眾文化給予被壓制階級的主體性的權力,能夠自由解讀和創造大眾文化的文本,可以在這樣的活動中產生一種滿足感,一種抵制規訓的快樂,一種在合法范圍里“非法”取得的快樂。菲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將發現的快感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躲避式的快感,他們圍繞著身體,而且在社會的意義上,傾向于引發冒犯與中傷;另一種是生產諸種意義時所帶來的快感,它們圍繞的是社會認同與社會關系,并通過對霸權力量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抵抗,而在社會的意義上運作。”可見,菲斯克所謂的兩種類型的快樂即身體的快樂和生產式的快樂。這兩種快樂都不是激進的,并不與主流意識形態完全撕破臉。身體的快樂主要是為了大眾掌握自己身體的控制,而不是被規則具體化、統一化,這是一種逃避式的快樂,是一種“拒絕式的抵抗,而不是‘符號學暴動’式的抵抗”。《理解大眾文化》中生產式的快樂是抵制主體意識形態的快樂,脫離社會規訓的能指和所指,建立新的能指的快樂。是一種與身體相對的心靈的快樂。而這種生產式的快樂,似乎更得到菲斯克的重視。在他的書中,他為了這種快樂,創造了與金融經濟相對的文化經濟,而在文化經濟中,流通的已不是貨幣,而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觀眾也從商品一躍而成為意義和快感的生產者,這里的快感,是一種心靈快感而非身體的快感。可見,菲斯克雖然也提倡怪誕身體的抵抗和快樂,但是他是為自己大眾文化抵抗的快樂增加一些例證和籌碼,來證明自己的大眾文化生產式的抵制的快樂。因為無論是商場里購物的婦女,還是沙灘上的沖浪男孩,游戲廳里的游戲人,抑或是麥當娜的粉絲,都主要是在生產著某種意義和快樂,留給身體的只是短暫的快感,留給心靈的是抵制社會規訓而獲得自由的快樂。可是,在現代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千篇一律的機械的文化商品,并不能帶給大眾任何的意義和快感。尤其是電視劇和電影都不能給大眾任何的欲望去觀看,好萊塢多數也只能憑借先進的技術來刺激大眾麻木的視覺神經來獲得票房,大眾不得不選擇自己的方法來創造自己的意義。可見,影視向觀眾提供的文本是“淺白的東西,內在的東西則留給生產式的讀者去填寫自己的社會體驗,去建立文本與體驗之間的關聯,從而從中挖掘出關聯自身個性的、吻合相關性的意義、快感和權力來。”盡管社會為大眾提供了可選擇的特別的商品,但是大眾已經很難再真心地笑了,因為所謂的尊重大眾的需求,其實是利益的追逐,并沒有從大眾主體的內心來對大眾進行關注,一切的一切不過是為大眾制造一時的滿足,滿足之后就是更多的空虛和無奈,就好比是黃粱美夢,總歸是要蘇醒的。菲斯克的重要貢獻是賦予大眾創造文化制品的權力,并把這種創造看作與權威的對抗,在不斷的游擊戰爭中獲得自己想要的快樂。“大眾雖然無法在社會權力上實現有效反抗,其從屬地位也決定了他們不能創造大眾文化資源,但是卻可以利用文化經濟領域的符號戰術來抵制支配文化霸權,生產出屬于自己社會體驗的意義,以及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快感。”

三、大眾文化較量的戰場

大眾文化抵抗文化霸權階級的統治,從未想過獲得實質性的勝利,從而在政權上推翻某個階級,只是要在社會統治和規訓的夾縫中建立一個同統治階級作斗爭的戰場或者根據地,這樣方便大眾文化的游擊戰爭,時不時給敵人以騷擾,讓敵人寢食難安,卻又無計可施。代表性的關系有文化經濟對金融經濟的抵抗,身體對社會規訓的反抗。這里文化經濟是戰場,怪誕的身體也是隱喻的戰場,同時文化經濟的觀眾和擁有怪誕的身體的人又是抵制關系的參與者。這個戰場上少了任何一方,就會缺失戰場的意義,于是交戰的雙方總是處于膠著狀態。電視文本作為創建這種關系的一個媒介,是統治階級的一種妥協的表現,說明大眾文化的戰場并不是統治階級的天下,統治階級的絕對話語被削弱,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不得不放棄一些權力來換得一些經濟的利益。大眾的“對抗性的閱讀行為肯定了從屬階級在創造意義和快感的過程中所擁有的權力,并對資本主義生產意識形態主體的權力直接提出了挑戰。”

四、結語

菲斯克說:“嘗試建立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倡導積極快樂和隨意休閑的大眾文化理論,推崇日常狂歡的大眾消費精神,試圖在大眾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做出一種超越。”只是菲斯克對大眾文化全盤的吸收和褒獎,沒有選擇不加批判的思想是危險的,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大眾文化都是有意義的抵抗。例如,在福柯眼中亂性和都能給身體帶來某種快感,因而不能被忽視和禁止,同樣在菲斯克眼中亂性和電子游戲對人們帶來一種抵抗傳統和主流的思想,產生抵制的快感和意義,是不應該得到批判與社會道德規范的束縛和譴責的,這種一刀切的看法就是麥克蓋根所認為的民粹主義。因此菲斯克認為所有流行的大眾文化都是有利的,一種對規訓和模式的逃避和抵制的看法是極端的,是應該得到更正的。其實,菲斯克本人在《解讀大眾文化》一書中也提到過,沒有什么是絕對的,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只是在大眾文化的這個問題上,他為了給予大眾文化一個合法的地位,讓更多的人來關注大眾的能力,因而有些矯枉過正。他的理論“改變了人們的知識視野和思維模式,通過這個改變人們可以找到了一種途徑和方法,把理論的觸角伸向普通大眾。”

由此可知,菲斯克本人的愿望和想法是美好的,反映在他的理論中卻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積極挖掘大眾文化的能動性的理論,另一方面也希望這樣的大眾文化完全是積極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菲斯克的理論可以讓更多的學者來關注大眾文化的創造能力,而不僅僅局限于少數人主宰的精英主義的文化。當今時代是大眾文化的時代,一些人在利用大眾媒體時,也需要通過一些有效的手段提高大眾的辨別和鑒賞力,讓大眾真正成為有自己深刻思想的人,這也是菲斯克研究大眾文化的初衷,只有這樣大眾文化才可以更好發揮社會抵制作用,不被商品的大潮所席卷而無法自拔。“但其對大眾趣味的過分迎合,必然導致高雅藝術的困頓和審美價值的缺失,使得大眾逐漸失去對精英文化和審美藝術的鑒賞力。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義或許是一種盲目樂觀,甚或是對精英主義論調的矯枉過正。”我們應該避免盲目樂觀,以免重蹈菲斯克的覆轍。總之,要全面看待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不能一味批判,也不能全盤贊揚。這不僅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折中,也是正確看待事物和問題的方法。

作者：孫密密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