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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慧遠大師是中國早期佛教界的杰出領袖。在他的領導下，廬山僧團成為東晉時期南方佛教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慧遠繼承和發揚道安創設的僧制建設，以僧制管理僧團成員，使整個僧團戒行清凈、和合共處，成為模范僧團，為后世僧團內部管理提供了成功范本。僧制不同于戒律，制定者主體具有多元性，內容上既參照了戒律條文，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生命力，一經開創便廣為發展，成為各大宗派競相效仿的僧團管理模式。慧遠進行的僧制建設解決了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問題，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慧遠；僧制；戒律；僧團

僧制是由僧團領袖依據戒律的基本原則另行制定的約束僧尼言行的行為規范，是佛陀制戒本懷在佛教中國化中的具體表現。中國佛教的僧制建設肇始于道安，慧遠大師繼承并發揚了道安開創的僧制建設，將僧制用于管理廬山僧團，使廬山僧團在整肅、沙汰沙門的社會背景下得以保全，為慧遠護教弘法，確立佛教的獨立地位，爭取統治者的支持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將就慧遠僧制建設的社會背景、他為廬山僧團的僧制建設作出的貢獻、中國的僧制建設與戒律之間是何種關系、慧遠僧制建設的影響和意義等問題做一番探討。

一、慧遠僧制建設的社會背景

慧遠生于東晉成帝賢和九年（334），卒于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基本上與整個東晉王朝（317-420）相始終，慧遠一生的佛教思想和護教弘法實踐均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適應。佛教雖然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土，但主要流行于上層社會少數人當中，東晉十六國之前，歷代皇帝均頒布法令禁止漢人出家，因此這一時期的佛教主要是居士佛教。東晉開始，漢人不得出家的禁令解除，南方在東晉明帝太寧年間（323-325）允許漢人出家，北方是在后趙建武元年（335）允許漢人出家。隨著漢人不得出家的禁令解除，漢人出家開始成為一種潮流，或出于虔誠信仰，或為了逃避戰亂，或為了規避徭役。總之，在國家力量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地迅速發展，佛圖澄的門徒多達幾萬人，興建佛寺893所，道安的僧徒也有數千人。佛教的快速發展不僅需要大量宣講佛教義理的經、論，還需要約束僧尼言行的佛教戒律。受戒是踏入佛門成為佛弟子的標志，守戒、護戒、嚴格持戒則是防止世人譏嫌、和合僧團、確保正法久住的根本條件。然而，在佛教初傳的兩百多年時間里，戒律并不完備，《出三藏記集》中有一句話明確指明當時的戒律現實：“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1]110傳統觀點認為，戒律傳入開始于三國時代的曹魏嘉平二年（250），以曇摩迦羅譯出《僧祇戒心》和《四分羯磨》為標志。實際上，這種觀點所指的戒律是出家戒律，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時大乘菩薩戒已經傳入，只是這一時期的菩薩戒尚處于理論層面，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受戒實踐中。當時的僧人出家主要是剃除須發、身披法服以區別于普通世人，奉持的戒律也只有最基本的三歸、五戒、十戒以及從印度和西域傳來的不完備的戒律。由于戒律的不完備，無論是出家的僧尼、居家修行者還是世俗之人，對于戒律的認識也只能停留在表面，無法深入理解和把握，甚至把戒律僅僅作為一種象征，只遵守簡單的五戒、十戒而已。比如東晉太元時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皇帝時說：“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酒不淫。”[2]771這是官員對佛教戒律的認識，基本上代表了當時世人的觀點。在戒律如此缺失的情況下，一般的僧尼恐怕也沒有履行如法的受戒儀式和嚴格的戒律學習，對于戒律的持守自然做不到認真嚴格，甚至出現大量違背戒律的行為，影響了佛教僧團在社會上的整體形象。由于大量漢人出家為僧為尼，嚴重削弱社會生產能力，造成國家財政負擔加重，加上出家僧尼未能嚴格戒律，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桓玄曾就此嚴厲批判說：“佛所貴無為，殷懃在于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于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鐘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積不覊之眾，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污風軌矣。”[3]85進而主張利用國家政權對僧侶進行整肅。慧遠面對僧侶良莠不齊的現狀，感慨不已：“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4]并多方尋譯戒律，制定僧制，改變世人對僧團的認識，護教弘法。

二、慧遠大師僧制建設的具體實踐

中國佛教僧制建設最早始于道安，道安師承佛圖澄，慧遠是道安最得意的弟子，從佛圖澄到道安、慧遠一脈相承，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重視佛教戒律，通過身體力行嚴格持戒的方式，樹立戒律的權威，以律攝僧。慧遠進行僧制建設，是在受到師父道安的影響下進行的，具體實踐表現在多方求譯律典，嚴格遵守戒律、制定規章節度僧尼等方面。慧遠早年曾跟隨舅父游學河南許昌和洛陽一帶，喜歡閱讀儒家和道家經典，對儒家和道家思想有著深刻地理解和領會，因當時社會動蕩不安，生活顛沛流離，便產生了隱逸避世的思想。永和九年（353）從道安出家，聽道安講《般若經》后豁然而悟，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5]358從而堅定了對佛教的信仰。道安是東晉時期最杰出的佛教學者，一生著述繁多，與戒律有關的著述有《比丘大戒序》《鼻奈耶序》《法集舊制三科》，強調戒律的重要性，他在《比丘大戒序》中說“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為基趾也”，“故如來舉為三藏之首也”，[6]80充分肯定戒律在佛教三學中的首要地位。在看到中土律典缺失時，曾尋請竺佛念、曇摩持、慧常等人翻譯《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并從《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中挖掘其內含的戒律思想。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視戒律外，面對戒律不全和龐大的僧團，道安創制了中國最早的僧制，即制定“僧尼軌范”和《法門清式》二十四條，梁代慧皎對此有過專門評價:“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5]353贊寧在《大宋僧史略》中說：“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闕，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7]241道安的僧制建設不僅成功解決了戒律不全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具有開創性價值。作為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遠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對他今后的律學思想和實踐產生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正如贊寧所說：“今出家者以華情學梵事耳，所謂半華半梵，亦是亦非。尋其所起，皆道安之遺法。”[7]239慧遠后來多方尋譯律典，進行僧制建設，是繼承了師父道安的事業。為了在廬山僧團進行僧制建設，慧遠首先要做的是盡可能地搜集已有的戒律典籍，尋求外來僧人翻譯律典，為僧制建設尋找理論支持。據《高僧傳》記載，慧遠因感于“律藏殘缺”，令弟子法凈、法領等西越流沙，遍尋經律，一旦聽說有西域來江南的高僧，“輒懇惻咨訪”。弗若多羅是罽賓高僧，備通三藏而尤精《十誦律》，到達長安后與鳩摩羅什一同翻譯《十誦律》，慧遠對兩人翻譯《十誦律》的事業非常關心，可惜譯經事業未完，弗若多羅圓寂。慧遠聽說曇摩流支尤善毘尼，并于弘始七年（405）到達關中，難掩內心的激動和欣喜之情，修書一封給曇摩流支，說：“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5]333在慧遠的極力請求和姚興敦請下，曇摩流支與鳩摩羅什共同譯出《十誦律》余部，“故十誦一部具足無缺”。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評價：“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1]110《十誦律》譯出后在江南一帶十分流行，直到唐朝道岸請求皇帝在江南強行執行南山律，四分律方流行于江南一帶，期間南方主要流行《十誦律》。《十誦律》在江南一帶的流行與慧遠有密切關系。《十誦律》的內容除了僧尼基本戒律外，還包括七法、八法、雜誦二法等十七法，主要是說明僧團的組織與管理等內容，與慧遠在廬山僧團建設的僧制有著密切關系。

筆者猜想，慧遠之所以對《十誦律》表現出特殊的關注和興趣，很有可能是需要以《十誦律》中有關僧團組織與管理的內容作為僧制建設的理論基礎。道安制定《僧尼規范》，獨創中國佛教僧制，慧遠在道安的基礎上，對僧制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規定，《出三藏記集》收錄了四個僧制文件，《法社節度序》《外寺僧節度序》《節度序》《比丘尼節度序》，但未表明《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節度》《比丘尼節度》是否為慧遠所作，宋贊寧撰《大宋僧史略》指出：“慧遠立《法社節度》。”[7]241筆者據此推測其他三部文件也是慧遠所制，而不僅僅是由慧遠作序。“法社”是指修道所結之會社，《佛學大辭典》界定為“在家之佛教徒所組成之信仰團體，其性質類似義邑”。法社始于慧遠所創之白蓮社，其組織成員，在南方以貴族、知識階層為主，北方則以平民為主法，不僅包括出家僧侶，也包括居士。法社類似于今天所說的社團組織，法社節度即廬山白蓮社僧眾共同遵守的規章制度，《外寺僧節度》、《比丘尼節度》分別指適用于外寺僧和比丘尼的規章制度。慧遠通過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約束廬山僧團的所有出家在家信眾，這些規章制度被后人稱為“遠規”，為南北佛教界所通用。《高僧傳》云：“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未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劾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于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5]363只是《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節度》《比丘尼節度》的具體內容如何，是否采用了《十誦律》的有關內容，已經無法詳細考證。戒律作為佛教三學之首，其意義不僅在于通過受戒將僧俗區分開，更重要的是把戒律落實到具體實踐中，作為日常行為的準則。縱觀歷史上的歷代高僧，凡是擁有崇高的佛教地位，為僧俗兩界所尊崇者，無一不是嚴格持戒者，慧遠之所以成為東晉時期南方最杰出的佛教領袖，與他身體力行嚴持戒律有著直接關系。《高僧傳》慧遠本傳中記載了幾項慧遠的律學實踐，反映了他對戒律的重視程度。第一件事是判定弟子僧徹吟嘯違法，當時僧徹與慧遠之間有一個對話，僧徹問：“律制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慧遠回答說：“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5]370第二件事是慧遠病危時拒絕非法的藥石，最終不治而亡。《高僧傳》記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5]361關于這一事件的認識，學者們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從慧遠大師臨終的這一持戒信念來看，他對于戒律是嚴格遵守，決不含糊的，平日持守如此，乃至臨終亦不忘記之比丘身份，這一至死不渝的戒操是值得人們肅然起敬的，故而千百年來為后人敬仰傳頌。”[8]也有學者認為慧遠其實知道可飲蜜水，但自覺命限已到，不忍浪費藥石，故命翻檢律書，假裝不拂違眾意。[9]那么，慧遠一生精嚴持戒，難道他不知道這一做法是否違背戒律？既然身邊已經有律師，那么律師不應該不清楚律典中的這項規定，何至于在慧遠生命垂危之際從頭尋找戒規，而且翻越律典未到一半時慧遠圓寂，未免與常理不符。但若說是為了不浪費藥石，不拂違眾意而故意為之，似乎也不甚合理。或許是慧遠自認為以蜜和水制成漿不能飲用，否則犯戒，因此直接拒絕，并無令律師披卷尋文的細節。

三、僧制與戒律的關系

佛教傳入中國后，戒律也隨之傳入，雖然完整的律藏較經、論的傳入要晚一些，但基本的戒律諸如五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相關的戒律文本也有一定程度的傳譯，只是不夠完整而已。道安、慧遠創制僧制如果說主要是因為戒律缺失的話，那么，后來的僧制建設當作何解釋？尤其是禪宗創立的清規，使中國的僧制建設制度化、體系化，而此時的律典不僅翻譯完成，以研律弘律為宗旨的律宗業已形成，為何要在戒律之外另立僧制？因此，戒律的缺失只是道安、慧遠創立僧制的表面原因，或者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深層次的原因當從戒律和僧制之間的內在關系來分析。戒律的制定始于釋迦牟尼悟道之后的四處傳道活動，起初因弟子們戒行潔凈，不需要制定戒律，后來弟子犯戒，才“隨犯隨制”，制定出各種戒律，但這時的戒律并沒有形成固定的文本形式，多是佛陀口述形成。釋迦牟尼圓寂數月后，弟子們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舉行結集大會，阿難誦出經藏，優波離誦出律藏，優波離誦出后由參加會議的大眾共同審定，如確定屬于釋迦牟尼所說，才落實到書面。本次結集被認為是第一次結集，結出律藏八十誦，后來形成的漢傳律藏、南傳律藏、藏傳律藏雖然有諸多不同，但所有的規范之宗旨和要義都是一樣的，雖然最后形成了《銅牒律》《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五分律》《根有律》共六類廣律，但六部廣律的內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戒律是由佛陀所制，經結集之后固定為文本形式，之所以會形成不同的律藏文本，并非制定時形成，而是釋迦牟尼弟子們對佛陀所制戒律在認識上的分歧所導致。僧制首先在性質上不屬于戒律，不是由釋迦牟尼所制，制定者主要是僧寶僧團的領袖人物。“僧制是僧團在戒律之外，為因應當是僧團管理的事跡需要而制定的若干約束僧尼行為的制度或規則。”[10]28道安開創僧制建設外，除了慧遠繼續深化僧制建設外，各地僧團也紛紛效仿，比如北魏慧光制定了《僧制十八條》，魏齊時期的法上確立制寺立凈的制度，釋靈裕（518-605）制定的《僧制寺誥》，梁武帝時期的光宅寺僧人法云也曾創立僧制。除了僧人制定僧制外，南朝還有白衣制定僧制的事跡，比如南朝蕭子良曾撰《僧制》，梁武帝是白衣制定僧制的典型代表，不僅編寫《出要律儀》，還頒行《斷酒肉令》，禁斷僧侶飲酒食肉，僧侶食素的傳統由此確立。僧制的創立是在佛教傳入初期，戒律不完備的背景下進行的，容易造成僧制建設源于戒律缺失這樣的假象，事實上，當印度佛教律典全部傳譯完成，以研律弘律為宗旨的律宗形成后，僧制并未因此退出歷史舞臺，而是繼續發展。

禪宗不僅把僧制發展為清規，而且以清規代替戒律，可見僧制并非戒律缺失時的替代品，而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環節，對此應給予正確的定位。如果用現代法學的觀點來分析，戒律和僧制之間的關系類似于憲法和地方性法規，戒律如同佛教界的憲法，因由佛陀所制定，所以具有無上的權威。但是，戒律來自于印度，且是“隨犯隨制”而成，屬于判例法，只能對已經出現的犯戒行為作出規定。當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的中國化不僅表現在從義理上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以中國傳統觀念詮釋佛教思想，還表現在戒律的中國化。來自印度的戒律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社會，尤其是小乘戒律重在自度、自律，條文繁雜，每一條戒律都有開遮持犯等多種情形，強調制戒因緣的介紹，專業性過強。一部《十誦律》多達六十多卷，就算專門的律師也未必能夠做到熟練掌握，更別說普通的佛教弟子。而僧制最大的特點在于制定主體的多元化，不僅僧團領袖可以制定，白衣也可以制定，并且不同的僧團可以根據其具體情形制定適合本僧團的規章，雖然適用范圍小，但其靈活性強，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進行立廢和變更。《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把僧制和戒律的關系分析的非常透徹：“戒學佛所制，僧制眾同為；乍可乖眾言，無違世尊教。眾意有多途，雖立還復廢；豈有能回改，無二大師言。”[11]649戒律是僧制的理論基礎，僧制不違反佛陀制戒本懷。道宣在《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中說：“五分中，雖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謂俗主為僧立制，不依經本也）；非我所制，余方為清凈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因此，在僧團之中制定僧制并不違背佛陀制戒本懷，并且是對佛陀制戒本懷的闡發和實踐。僧制與戒律并行是佛教在中國廣泛流傳過程中的獨特之處，僧制雖不是佛制，但因不違佛制在先，適用性、靈活性強在后，因此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四、慧遠僧制建設的影響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一個社團要正常運轉，必須有一定的規章制度。僧團的本質是社團組織，基于共同的佛教信仰生活在一起，除了遵守國家強制性的法律法規外，還要有適用于僧團內部的規章制度，即戒律和僧制。戒律重在約束個人的言行，強調自律自度，僧制則重在強調僧團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合僧眾。慧遠在廬山僧團所進行的僧制建設，不僅利在當代，而且功在千秋。東晉時期，整個社會戰亂頻仍，佛教雖然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因佛教與世俗禮法之間的矛盾以及當時佛教內部的世俗化濁流，僧團腐敗，戒律頹敝，常常引起社會的詬議，以桓玄為代表的當權者欲整肅、沙汰沙門，甚至要遣沙門還俗，以增加社會勞動力。在這種情勢下，慧遠與桓玄展開了“沙門敬不敬王者”的爭論，爭取佛教的獨立地位，在廬山建立蓮社，集合僧俗兩眾共修凈土。為了改變僧團在當權者和世人眼中的印象，他繼承師父道安創設僧制的傳統，在廬山蓮社進行僧制建設，制定用于調整僧團內部人際關系的規章制度，通過自身的嚴格持戒樹立表率，使廬山僧團的各項活動均有章可循，成為各地僧團的楷模。慧遠成功的僧制建設不僅得到了僧俗兩眾的認可，僧團隊伍不斷壯大，而且還受到當權者的扶持，當桓玄整肅沙門時，只有廬山僧團不在搜簡之列，這是慧遠致力于僧制建設所取得的直接效果。僧制建設雖然是道安所開創，但道安的僧制建設僅僅是個開端，慧遠以道安弟子的身份將僧制建設進一步深化發展，不僅是對道安僧制建設事業的繼承，更把僧制建設推向縱深方向。中國歷史上形成的第一大佛教宗派———天臺宗，自智開始重視僧制建設，禪宗更是把僧制建設發展成清規，從此，清規戒律并行，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獨特風景線。因此，慧遠的僧制建設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為佛教制度建設提供了成功藍本，指明了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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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