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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文化與黨員干部廉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應然性和必然性

(一)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未能有效落實。

市場經濟下，現實價值利益評判標準充斥著各行業，黨政機關也未幸免。準確地說，廉政教育的本質是公民良知的教育，良知是一種普適的價值觀、人生觀、善惡觀、是非觀。當黨員干部帶著一種人格的缺陷從事著公共管理與服務，廉政教育就無法使受教育對象有效抵制對價值觀、善惡觀的負面選擇，從而導致其很容易接受不良刺激并將其付諸實踐。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民性格中忠、孝、禮、儀傳統文化的功能在物欲橫流面前顯得微乎其微，國民性格更傾向權力本位、個人本位、欲望極度膨脹。多年來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但現行的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廉潔自律的規定，主要還停留在黨內法規的層面上。

(二)犯罪亞文化對黨員干部廉政教育的淡化。

1．犯罪亞文化影響黨員干部的價值觀。

“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受犯罪亞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在黨員干部群體中也逐步形成經濟領域中的職業價值觀。當一些黨員干部注視到自己周邊所謂高智商者、能人等通過神秘方式獲取巨額社會財富，行業奸商等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攫取社會財富，便會對其心理產生影響，客觀上刺激他們的暴富欲望并通過實施違法行為獲得滿足。另外，根據心理強制說，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因為，法律的懲罰功能對有違廉政行為之人的影響不大，換言之，法律懲罰功能不足以抑制部分黨員干部對經濟犯罪亞文化的向往，最終使經濟犯罪亞文化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弱化法律懲罰的功能，引起部分黨員干部對違反法律的僥幸和輕視之心。

2．犯罪亞文化淡化黨員干部的法律意識與法律心理。

犯罪亞文化會使部分黨員干部認為經濟違法、犯罪行為并不屬于違法犯罪，或者因涉及人數眾多、某些領域內都在實施這些行為而認為不是犯罪，即使構成犯罪也因人數眾多不可能受到應有的處罰，從而產生法不責眾的心理。所謂“潛規則”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不僅滋生腐敗，導致濫用職權和商業賄賂，而且也嚴重破壞黨的純潔性及其黨員干部的廉潔性，

(三)信息媒介過度宣傳法律失衡與道德不潔影響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

現實許多進行管理服務行為的黨員干部，基本上都會遵循法律法規以及行業規則，但總難免會存在一些黨員干部為了追求利益，違反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從事違法活動，而導致其經濟違法行為被司法機關所披露，或者行政執法機構的執法結果通過信息媒介進入了公眾視野。本來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對黨員干部的違法犯罪應做出客觀、公正、正面的宣傳，然而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一些不負責任的信息媒介為了抓住公眾的視線總是故意渲染夸大，影響其他黨員及社會公眾的客觀判斷，過度宣揚黨員干部道德不潔、法律失衡，也嚴重影響了監督主體及社會公眾對道德與法律的期望與信仰。與此同時，信息媒介不負責任的宣傳，還沖擊著公民對社會道德的“潔癖”防線，撕裂著公眾對法治社會的美好憧憬。當今我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多元化，多元化給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面貌帶來了深刻影響。為此，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就成為黨建工作的方向，法律文化的深度融入成為黨建工作的保障。筆者認為，法律文化下法律制度、法律心理、法律設施及機構組織以及其外化的、能夠產生后果行為的方式使用及活動開展，不僅利于培養黨員干部的法治觀念和法律情感，還利于該群體堅定黨性意志和理想信念、提升社會主義榮辱觀、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利于增強黨組織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戰斗力，也是對踐行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群眾路線的深刻回應。反腐倡廉，是從嚴治黨和依法治國的重大需求。針對黨建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黨員干部廉政教育的迫切性，以直觀生動、形式多樣、感染力強的法律文化為載體，將法律文化與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深度融合，促使黨員干部會用批判的眼光評析各種社會思潮，然后在比較和認同中堅持廉潔操守，堅定理想信念，不斷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同時，法律意識的形成也源于法律文化的長期熏陶。

二、法律文化融入黨員干部廉政教育的實踐路徑

(一)廉政教育應加大對我國優秀法律文化的發掘與宣傳。

法律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屬性和與文化相同的認知方法。在社會改革進入深水區之際，經濟違法行為受傳統趨利思想和西方文化影響深刻，為此，筆者認為國家應加大精神文明建設，重塑社會文明信仰，發掘并宣傳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為由法律心理、法律意識、法律價值觀、法律制度及設施機關組成的法律文化來約束人們的思想和情感，指引和警示人們拋棄那些不勞而獲、貪污受賄的危險觀念。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及黨建工作需加大發掘、宣傳、引導我國優秀法律文化，這不僅因為它能夠幫助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廉政觀、是非觀，也能夠從根本上預防、減少黨員干部違法行為的發生。實踐中在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諸多經濟犯罪和違法行為都嚴重違背了我國法律文化精神和理念。為此，在大力倡導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法律文化融入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二)全面開展利于塑造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與法制教育。

黨員領導干部廉政意識與黨性修養的形成和發展需要一個不斷教育培養和監督引導的過程。從國民性格來講，我們國人的家庭觀念和憂患意識較為嚴重，一旦外界被自己感知到缺乏安全，或比較下有較大利益的獲取，他們則會想盡辦法來滿足自我，而這種動機的形成則是由于行為人的人格缺陷所致。筆者認為，應通過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與法制教育來改善并健全他們的觀念。廉政文化，是人們關于廉潔從政的思想、信仰、知識、行為規范和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評價，也是在文化和觀念上對廉潔從政行為的客觀反映。《周禮》就曾經提出，對官員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表述之意即是官員應具備善良、能干、敬業、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個方面均以“廉”為冠。黨員領導干部反腐倡廉建設與形式多樣、直觀生動、感染力強的法律文化深度融合更顯必要。首先，學校、家庭、社會應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教育，教人們心向善、重清廉、明是非，嚴守行為底線和內心良知，而非一味地進行物質追求，而忽視人的精神需求和終極向往。其次，通過教育逐步消除黨員干部心理上存在的權力本位、金錢至上等國民性格方面的缺陷，并將其最終培養成人格健全、真正能夠服務大眾的人。最后，國家的普法及專門的法制教育要避免走過場，求功績的心理，真正落到實處。使黨員干部真正意識到法律是約束個體不良行為的有效規范，權力只是為民服務且受人民監督的。為此，要實現“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的目標，既需要重視黨紀黨規，也需要強化國家法。

(三)法律和輿論監督下黨員干部的養成教育和權力規范。

社會轉型背景下，行業產業化與市場經濟不斷加速，黨政機關早已無法分割。部分黨員干部難以抵制諸多社會誘惑，以至身陷囹圄，悔不當初，此類案例屢見報端。所以，除了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一種事后監督)之外，黨員領導干部還要時刻內省并加強修養，自覺抵制不良的、低俗的生活方式，樹立良好的法律意識，懂法、守法、護法，以入黨時的誓言和忠誠來維系內心世界的真、善、美，尤其是樹立自身對經濟利益獲取的良好道德意識約束，時常自我警示和自我反省，這是預防其實施經濟違法行為的基礎。鑒于當前黨員領導干部權力過于集中，部分權力尋租和被私用，用法律和制度對其公權力進行束縛，成為權力合理使用的關鍵。從嚴治黨，一定意義上講是從嚴治吏，嚴則警鐘常鳴，嚴則邪氣難侵，嚴則隊伍純潔，嚴則凝聚民心。同時，國家相關職能部門需加大規范信息媒介的傳播行為，加強輿論的疏導管理和監控，從而避免假新聞和有害信息媒介輻射作用，甚至為個別黨員干部實施違法行為帶來助推效應。為此，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應加大社會主義主流道德的宣傳教育，逐步樹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體系，從而引導黨員干部真正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

(四)法律文化現代化與社會化深度融入黨員干部教育活動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現實社會進行規范和指導，加速法律文化在整個社會的普及、傳播及其功能發揮和實現程度，快速實現法律文化的社會化。同時，使法律文化能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對現代社會的各種紛繁復雜的現實社會關系給予法律調整，使其呈現一種有序狀態，加速法律文化的現代化。當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與社會化深度融入黨員干部廉政教育，必將有益于黨建工作和依法執政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五)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形成良好價值風尚。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后，十八大又用了三個“倡導”來表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不僅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緊緊相依，也是我黨在大力弘揚中國夢的時代契機下是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動力，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針對性、規范性和約束性的。因此，黨建工作不僅需要加強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宣傳與引導，還應提升黨員干部的法律意識和服務意識，在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過程中，認真學習“焦裕祿精神”，逐漸形成黨員領導干部帶頭示范，基層教職員工敬業奉獻的良好工作環境，使得黨內盡早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價值風尚。

三、結語

法律文化可通過走基層、下單位、進社區、開博客以及法庭審判旁聽、監獄警示教育等多種理論結合實踐的形式融入和創新黨建工作。依托機關單位、家庭、社會等多個平臺，不斷豐富法律文化的警示、教育和評價指引等功能，建設和利用好法律教育實踐基地，并充分利用社會法治資源，積極創造條件，創新黨員干部廉政教育的方式并不斷樹立廉政形象，使黨的純潔性、先進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得以提升。

作者：楊曉培宋麗娟羅斌單位：江西服裝學院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