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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價值

法律價值就是法律對實踐中人以及人的活動產生的積極的、消極個各種影響以及促進，而研究我國法律文化價值，就要明晰我國法律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以及相應的具體價值體現(xiàn)，在幾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我國法律文化對立法、司法以及執(zhí)法產生著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國古代法律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義務本位”。在我國古代，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tài)之下的人，是“皇權至上”之下的人，是“家族利益最大”之下的人，其必須堅持與遵循“臣以君為首，子以父為首”。如此文化之下的人，其權利往往被大量剝奪，甚至是全部削去，那么剩下的只有相對應的義務，對皇帝的義務，對家族的義務，這種“義務本位”的產生，完全是封建“禮為法”的結果。

其次，“人情、天理與國法”。在我國古代，“人情”、“天理”與“國法”一樣作為司法裁判的準則，調整人們行為規(guī)范的準則呈現(xiàn)出了不同程度的“倫理化”，當然此種倫理化的呈現(xiàn)，與我國古代的經濟狀態(tài)以及封建的宗法制度，還有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是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最為突出的是這種倫理化在司法中演化為司法的人情化，具體表現(xiàn)在司法審判案件時按“君臣之義，親子之親”的道德原則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在司法判決不是首先尋找法律依據，而是考慮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不僅如此，司法者裁判案件時經常受當事人的情感、生活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④第三，“皇權至上，君權神授”。我國古代治國者，皇帝也，還包括幾個享有極大權力的輔佐大臣，這些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意志來統(tǒng)治其他人群，而且其權力的授予是上天的安排(東漢董仲舒的“君權神授”思想)，是集權與專權的突出表現(xiàn)。當然，人治亦是存在法律的，但是法律只是極少數人的法律，是統(tǒng)治其他人群的工具。我國古代所謂的法是無法與“權”相制衡的，權大于法，這是我國古代社會高度化集權的人治表現(xiàn)。

最后，“無訟息爭，息事寧人”。我國古代社會中的“無訟息爭”并不是真正地對訴訟輕視，不重視，而是害怕訴訟，厭惡訴訟，因為在我國古代“禮”是非常重要的，家族榮譽高過個人利益，如果訴訟失敗必將“無禮”，被別人所看輕，同時訴訟會更加加深當事人雙方的仇怨，同時，我國古代的律師，即狀師，其了解法律，往往以此對當事人進行過分刁難，使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太高，就像電影《九品芝麻官》中的宋世杰，便突出反映了我國古代狀師的地位。當然，原因不止如此，還包括我國地理環(huán)境的封閉性與農耕文明、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的經濟因素以及宗法文化與宗族組織制度和我國古代國家的和諧與穩(wěn)定。⑤

二、我國當代法律文化將何去何從?

通過上文中對于我國古代法律文化價值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古代法律文化雖然有其獨特與歷史長處，但是也存在法律文化的較大弊端，在現(xiàn)在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體制下，我國法律文化將何去何從，這需要我們做出一定的審視。首先，法律文化必須法治化、理性化與正義化。我國古代的人治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在社會主義社會形態(tài)下的當代，尤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不斷發(fā)展，必須要堅持法治，最突出的體現(xiàn)就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治理念也被載入我國憲法，法治觀念被提到了更高的層次。而對于我國古代的“人情”，“天理”作為司法實踐的參照標準也應當做出相應的變更，雖然在我國這個傳統(tǒng)的“情禮”大國，倫理道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出以后，行政、司法機關以及各個人群處理各種事務基本上根據法律的規(guī)定。我國古代的“息事寧人”法律文化的產生，隨著各種產生因素的變化，人們的法治觀念在不斷的提升，但是目前我國的法治觀念各個地區(qū)不一致，但是整體還較弱，應當大力提倡國民的法治意識，提升解決案件的正義性。

其次，不斷的提高民主性，以權利為本位。我國古代法律文化凸顯的不民主，過分集權，在當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協(xié)會議制度很好的提高了國民民主性。同時，“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指導思想均顯示出了將人民權利作為其保護的對象，開始更多的保護權利，而不再是僅僅強調義務。越來越多的民事案件的出現(xiàn)，更加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張娟崔建忠單位：西南科技大學山西云岡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