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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學與湖南科技文化的交融與發展

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極為繁榮的時代，不僅有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這三大世界發明，而且數學、物理、化學、天文、醫藥學、農學、農學等學科很多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觸及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在任何一項事業背后，必然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淵源。①這種“精神力量”在宋代的湖南就是理學。理學是在先秦儒家思想體系基礎上，把經典的倫理學教義和推理的宇宙理論整合起來而形成新的哲學體系，常被稱為“新儒學”②。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理學對當時的經濟、政治、科技的發展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天人合一自然觀的倫理化傾向與有機性并存理學在湖南的發展主要是由湖湘學派完成的。湖湘理學源于周敦頤，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宇宙圖解《太極圖說》。《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敝芏仡U把整個宇宙當作單一的有機體，“極”被認為是有機體的中心，是世界中軸線本身，但任何一個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認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繼承前人理學研究成果基礎上，將世界本原探討歸于“氣”和“理”，他認為這兩個術語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質和非物質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氣，然后有形?！盵4]朱熹的理氣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頤陰陽兩極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頤一樣，并不把理氣對立，而認為是一體渾成，“理未嘗離乎氣”。（[5],pp.32-33）因而認為其存在著有機整體觀念也就不足為奇了。李約瑟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最好把“理”譯為“有機體”或“有機體原則”，表示宇宙的組織原理。[6]如果因為朱熹的有機論傾向就認為他是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那又有些牽強。朱漢民就認為，理學家提出的諸如無極太極、理氣等學說，最終要證明作為宇宙本體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導的“綱常倫理”。（[7],p.8）如朱熹就曾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8]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朱熹的自然觀明顯地與倫理思想摻雜在一起，折射出理學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觀中蘊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規律和倫理規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對“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體論詮釋，提出了“天理人欲，同體異用”的本體論，認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體中處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體論既區別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邏輯結構的天本體論，也區別于陸王兩派遵循“心-性-天”邏輯結構的心本體論，但這種本體論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觀中濃厚的倫理色彩，這表明當時的自然觀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唯物自然觀，也就不會有助于認識世界的物質本性，這必然對科技活動產生消極影響。李約瑟也認為，儒家對待科學是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雖然從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對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與社會，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們只對“事”進行研究而放棄一切對“物”的研究。這對科學的進展，反而不如神秘主義。

2.格物致知的方法論同時指導著道德實踐與科學實踐格物致知學說，初見于《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漢唐時期沉寂了幾百年后，宋學家對格物致知學說作出了自己獨特的闡釋。二程認為，人心中本來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認識自己，所以要通過“格物”或“即物究理”而獲得知識，認識自己。程頤認為，格物致知是內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國家。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格物與致知的學說，他也認為，所謂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學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關于格物致知的認識過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積習多了后，便能“豁然貫通”。有學者認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設想中的一個重要環節。[10]這與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學派的胡宏也認為，致知的目的在于認識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規律，而窮理致知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和途徑。他在《與張敬夫》中說，“故學必窮極物理為先也。然非親之，則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終有疑，必待人印證也?！盵11]雖然朱熹認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一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12]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后人在繼承“格物致知”學說時，不僅用于指導道德實踐，也用來格物理之理，指導著對自然的探索。這樣，格物致知作為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運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齋依據“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將格物致知學說運用到生物知識的發展中。正因為如此，該詞與西方“科學”含義最為接近，因而近代學者在引進西方“科學”一詞時，最早是將“Science”（科學）翻譯為“格物致知”。

3.書院私學成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補充官學中的科技專科學校（如司天監中的天文歷法學校）是宋代實施科技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但就全國范圍而言，能在官學中接受教育的畢竟是少數，更廣泛的科技教育任務，仍然需要私學來補充。宋代是私學科技教育充分發展的年代，書院是私學的高級形式。長沙作為商業發達、商人集中的地區，文化教育事業也較為昌盛，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傳統。宋代書院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被普及開來，尤其是到南宋，書院文化的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據統計，宋朝共建書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總數的78.61%。[14]湖南書院教育發達，全國四大書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長沙岳麓書院和衡山石鼓書院，岳麓書院在南宋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書院。湖湘學派開創者之一胡宏在擔任碧泉書院、文定書堂和道山書院山長期間，經過長期探索逐漸形成了湖湘書院教育的特色。他認為，創辦書院的教育目的是振興道學，培養有體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強調學貴力行，他認為“力行”既是教學的目的，又是檢驗學習是否有“真見”的標志。他自己甚至親自參加生產勞動，突破了道德踐履的局限。其學生張栻秉承師訓，并在其主持岳麓書院工作時將其發揚光大。岳麓書院此后一直將“務實”作為執教理念，尤其體現在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上。正因為這種學風，書院所涉及內容已經不局限于傳統的倫理學科，還有自然科學；不僅對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還包括對科技的應用與創新的擴展。如朱熹對自然科學和音律學頗有研究，認為“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模大概?！币蚨谠缆磿褐v學時，就曾告誡學生說“：為人子者，醫學、地理之書不可不知也?！?/p>

4.實學精神對發展實用技術影響深遠宋學通過“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體與外在宇宙本體相通，但要實現這種內與外、人道與天道的溝通，則必須通過實踐。理學的實踐精神對湖湘學派產生了重要影響，其直接結果是誕生了實學思想，湖湘學派明確標明“務實近本”“、當昭示以用工之實”的實學宗旨。那么，他們這個“實”到底指什么呢？張栻是這樣回答的“：于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這段話包含了兩方面內容：第一，湖湘學者所說的踐履是“實行”、“實踐”的意思，這種實踐主要是日用倫常活動，即是一種道德實踐活動；第二，實踐與實用是緊密相關的。湖湘理學的這種務實思想對宋代長沙商業有較大影響，體現在提倡重視市場、注重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務實作風，以及積極實踐、敬業創業的商業思想。按照《宋會要輯稿•食貨十六之十二》的記錄，古時長沙的潭州所轄各縣商稅年收入曾一度達到9.2萬貫，商業水平位于全國先進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學派的實學宗旨對發展實用技術具有深遠影響。宋代自開國便外患四立，在統治者尊崇儒學的背景下，宋學家自覺樹立“內圣外王”的志向，并通過教育將這種精英文化推向社會。湖南在實現“內圣外王”目標中不斷發展“經世致用”的各類實業，不少行業發展水平領先國內其他省份。比如，代表著軍事和貿易水平的湖南造船業在全國處于先進水平，潭州能制造載米萬石的巨艦，其技術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產紙地，發達的造紙業又為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最終造紙業和印刷業共同推動了潭州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岳麓書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書籍保存至今，這是與當時造紙業的發達密不可分的。這種實學精神甚至影響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擔任要職的湖南人，如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在鴉片戰爭失利后率先開眼看世界，把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引介到中國。綜上，在古時科技最為繁榮的宋代，科學與技術作為文化形式在不斷交融中相互促進發展，即使在相對偏僻的湖南地區也是如此。當然，科學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社會文化作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學文化的影響。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1.從區域文化層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中國古代文化在特定的區域內，具有各自相似的特點，形成自己的社會體系，古今學者均對此提出了不同的劃分方法。本文沿用中央民族學院徐亦亭的提法，中國古代有四大文化區域：即中原華夏農業文化區域、東南百越稻作文化區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區域，以及西部與北方游牧文化區域。古代湖湘文化被歸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區域，這是有歷史根據的?！蹲髠鳌氛压暾f：“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這是春秋時長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文化的一種寫照。春秋戰國時的楚人發揚了游耕于荊楚山地的火耕傳統，在江漢沅湘地區形成獨特的荊楚文化。作為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湖湘文化，既不同于東南百越稻作文化區域，樂于四海為家，易于接受外來文化，也不同于中原華夏農業區域文化安土重遷的穩持性和逐步向周邊拓展的凝聚性。湖南深處內陸，又被長江天險阻斷與中原文化的交流，交通不便，思維頑固。這種地理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導致湖南很少受到外來經濟和文化的沖擊；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文化上的貧瘠。這種貧瘠在兩宋之間由于中原文化南遷而有所改觀，以理學為特征的湖湘學派逐步形成，在此后湖南思想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影響著湖南精英知識分子的思維。當然，也順理成章地影響到湖湘科技文化。如果說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中國各地都是以農耕經濟為主，人們文化水平相差不大，資源稟賦的因素就對地方經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反過來，生產的需求又刺激了技術發展。在這一時期，湖南由于地理上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青山綠水，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農耕發達，礦產豐富，加之人們具有較強的勤勞勇敢精神和敢于探索的冒險精神，湖南的技術水平居于國內先進水平。然而從東漢至宋明時期，整個中國的科技水平在世界處于先進水平，湖南也加快了發展速度，但卻落后于江浙一帶。由于這一時期整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得到了開發而得到迅速發展，湖南人的開創冒險精神不再是優勢，而江浙一帶對科學技術的嚴謹求理、重農重商精神成為時代最需要的精神，這使得江浙一帶成為此時中國科技先進地區，湖南只處于國內中等發展水平，尤其表現在科學理論研究與技術發明方面。而清代至民國初期，中國在世界上遠落后于西方的科技發展水平，湖南在新技術開發上處于國內先進水平，但在科學技術研究中的發現發明上，處于國內中等水平，明顯落后于江浙地區。（[3],p.12）盡管在湖南本土由于保守勢力的阻止，湖南的科學發現與發明上并未取得顯著成就，但是一大批在外省擔任要職的湖南人，如曾國藩、左宗棠，卻率先開眼看世界，大力推動國外先進技術引入中國，進行技術開發，實行產業化，商品化，成為當時中國最早的實業家。這是與湖南深厚的傳統文化精神與強大的人才儲備緊密相關的。然而湖南人在長期封閉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倔強”或稱之為“固執”性格，在建國后乃至改革開放初期相當長一段時間，難以解放思想，延誤了湖南經濟騰飛的時機?？偟目磥恚绊懞蠑登甑暮嫖幕捌渲邪目萍嘉幕瘜τ谧匀豢茖W發展的直接影響并不大，因為湖湘文化的核心在“經世致用”，即使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和張栻等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還是指倫理上的道德實踐要求，既包括“內圣”的自我道德實踐要求，也包括“外王”的救國救民的政治倫理，即使后來的王船山，楊昌濟也沒有超出這一傳統。比如，王船山的知行觀仍然是“行于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楊昌濟留學國外多年，但他提倡的“力行”仍以倫理道德為主，他說：“蓋君子之于修身，乃畢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边@也是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所在。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湖湘科技文化根源的理學之所以能夠受到士子和統治階層的推崇，主要是其“經世致用”、“內圣外王”的主張符合了統治階層的需求，因而被統治階層引入科舉考試，使得古時只能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士子們被迫綁在了理學的架子上。

2.從思維方式層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張岱年先生曾經把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特點總結為兩點：一是長于辯證思維；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覺。老子在《道德經》中描述了事物中辯證思想的屬性，“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贝撕蟆兑讉鳌分小耙魂幰魂栔^道”，明確表達出辯證思維中的對立統一原則。在沒有實證檢驗時，訴諸直覺成為順理成章的事。直覺思維在古文中稱之為“體”，意為“體認”、“體驗”。莊子有“體道”之說，張載也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朱熹解釋體是“置心物中”。如果說老子在先秦時期由于科學技術手段不發達而沒有能力探索自然，只好訴諸內心直覺來體驗自然界的規律——“道”，那么到了宋代先進知識分子仍然采取這種超驗的方式來認識自然，那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思維的惰性和慣性了。因此，重視整體思維，因而缺乏對事物的分析研究；依賴直覺思維，因而缺乏實驗論證，而這兩點都直接影響到近代科學的誕生。除了思維方式的束縛外，在自然觀上也有不足。湖湘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始終未能沖破天人合一自然觀的束縛。這種樸素的、籠統而又無所不包的宇宙圖式，具有很大的應變能力，能夠通過對“外圍保護帶”的不斷修補，在幾千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內核”穩定。正是因為這種宇宙觀或自然觀一直與人文倫理道德糾纏不清，古人始終未能將主觀的自我與客觀的自然作出明確的劃分，也就無法形成獨立的自然哲學理論，當然就更談不上形成完整自然科學理論體系了。總的來看，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著古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和影響，但從文化形態看，它們還僅僅是傳統文化中的一些胚胎或萌芽性質的科技文化因素，尚未形成相對獨立的體系，也沒有相應的社會建制。當近代科學技術擺脫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束縛后，立即獲得了迅猛發展，1926年，在岳麓書院基礎上建立的湖南大學掛牌成立，標志著湖南科技的社會建制正式誕生。從此，湖南的科技文化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體系登上歷史舞臺，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作者：宋春艷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