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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齊時代，佛教達到了十六國北朝時期的頂點，這與北齊佛教的政治化是密切相關的。在北齊皇權的直接支持下，佛教取得了近乎國教的地位。這種政治化既表現在皇室和大臣對佛教的尊崇信奉上，也表現在佛教與北齊政治事件的緊密聯系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因為北齊的佛教直接繼承了十六國北朝佛教熱衷參與政治的傳統，二是因為北齊的佛教勢力對北齊的統治持支持的態度。

關鍵詞：北齊；佛教；政治性

眾所周知，北齊是一個崇佛的朝代，佛教勢力的過分膨脹甚至是其滅亡的重要原因。對于北齊崇佛，學界往往認為當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民眾需要從佛教中求得安慰、躲避賦稅，統治者則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禮佛陀以自慰”[1]107，并指出了佛教勢力的增長與皇室支持之間的密切關系[2]56。但具體到北齊一朝，對其佛教政治性的研究則稍顯不足。其實自高洋以來，北齊諸帝無不崇佛。在皇室的支持下，北齊僧尼眾多、寺院林立，佛教取得了近乎國教的地位。但與此同時，佛教與北齊政治事件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這些都顯示了北齊佛教政治性的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十六國北朝的佛教本身就有著參與政治的傳統，另一方面則是北齊的佛教勢力對北齊政權持支持態度。

一、北齊佛教的鼎盛

早在北魏時期，佛教就得到了極大地發展，至北魏末期，佛教已呈泛濫之勢，從寺宇的修建上可見一斑。《洛陽伽藍記》說“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3]4，可見當時盛況。不久之后的河陰之變，把北魏的宗室、大臣幾乎一掃而光。這些人死后，家宅又往往被當作寺廟，一時“洛都第舍，略為寺矣”[1]292。到了北齊，經過歷代君主的大力扶持，北齊的僧眾和寺院數量都遠遠超過了北魏。根據韓國磐先生的統計，北魏皇家大寺47所，王公造寺839所，百姓造寺3萬余所，約有僧尼200萬人；而北齊皇家立寺43所，另有4萬余所寺廟，約有僧尼300萬人，“自東晉以來，佛寺與僧尼數迅速增長，南朝以梁，北朝以北魏末到北齊時為頂點”[1]2。以山西地區為例，僅北齊一朝就修建了晉陽大莊嚴寺、石窟寺、曲水寺、甘露寺、大崇皇寺、大基圣寺、定國寺、童子佛寺、崇福寺、上生寺、天龍寺、仙巖寺、鐵佛寺、興隆寺、石窟寺、善惠寺、藏陰寺、青蓮寺、資圣寺、興善寺、開福寺、龍門寺、石佛寺、乾明寺等24座寺廟[2]57。與建寺伴生的是石窟的開鑿。天龍山石窟、姑姑洞石窟、瓦窯村石窟、石佛寺石窟、開河寺石窟、圈子山石窟、響堂寺石窟等都是在北齊時代新開鑿的（天龍山石窟的主體為高歡所建，高洋建立北齊后新開鑿了第10窟和第16窟）[2]58。時至今日，以天龍寺和天龍寺石窟為代表的北齊寺院、石窟還是山西省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的重點對象。

在北齊，佛教能夠得到如此發展，與北齊諸帝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北齊的第一個皇帝高洋就是“敬信內法”[5]184的典范。他在召見禪師僧稠時，“欲見佛法靈異。師投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薩戒”[4]422。天保六年（555），高洋甚至頒布《廢李老道法詔》,公開禁止北齊境內的道教信仰，令道士改信佛教，出家為僧。自此開始，佛教在北齊境內始終處于獨尊的態勢，取得了近乎北齊國教的地位。除此之外，高洋甚至還將寺院當做行宮，不時巡幸小住。如天保十年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于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5]66。高洋之后，高湛崇佛較之高洋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就下令建造大興圣寺，當年八月，又“詔以三臺宮為大興圣寺”[5]92。后主高緯天統二年(566)，已經是太上皇的高湛下令“以三臺施興圣寺”[5]98。高洋、高湛如此，幼主高恒也不遑多讓。他“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資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5]113。但早在高洋時期，北齊就出現了“緇衣之眾，參半于平俗；黃服之徒，數過于正戶。國給為此不足，王用因茲取乏”的情況。到了后期，財政危機越發嚴重。后主高緯武平六年（575），就“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5]108；隆化元年（576），北齊與北周戰爭失利，大將高延宗被俘。后主“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5]110。哪怕財政危機如此，北齊皇室不遺余力發展佛教的政策也一直未曾改變。皇室崇佛如此，自然上行下效。作為北齊勛貴和漢族文人的代表，以斛律光為首的斛律家族和以楊愔為首的楊家都是篤信佛教的[6]158。除此之外，北齊的開國功臣崔暹在東魏與梁通和的時候，“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還“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5]405。雖然這是崔暹愛慕虛名的表現，但其希冀博得虛名的工具是《佛性論》，就足能顯示出當時佛教的巨大影響力了。另一位名臣高德政聽聞高洋對他不滿，“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5]409。而高氏宗親高元海為了博得前程曾在林慮山二年“修行釋典”。他們二人一退一進，所仗者都是佛教。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北齊時佛教鼎盛的情況。

二、佛教與北齊政治事件的緊密聯系

除了以皇室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大力推崇以外，北齊佛教政治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與北齊的政治事件聯系緊密。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寺院成了北齊政治事件中重要的場景之一。前文已經指出，因為崇佛，北齊皇帝不時到寺院小住，故而免不了在寺院中處理軍國大事。但除了被當作議政場所之外，寺院更多地是作為政治斗爭失敗者的“最終歸宿”。如天統五年（569），趙郡王高叡執意外放胡太后的情夫和士開，開罪胡太后，在出宮的路上“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于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5]173；南陽王高綽是與后主高緯同日所生的兄長，只是因為其母非嫡而被貶為第二，素來與后主親善。后來被權臣韓長鸞誣陷謀反，后主“使寵胡何猥薩后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于興圣佛寺”[5]159。殺人和埋葬人這樣的事情看似與寺院毫不相干，但在北齊，寺院卻成了這種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北齊一朝，后宮女眷出家為尼頗為普遍。實際上，這也是政治斗爭勝利者處置失敗者女眷的一種特殊方式。眾所周知，北齊皇位更迭頻繁，為了爭奪皇位而骨肉相殘的事情不勝枚舉。在完成皇位更迭之后，新繼位的皇帝往往令失敗者的女眷出家為尼。高洋死后，其子高殷繼位。但高殷在位僅僅一年就為其叔高演所廢，再過一年被高演所殺。高演繼位僅兩年就因病身亡，因太子高百年年幼，故而傳位其弟高湛，并告誡高湛說“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即希望高湛不要像他對待侄子高演那樣對待高百年。但高湛不久便食言，將高百年“斬之，棄諸池”。高湛繼位后，以殺子來威脅高洋皇后李祖娥與之淫亂，李后無奈之下只得應允。其子太原王高紹德因其懷孕而不見她，李后慚愧之下將生出來的女兒殺死。高湛知道后震怒，先將高紹德殺死，后來“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佛法，因此為尼”[5]125。通過史料記載不難看出，李后所謂的“佛法，因此為尼”云云并不可信，她的出家為尼完全是高湛因為其的殺女行為而進行的懲罰措施。但李后的悲慘遭遇，歸根到底是因為其子高殷在政治斗爭中的失敗。高殷在政治斗爭中的失敗，受到牽連的不只是其母李祖娥，還有其妻李難勝。李難勝本為李后的侄女，她與高殷成婚時僅11歲，高殷比她大4歲，為15歲。高殷于17歲時被其叔父高演所害，13歲的李難勝“乃悟是法非法，如幻如夢，厭離纏染，托情妙極，遂落茲紺發，歸心上道。三乘并運，六度俱修，慈解日深，法性增益。以毗尼藏，攝彼威儀，用修多羅，開其方便，精行樂說，眾所推重”[8]194，出家為尼。武平元年去世，年僅22歲。李難勝看似因為高殷的死亡而大徹大悟，轉而信佛，乃至出家，但實質上其遭遇與李后并無二致，同樣是政治斗爭勝利者對失敗者遺孀的處置措施。李難勝墓志的疏證認為李祖娥與李難勝二人均出家在妙勝尼寺，并進一步推測妙勝尼寺是北齊皇室的專屬尼寺[8]196，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這座尼寺的主要作用必然是安置這些被處置的后宮女眷們。那么出家為尼就是政治斗爭的勝利者對失敗者女眷的常規安排，佛教與北齊政治事件聯系的緊密可見一斑。如果說李后、李難勝的被迫出家還有“佛法”、“歸心上道”的借口作為遮掩的話，那么后主高緯的斛律皇后出家就是赤裸裸的懲罰了。斛律皇后是北齊大將斛律光的女兒。

在北齊，斛律一族可以說是第一家族，所謂“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1]222。甚至為了取悅斛律光，后主都將斛律皇后所生的女兒詐稱男孩，并為之大赦。但斛律家族的勢力已經使得君臣關系變得有些顛倒，后主與斛律家族的決裂也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7]。在后主徹底懲治了斛律家族之后，失去依靠的斛律皇后就只能接受先是被廢而后被勒令為尼的命運了。對于失勢的后宮女眷來說，寺院是她們最后的歸宿，但對于炙手可熱的后宮女眷來說，寺院甚至能成為她們淫亂的場所。高湛的皇后胡氏在其死后就以聽講經為借口，“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5]126。直到后主“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這才東窗事發。除了寺院在北齊政治中頻頻出現之外，在北齊的其他政治事件中，也不乏佛教的影子。如高湛在未即位時就有“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5]183的讖緯，其中“中興寺內白鳧翁”指的就是將相府設立在中興寺的高湛。高澄之子高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內，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槊幡數百。帝聞之，以為反”[5]146，以至于被誣身死。高孝琬得到的寶物是“佛牙”，勸他將此事告訴高湛的是僧官“昭玄都法順”，高湛搜府的本意查找佛牙，無不與佛教有關。由上可知，北齊佛教的政治性十分明顯，但這種情況是如何出現的呢？這就是十六國北朝佛教的政治性傳統與北齊佛教勢力對北齊皇室的支持態度共同作用的結果了。

三、北齊佛教出現政治性的原因

1.十六國北朝佛教的政治性

傳統西晉末年，天下大亂，五胡勢力紛紛建立政權。在這種情況下，佛教作為“戎神”就受到了各非漢政權統治者的推崇。自后趙重用佛圖澄，允許漢民信佛以來，佛教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以石勒、石虎為代表的后趙統治者之所以重用佛圖澄，也有著政治性的考慮。據《高僧傳》記載：“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后從勒征伐，輒預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兇，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9]345－346。可見石勒最早感興趣的并非佛法，而是佛圖澄“每知行軍吉兇”的能力。而在后趙的軍政大事上，佛圖澄也多有參與。另外，佛圖澄“云將軍當略有區夏”的言論恰恰給非漢族的石勒提供了正統在我的理論基礎。佛教的出現使得“自古以來夷狄不可為帝王”的正統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到了石虎統治時期，中書著作郎王度上書石虎，認為“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9]352，但石虎卻說“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茍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9]352。在石虎的回應中，其非漢的民族出身與君臨華夏的君主地位是相統一的。而且因為他的非漢民族出身，佛教之外的信仰便成為“淫祀”了。佛圖澄之后，釋道安、鳩摩羅什等著名僧侶在十六國的政壇上繼續起著重要的作用。《高僧傳》中記載苻堅為了得到釋道安這一“神器”，派遣符丕率大軍南攻襄陽。俘獲釋道安后，“堅謂仆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9]181。釋道安在進入前秦后，地位尊崇。苻堅南征之前，符融、石越、原紹眾臣勸諫無果，于是共同請釋道安勸諫苻堅。雖然依然無功而返，但釋道安超然的地位可見一斑。鳩摩羅什則以“此兇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必有福地可居”的理由勸呂光東返，間接促成了后涼的建國，被后涼政權當做軍政顧問[10]263－267。在面對新興的后秦對鳩摩羅什的索要，后涼也因為鳩摩羅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9]51而拒絕。在進入后秦后，君主姚興“少崇三寶”，鳩摩羅什的地位更是達到了頂峰。到了北魏，雖未能出現像佛圖澄、鳩摩羅什這種能夠直接影響政局的著名僧人，但其崇佛熱情卻更勝一籌。尤其是后期，“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并見重于當世。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11]3047－3048，崇佛已成風尚，皇室、大臣無不崇佛。六鎮之變以后，北魏大亂，最終分裂成了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兩個政權系統，而東魏北齊顯然是繼承了北魏絕大多數遺產的一方。

2.北齊佛教對北齊皇室的支持態度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極大發展，但這改變不了傳統中國仍是皇權社會這一事實。在皇權社會下，佛教必須依靠皇權才能得到發展，否則是不會有發展的。當時的僧侶們對這一點自然心知肚明，名僧釋道安就明確指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為了迎合世俗皇權，僧侶們也做出了巨大地改變。如北魏的法果就提出了君主是當世如來的理論，僧侶們需要對當世如來行禮，因為“非拜天子，仍禮佛耳”[11]3031。既然君主作為“當世如來”，僧侶們就必須“禮佛”。北魏明元帝時，“令沙門敷導民俗”，僧侶們就負起了教化民風，使之服從統治的責任。不過雖然如此，在六鎮之亂后，北魏覆亡之勢已然確定，僧侶們就不再站在北魏皇室一方，轉而支持新興的高歡。如沙門靈遠曾言“代魏者齊”[12]2928，在高歡向其請教之時，靈遠又說“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這不但表明其擁護高歡的立場，還有鼓勵高歡盡快用兵，早日當上天子的意味在內了。如果說靈遠的行為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話，“永寧見災、佛圖入海”則直接反應了當時佛教徒疏遠北魏、倒向高歡的政治傾向。永寧寺是熙平元年（516）北魏胡太后所建，專供北魏皇室禮佛所用，是當時寺院中的頭籌。“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工奇巧，冠于當世。僧房樓觀一千余間……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3]19－22，雄偉瑰麗，極盡奢華，甚至“一定程度上乃北魏皇權之象征”[13]90。胡太后建此“營造過度”之寺，對寺內僧侶也極盡優渥，自然是希望他們能夠庇佑北魏王朝國祚綿長。但在北魏真正遇到危機時，寺中僧侶卻選擇了更有前途的高歡。

永熙三年（534）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勃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11]2913，直接指出了“永寧見災”是指魏世不寧，“佛圖入海”是齊室將興的征兆。永寧寺僧侶做此讖緯，目的自然是為了給高歡做輿論基礎。僧侶對高歡的態度如此，對高歡子孫掌權的北齊王朝態度不言自明。僧侶對北齊皇室的支持態度自然贏得了北齊皇室的投桃報李。在北齊一朝，佛教的政治性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種政治性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北齊統治者通過行政命令支持佛教的發展。另外，佛教與北齊政治事件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十六國北朝的佛教一直有著比較強的政治性，北齊佛教政治性的表現只是這種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佛教對北齊皇室的支持態度也贏得了北齊皇室對佛教發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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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冠凱 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