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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性善論”為依據，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提供了理論依據，并逐步發展為政治上的仁政學說。孟子主張統治者要實現“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政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荀子在繼承孔子儒家學說的基礎上，又吸收了百家之所長加以綜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義天道觀、“化性起偽”的性惡論、所積而致的成圣之道、“明分使群”與古今、禮法之爭、“虛壹而靜”的認識論。所以，荀子不僅強調自我修養以及道德自覺的重要性，更加強調“師”與“法”在人們心中的教育與規范。在此基礎上，荀子提出了“涂之人可以為禹”的思想，并最終達到“化性而偽”的人生目標。同時，荀子提出了“隆禮”“重法”的思想。他的這個“禮”，和孔子所說的“禮”，有了一些新的內容。認為禮不僅了各種社會的名分規定，“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插，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還表現為各種人倫道德的規定，所謂“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荀子對道家、法家以及儒家內部各派都進行過有力的批判和繼承。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兩派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各自從哲學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秦漢時期儒家思想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秦始皇完全采納了商鞅、李斯、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因此秦朝以酷刑而為歷朝歷代所垢。秦始皇不僅焚書坑儒，而且設置各種言論罪名，“以古非今”罪可說專為儒家所設，以此來達到思想上的絕對統一。秦始皇采取的韓非子法治國的方針，嚴刑峻法而治天下；將全國統一劃分為36個郡縣，皇帝直接決定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權；各種專制的官僚機構和制度得以建立，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地步。秦代及漢初儒家不為統治者所用，受到壓制，一度消沉。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與朝代相適應的思想理論體系。董仲舒接納了道、法兩家等有利于封建王朝的部分，對孔子儒家學派進行修改，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便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文化根本，罷黜其他思想體系。從此以后儒家思想一步步地成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此后，中國思想領域發生巨變，道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逐漸與儒術融合。儒術成為以孔孟思想為主，融會其他學說的思想綜合體。漢代儒家主要任務是以讀經、說經、注經、爭論經書中的問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認為主宰自然和人世的人格神是天，然而天的德刑賞罰則是陰陽五行之變，其哲學思想是把儒家天命觀和陰陽五行家思想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融合。漢代儒學家則把儒家倫理思想體系分為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兩漢時期還有一些儒家學者諸如揚雄、桓譚、王充等，批判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應說和迷信學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代儒家學派一統天下，處于霸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隨著道教的日漸盛起。東西兩漢經學弊端很多，形式繁瑣及內容駁雜，已然被玄學取而代之。一般將玄學看做是道家思想的復興，但是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玄學理論體系中的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玄學的發展借助于兩漢經學，王弼注《周易》，釋《論語》，何晏作《論語集解》等等，都是玄學家們為經學玄學化所作的努力。

儒家的主要經典《周易》與《老子》《莊子》被并稱為三玄。玄學討論的有無、本末問題，雖然來自老莊，但與《易傳》思想關系密切。儒家思想在魏晉玄學時期有重要發展，如范縝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的質用觀。它一掃兩漢經學的繁瑣蕪雜，剔除了經學的天人感應說等神秘成分。正因為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成為上承兩漢經學，下啟宋明理學的重要發展階段。隋唐時期，儒家文化體系龐大完整，具有開放性、親近民眾、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的顯著特征。中國與周邊國家進行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在內的“儒家文化圈”。隋唐期間文學、宗教、哲學等各個學科涌現出一些成就卓越的優秀人物。李白以他天才的手筆以及自由不羈的性格，而宣泄自己以及自己所處的唐朝的喜怒哀樂。韓愈掀起的古文運動，宣揚古文的寫法應接近口語，其主要目的是使儒家學說能夠被廣大群眾所接納和認可，同時也使唐朝社會擺脫前漢文化思想束縛，自由抒發自我新的思想見解找到了突破口。儒家經學方面，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撰《五經定本》，結束長久的今古文之爭、鄭學王學之爭等儒家學派的內部矛盾；陸元朗撰《五經定本》克服了使諸經因文字不同而解釋各異的弊病。哲學宗教方面，天竺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后影響極大，但最終被中國本文化融合而中國化。漢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訓誡，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以“和為貴”，有相當大的兼容并容的思想，這也體現了唐文化的開放性。當時唐朝的國都、具有超過百萬人口的長安城為各國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對他的穆斯林民眾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日本、朝鮮、越南等這些“儒家文化圈”更是不斷地把唐文化引進自己的國度。儒學在唐代還出現了漢學系統向宋學系統的過渡。

新儒學的興起與發展，儒學的道統思想到北宋中期發展成為新儒學，也即理學。理學是儒家發展的新階段，創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頤、張載、經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時朱熹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朱熹認為理是：“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因此他把“理”同天命聯系起來了。朱熹還把永恒的“理”應用到封建道德規范中，借以大肆宣揚封建的“三綱五常”思想。朱熹同時把天理同人性以及人欲統籌在一起，提出“存天理，棄人欲”，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要求人們都必須服從封建倫理綱常。其目的也是為了”至中和”，不過與孔子提倡的”至中和”相差甚遠！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在魏晉南北朝把儒學玄學改造以后，對儒學的佛教、道教化的一種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之后儒家走向衰落的一種文化復興。宋明理學是中國學術群體對當時現存的社會問題以及玄學、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挑戰的一種積極響應，他們在積極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凌厲的文化攻勢，重在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嚴重存在的信仰和道德的缺失。然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程朱學派的思想嚴密完整，有利于維護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學，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宗的地位。

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數百年之久，其一是儒家思想自身不斷適應政治與社會變化，因其哲學思想內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等，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其二是政治因素：君主專制統治者的推崇和獨尊儒術的結果。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更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宣揚嚴格的封建等級秩序，捍衛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以民為根本”的思想，高度關注社會民生，符合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要。其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級私塾都以儒家經典為教科書，是儒家人才不斷涌現，學術得以不斷傳承；孔子的門生眾多，門下弟子三千，桃李滿天下，為后世儒家的崛起打下牢固的基礎。儒學始終與教育制度，選士制度相結合，使儒學得以一脈流傳，深入人心。

作者：陳嬡莉單位：四川音樂學院綿陽藝術學院公共管理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