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治制度與古代文學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門閥制度與文學研究:消衰中萌生的轉向

門閥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閻采平的《齊梁詩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詩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學集團》均為起始階段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標志性成果是劉躍進的《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一書。這部論著從門閥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學產生的淵源、文化背景及“永明體”的確切內涵，梳理南北士族從隔閡到融合的過程，剖析門閥士族與政治、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以及目錄學的聯系，審視這一群體在推動近體詩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全書以細致的文獻考索、歷史編年和個案探討為主體，以文學發展與社會文化間的關聯為總體框架，注重扎實的論證與宏觀的視野相結合，是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論著，學術影響較為深遠。劉著之后，仍有同類研究成果不斷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這標志著1990年代門閥制度與文學關系研究已經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平，同時也萌動著未來的發展態勢。南北朝是門閥制度最為興盛的時期，其劃江而治的政治局勢使門閥制度文學研究必然暗含著地域的分野。這一研究模式在后來其他時代的門閥士族文學研究中得到了繼承與發展，并漸趨深化、細化。《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即是在南北朝門閥制度文學研究已難有突破后的轉向之作，它一方面將時間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門閥制度研究轉向士族階層文學研究。21世紀后，這一轉向更加明顯，士族文學研究進一步轉向地域士族文學研究，標志性著作為曹道衡的《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20］這意味著門閥制度研究最終孕育并派生出21世紀文學研究的新主題:世家文學研究。這一研究近年來發展迅速，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為新的學術熱點。追根溯源，對地域家族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門閥制度文學研究功不可沒。

二、遷謫制度與文學研究:興盛中亟待突破

遷謫制度與文學研究同樣早在20世紀末期已經起步，但發展態勢卻大不相同。21世紀初期，遷謫制度文學研究仍保持著持續的發展態勢。上世紀90年代是遷謫制度與文學研究的發展期。尚永亮是最早專注于貶謫文學研究的學者。1993年，其博士學位論文《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在臺灣出版。該著正式提出了“貶謫文學”的概念，并以元和時期五大詩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和元稹為個案，研究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的關系。對這一研究有重要促進作用的，是1998年以來在湖南懷化、衡陽、常德召開的3次全國性貶謫文學學術會議。前兩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結集付梓，即《貶謫文學論集》。全書共收錄30篇論文，或討論遷謫文學理論，或研究貶謫作家作品。這些學術活動擴大了貶謫文學研究的影響，使學界逐漸熟悉并接受了這一研究主題。21世紀初期，遷謫文學研究走向興盛。研究成果體現出雙重視角:一是以詩人為中心的遷謫文學研究。尚永亮推出了《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兩部論著，將研究領域由元和年間拓展到了整個唐代，對唐代各時期的貶謫文學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貶謫”這一制度與事件的結合為切入點，探討唐代貶謫詩人的創作情境，對唐代文學的發展演變加以新的闡釋。另有蔡阿聰的博士學位論文《論盛唐文人的淪謫心態》，探討盛唐時期文人的貶謫心態特點;二是以地域為中心的遷謫文學研究，如江立中的《遷謫文學與岳陽精神》、張鐵軍的《湖湘遷謫文學與湖湘文化》、《論湖湘巫鬼民祀對湖湘遷謫文學的影響》、劉曉林的《秦觀遷謫詞的湖汀文化意蘊》等。貶謫文學研究在21世紀的興盛中也蘊含著危機，主要體現在研究時段上過于狹隘，眾多學者集中關注唐宋兩代著名詩人，研究成果難免重復、因循;研究視角比較單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創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這些問題在未來的發展中應有意識地加以突破，否則，貶謫文學研究必將面臨著因循重復的困境，難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

學術生長點的發展與壯大休沐制度、文館制度的文學研究發展歷程較為相近，1990年代在學界有所提及，但一直處于零散、淺表狀態，直至21世紀初期才出現了專題研究。1990年代初期，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其《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在分析盧照鄰的兩首田園詩時，論及休沐制度及當時將休沐作為“朝隱”的觀念。雖然僅寥寥數語，但卻是休沐制度文學研究的學術先聲。休沐制度與文學研究在1990年代并沒有專門系統的研究成果出現，進入21世紀，開始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如李立的《看似逍遙的生命情懷:詩詞與休閑》。專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論初唐休沐宴賞詩以隱逸為雅言的現象》一文。該文認為，初唐士人休沐宴賞中的酬唱應制詩，形成了以隱逸為雅言的寫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對“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與塑造。其論點與葛著遙相呼應，是較為深入的專題研究。之后又有《略論漢唐休沐制度與文學發展之關系》一文，惜并無突破。文館制度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對初唐史館與文學思想之關系的討論。但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體系;在1990年代，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21世紀初期，隨著學術的繁榮與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不斷拓展，文館制度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一些初唐文學研究論著中最早出現了專章論述，如《唐詩演進論》第一章、《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第三章中，都論及到了文館制度與初唐詩歌創作主體及詩歌內容、風格的關系，揭示了初唐館閣對文學的促進之功。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兩部先后出版的專著，即李德輝的《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關系》和吳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李著研究范圍較廣，以大量篇幅討論文館制度的沿革，按時序論述先唐及唐代各個時期文館的制度演變、歷史特點。全書文史結合，資料詳實，以“歷史—文化”的批評方法，從文館制度的發展來探討政治與文學的發展，具有史學與文學的雙重性質;吳著對文館制度與文學關系的探討較為廣泛，從唐代文士的任職、素養與其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再到詩歌、小說、行狀與墓碑文等諸種文體，并以元稹、白居易、韓愈等人為個案，深入研究了文館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全書點面結合，從多個角度分析這一問題，側重文學研究。以上兩部著作標志著近年來文館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統、由淺表轉為深入。此外，在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派生出館閣制度、館驛制度等文學專題研究。前者如博士學位論文《北宋館閣與文學研究》、論文《南宋館閣與南宋詩歌》、《“雪堂雅集”與元初館閣詩人文學活動考》，后者如專著《唐宋時期館驛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關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唐代館驛詩研究》。而館驛制度研究又啟發了學人的進一步研究，驛遞制度也被納入到學術視野當中，如《宋代的驛遞制度與文學傳播》的出版，標志著館驛制度文學研究的進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21世紀初，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學術專題的開拓。銓選制度、諫議制度、薦舉制度、職官制度的文學研究即是拓荒性質的研究成果，它證實了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學術活力與發展空間。銓選制度與文學關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銓選與文學》，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詮選制度與文學關系的論著。該著通過對制度史實的全面梳理，對科舉、守選、釋褐、詮選等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書運用詩史互證、文史互證的方法，將文學研究與制度考察緊密結合在一起，對兩者錯綜復雜的關系時有涉及。該著出版后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與好評，對于推進唐代官制與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21世紀初，第一部諫議制度與文學研究專著《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出版。全書以文學為本位，將職事活動與文學活動加以聯系，從政治制度的視角來系統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創作以及文學思潮的發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結合的方法，扎實縝密，多有可圈可點之論。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一書，特設《諫官及其活動與中唐文學》一章，以官職特點及文人的泛諫諍意識為背景，以韓愈、元稹、白居易為個案，探討了文人的諫議身份與諫議意識對中唐文學創作的影響。最早的薦舉制度與文學專論當屬司馬周的《金陵來取賢良士，嶺表諸賢盡選掄———洪武薦舉制度與詩文研究(上)》、《論洪武薦舉制度與文學(下)》兩篇論文。作者梳理朱元璋統治期間的薦舉事項，指出這一制度的實施為文人聚會京師提供了契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詩文創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組詩”的出現，影響了這一階段的詩文理論，最終造成臺閣文學的興盛與繁榮、山林文學的沉寂與衰敗;同時，通過薦舉文人的凄慘處境，剖析薦舉制度的負面效應，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終導致了洪武文學的衰落與頓寂。論文視角獨特，論述詳實，雖部分觀點論證略顯薄弱，有牽強之嫌，但仍不乏可觀之處。之后又有薦舉制度與文學關系的個案研究成果，如《薦舉制與〈薦福碑〉的悲劇成因》、《從六朝薦舉文書看魏晉清談之風》等文章，顯示出薦舉文學研究雖仍處于冷落的起始階段，但一直在緩慢發展。職官制度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在21世紀初期有重要的發展，代表論著為《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該著對翰林學士、郎官、諫官和州郡官這四類最活躍的文人官職加以研究，探討不同的社會角色群體所具有的不同意識，以及社會身份對文學思想及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一研究基于職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終以文學為標的，揭示了一些在社會角色視角下才呈現出的文學本質。另有《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等成果，昭示著這一專題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值得一提的是，對政治制度與文學的整體研究也已逐步展開，《唐代制度與文學研究述論稿》即是一部探討整個唐代制度文化與文學關系的著作，雖然仍有時代的限定，但卻具有整體性、全局性的特點，顯示出21世紀學人對制度文化與文學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圖。政治制度與古代文學研究往往習慣于探討具體制度對文學發展及創作的影響，以文學作品為切入點，進而探討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極為少見。從這一角度來看，《漢賦與漢代制度》是一部值得關注的學術著作。漢賦中與制度相關的鋪陳描寫相對而言真實可靠，可作為漢代制度研究的文獻資料，因資料匱乏而難以厘清的漢代都城、校獵、禮儀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補和推進;而政治制度的發展與改變同時也是漢賦創作的背景與原因，對漢賦的主題、論點、內容都有較深的影響。相比于以往的文學與政治制度研究而言，雙向的研究視角使研究更具廣度。

五、21世紀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理性反思

21世紀以來，政治制度文學研究的整體發展呈現出良好的態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進一步深化、細化。由現有的成果來看，早期側重于政治制度與文學關系的外部關系研究逐漸式微，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注重文學本位，通過對文本深入細致的分析，探討制度對文學的真實影響，由史論轉向實證。如科舉文學研究中，對于科舉詩文的音韻、句式乃至內容的研究，顯然是這一轉向的典型表現;二是處于潛隱狀態的學術萌芽茁壯成長，甚至不斷延展、派生出更多的學術專題，如休沐制度、文館制度的文學研究，證明了21世紀以來政治制度文學研究對學術問題的細化與深入;三是政治制度文學研究中新的研究領域的拓展。對20世紀末提出的學術觀點作專門、深入的研究，雖有其學術價值，但畢竟未能越前人藩蘺。而全新學術專題的發現，如銓選制度、諫議制度、薦舉制度、職官制度等的研究，應歸功于今人的學養與眼光，是古代文學學術活力的集中體現。在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穩步發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值得反思:首先，是研究模式的單一。由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仍遵循著已有的研究范式，即以政治制度作為文學的背景，探討作家在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分析文學作品中政治制度的影響。這種制度、文人、作品三分法的研究范式把制度當作文學的背景，注重制度對文學作品的影響，試圖從政治制度角度對文學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這一研究范式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相同的研究模式與方法，只能產出大量似曾相識的研究成果。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在于對個性化研究的鼓勵。多維的研究視角、創新的研究思路是古代文學這一傳統學科在固定研究領域內得以不斷生新、保持活力的根本。制度與文學關系不應僅僅是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只有打破固有的研究范式，才能真正推動研究的新進展。其次，是理論運用的缺位與失范。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成果中，對歷史學、文獻學的借重十分明顯，政治制度的梳理與考證占據重要的地位，在心理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理論的運用方面存在著兩種情況:一是缺位，二是失范。缺位是指研究缺乏理論依據，認識膚淺，論述浮泛;失范是指在運用時生搬硬套，無法融會貫通。以史學、文獻學為研究基礎，恰當地運用交叉學科理論，是理想的政治制度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方法。再次，是研究思路的狹迫。目前的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已經出現了研究時代的延伸拓展趨勢;但在具體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仍局限于某一時代，整體性研究付之闕如;對某一時代政治制度與特定文體關系的研究，也廖廖可數;而文學作品與政治制度的雙向互證研究更為少見。拓展研究思路已成為政治制度與文學研究面對的一個困境。我們希望這些問題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能夠逐步得以改正。

作者：于淑娟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