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墨家邏輯產生的歷史文化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墨家邏輯是由中國先秦時代的墨子及其弟子創立、發展起來的系統邏輯學說。墨家邏輯也可稱之為墨家辯學，或者簡稱墨辯。墨家辯學與西方的邏輯學相通，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質。墨家辯學之所以具有如此這般的特點，正是由其所具有的歷史文化背景所造成。考察這一重要的歷史文化背景，是我們深入認識墨家邏輯內容的本質的關鍵所在。

一、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時代，在社會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亟待解決的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圍繞著如何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如儒、墨、道、名、法等，他們著書立說，互相論戰，出現了中國學術史上的繁榮景象，這就是后世所說的“百家爭鳴”。沈有鼎說：“和古希臘、印度一樣，古代中國的邏輯學是首先作為辯論術而發展起來的。”在百家爭鳴中展開論辯活動，是墨家邏輯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名家的開創者，公元前6世紀的律師鄧析擅長于“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列子力命》篇)。到了公元前4世紀，名家的另外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惠施，承繼了鄧析的論辯作風，而且將論辯活動從司法或法律領域擴大到自然科學領域。從得以流傳下來的惠施“歷物”十事而作出的十個論斷看，都是一些和人們的感覺、直覺、直觀、常識不同的自然科學論題或論斷。類似地，同惠施進行辯論的“辯者”，他們所提出來的“二十一事”，也是一些對于顯然違背人們直覺和常識的命題進行論證或論戰。比如“白狗黑”(《莊子天下》)，從常識來說，白狗就應該是白色的，但“辯者”卻認為，白狗有些地方也是黑色的，比如白狗的眼珠子就是黑色的，所以也可以說“白狗黑”。論辯術的興起是邏輯產生的重要條件，但不必然會導致邏輯的產生。只有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論辯術的探討才能升華為邏輯的研究。

辯者學派所進行的各種論證或論爭，引起了當時人們的深入思考。你說“常識不對”，那到底不對到什么程度？你說“理性可靠”，那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推理？怎樣的推理論證才是可靠的、正確的？怎樣的推理或論證則是錯誤的、無效的？辯者們所進行的“推理”真的能夠“駁倒”常識所能看得見的活生生的事實嗎？在中國先秦諸子中，首先起來批判和總結百家爭鳴的論辯學術成果的就是墨家。高亨指出：“晚周時代，百家創說，諸子爭鳴。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等各個派別，互相批評的風氣，極盛一時。墨家為了和別家辯論，才寫出《墨經》作為根據。”墨家邏輯正是順應先秦百家爭鳴的需要，作為百家爭鳴的工具，并對當時百家爭鳴辯論的素材加以總結和創新而得以創立的。在中國先秦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才是站在百家爭鳴辯論的最前列，從正面來總結當時百家爭鳴中進行論辯和科學思維的方式及方法，并將其提升為邏輯學的形式和規律，進而指導百家爭鳴辯論向更高層次的水平發展。

集合與元素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問題，在當時曾經極大地引起過人們的困惑和驚異。《莊子•天下》篇所載，“辯者”曾經提出過“雞三足”、“黃馬驪牛三”等辯題來與惠施開展辯論。在《公孫龍•通變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對“雞三足”（雞有三只腳）和“牛羊足五”（牛和羊都有五只腳）等辯題的論證。顯然，這些辯題都是違反、違背人們的常識和直覺的。因為根據常識，雞只能是二足，黃馬和驪牛加在一起只能是“二”，牛羊只能是足四。但是，辯者卻可以論證，雞足的元素是二，“雞足”的集合是一，加起來說是三，所以就可以說“雞三足”了。類似地，“黃馬”是一，“驪牛”（黑牛）是一，再加上“黃馬驪牛”（黃馬和黑牛組成的集合）說就可以是三，所以可以是“黃馬驪牛三”。同樣，牛羊的足單從元素來說是四，但從集合來說也可以是一，加起來說就可以是五了，所以“牛羊足五”。與辯者的做法針鋒相對，墨家學者區分了兼名和體名，指出：集合與元素各自所具有的性質是不同的，而辯者正是由于混淆了兼名和體名、集合名和元素名的不同邏輯層次，因而他們所進行的論證和推理是不成立的。《墨經》中將集合概念稱為“兼名”，將元素概念稱為“體名”。《經上》說：“體，分于兼也。”“體”是從“兼”（整體）劃分出來的部分。“兼”指整體，“體”指部分。《經下》也說：“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牛馬中有不是牛的部分”這個事實和“牛馬不都是牛”這個判斷正確是相同的，其理由在于“牛馬”是一個集合。墨家認為，“牛馬”是兼名，但“牛”和“馬”則是體名。《經說下》說：“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牛不是集合，馬不是集合，但牛馬是集合），“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牛就是牛，馬就是馬，但牛馬不是牛也不是馬）“牛”和“馬”都只是體名，“牛”不兼有“牛”和“馬”兩個元素，“馬”也不兼有“牛”和“馬”兩個元素，但是，“牛馬”是兼名，它能夠兼有“牛”和“馬”兩個元素。因此，可以說，牛是牛，馬是馬，但牛馬不是牛而且也不是馬。《墨經》由于對兼名和體名進行了區分，指出了集合和元素的不同性質，從而為澄清辯者的詭辯式命題及其論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二、政治倫理背景

中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辯論之風興盛，相互之間經常進行辯論和論辯：議論時政，各抒己見，但他們宗旨都是治國安民以求太平盛世。墨家的情況尤其突出，他們把“辯”即論辯看成是去亂求治、興利除害，以便達到國泰民安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說邏輯研究可以直接為明確現實中的同異、是否、治亂服務，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國家社稷安定或者人民大眾能夠安居樂業。不過，墨家的思想學說有其獨特性。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西周形成和確立的禮制文化受到了很大的破壞，這就是通常說的“禮崩樂壞”，于是出現了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站出來維護西周的禮樂制度。墨子雖然曾經是“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但由于發現“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認為儒家學說繁瑣不容易實行，儒家所主張的厚葬會浪費錢財從而使得老百姓貧窮，儒家所主張的長時間為死去的人服喪容易傷害到活著的人的身體，也會妨礙人們做事，于是反對儒家所主張的周代的禮制文化，而推崇原始社會末期的夏禹的主張，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等觀點。孫中原指出：“墨學在自身成長過程中，逐漸跟儒學分道揚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體系。”李紹崑指出：“墨子對儒家的背離，實際上是一種革命，對傳統的保守的儒家來說，它是一種放肆的態度，甚至是異端邪說。”墨家的學術思想體系似乎更類似于西方的傳統，如陳漢生所說：“墨子的基本語言理論，跟他哲學的許多其他部分一樣，較之儒家或道家的學說，相對地更類似于占優勢的西方傳統。”墨家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批判理性精神，“墨學是中國先秦時代具有批判精神的顯學，其‘墨論’思想中專門有‘非命’、‘非樂’、‘非儒’、‘非攻’等，批判當時儒家與其他各家學說中的消極觀點。”

與荀子相比，荀子雖然也強調“辯”，但他主張的是“圣人之辯”、“士君子之辯”，強調“辯”必須從維護“仁”即維護周代禮樂制度出發來開展(《荀子•非相》)，但墨家的“辯”則不設這樣的前提。墨家已經把邏輯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去探討它的內容和規律。墨家的“辯”是為真理而辯，為正義而辯，“辯”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明是非之分”，墨家邏輯是認識科學真理的方法。關于“辯”的基本內容，墨家提出了“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提出了“以類取，以類予”的基本推論原則，還總結了“辟、侔、援、推”等各種推論式。但是，墨家邏輯在某種程度上也沒有能夠完全擺脫政治倫理因素的影響，最集中地體現在需要用它來解釋和解決實際社會中各種具體的政治倫理問題。如陳漢生所說：“道家和儒家學說中的預設，在墨子思想中仍有很大作用。”墨子的觀點“需要在倫理推理過程中進行概括，成為一致的或者進行普遍化。”因此，墨家邏輯并非完全像西方邏輯那樣，僅僅偏重于考慮外延的關系，而是必須著重從內涵上來分析和把握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比如，墨家在《小取》中說：“盜人，人也。殺盜，非殺人也。”墨家學者顯然知道，“盜”都是人，即“盜”和“人”在外延上為真包含于關系，但卻堅持人不可以殺而盜是可以殺這樣的社會政治倫理，因此，必須用邏輯來解釋和把握現實社會中的價值與倫理關系。如果僅僅從外延關系看，墨家關于“殺盜不是殺人”的主張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其論證似乎也是在做詭辯，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從內涵去分析，墨家的認識卻是非常合理的。從“殺盜”這兩個字的本義看，“殺盜”并不是因為“盜”是人而殺他，因此，殺盜并不是要殺在“人”上，而是要殺在“盜”上。“盜”雖然在外延上屬于人，但在內涵上卻不只是人，即“盜”還具有“非人”的本質屬性。同一個對象，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去分析其所屬的類。這就是說，盜如果是與學生、平民等相比較，他們都具有“人”的屬性，但是如果將盜和貪、搶相比較，他們又都具有“違法”的性質。

三、墨家學派自己的需求

墨經邏輯的產生和發展是與墨家的科學實踐和社會實踐需要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者不重視生產實踐活動。《論語•述而》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是不談怪異、勇力、叛亂和鬼神的。《論語•憲問》又說：“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千里馬（驥）并不是要贊美它的氣力，而是要贊美它的品質。這說明，孔子主要關心道德倫理世界的建構問題，而對知識論或認識論的問題關注不足。孔子認為，從事生產活動是小人或者賤人的作為。墨者則不是這樣。他們大都是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墨子教育學生的總體方法是“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耕柱》），“從事”是“為義”的三大任務之一。墨家的“從事”既包括將軍、大夫的攻防戰事，也包括士人的一般行政事務，還包括一般老百姓的農業生產和手工業者的技術性勞動。墨子本人是一個熟悉當時手工業技術的能工巧匠，技術與古代名匠公輸盤不相上下（《魯問》）。墨家集團的成員大多數也是手工業者，他們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制作軍用民用器械。墨者既是生產勞動和科學技術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又是實踐活動經驗的總結者。墨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時都是科學家，《墨經》是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所討論的包括哲學、邏輯學、數學、力學、光學、心理學、經濟學、教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方面的內容。離開大量的實踐活動，沒有對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沒有對各門科學的探討，墨經邏輯是不可能創立的。正是由于實踐的需要，由于科學技術和科學理論的發現和論證的需要，由于在墨家科學精神的滋潤下，墨經邏輯才得以創立。

墨者從實踐中積累經驗，又從經驗中總結出技術，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墨家把“摹略萬物之然”（《小取》）作為認識的根本任務，強調從各種工匠技術經驗中“求故”、“取法”、“明理”，即認識事物的所以然，概括出一般法則和規律。其中就包括了邏輯學的規律和規則。例如，《法儀》篇說，“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平以水”。天下無論從事什么工作的人，都不可以沒有法度。匠人們畫方形用矩尺，畫圓用圓規，畫直線用繩墨，量偏正用懸錘，量水平用水準儀。《法儀》篇又說：“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沒有法度或標準而事情能夠做好的，從來都沒有過。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人們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一個規矩、法度。在墨家看來，“法”是一個外延非常廣泛的概念，它可以指各種工匠操作的法度，也可以指語言規則、論證方面的要求。墨子特別強調人們的言論必須要有法度可循。先秦時代，百家異說，諸子爭鳴。語言已經嚴重地打破了邏輯的界限。各派思想家在哲學、政治、科學等方面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學說，進行了形式各異的論證，在這些學說和論證當中，哪些是正確的、合理的，哪些又是不正確的、不合理的呢？首先必須要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墨子所提出的“法儀”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準。《非命上》說：“言必立儀。”（言論必須有標準）“言必有三表。”（言論必須有三個標準）即人們的言論要以“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實”和實際的效用為當與不當的區分標準。墨子提出“法儀”思想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了給語言和言論制定規則，其最終目的與孔子的“正名”思想一樣都是為了國家安定，只是所持立場不同罷了。

四、語言文化的影響

與西方的聲音語言有別，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從根本上是一種象形文字，它充分借助形象符號來表示語言所指稱或指謂的客觀對象，既能表形又可表意。語言是我們的思維活動得以外化的工具，所以，中國的象形文字常常使人們的思維和思想受到直觀的影響，總是擺脫不掉客觀事物形象的“干擾”或“糾纏”，這種語言文字的不足之處就是，不利于人們的思維由感性的直觀感覺上升到理性的抽象認識和抽象思維。由于這種形象語言文字在形和意上的內在一致性，使得字的形象就可以直接決定字義，而字的形象又源于對客觀事物外在特征的模仿，字義與其所指稱的對象之間存在直接的關聯，因此，形象語言要用來掌握發展變化著的客觀世界，其意義必然隨著字體所指的對象的不斷變化而進行改變。而這種動態的改變關系會造成漢語文字意義的豐富性和歧義性，進而導致其概念內涵的豐富性和指稱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從句法上看，古代漢語主要是一種靠虛詞將實詞聯系起來構成語句的語言，而漢語的“是”字作為系動詞普遍使用開來是在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以后；但是，“是”在西方語言中一直都作為系動詞在普遍使用。

中國古代語言的特殊性的影響，使得墨家邏輯思想主要集中于考察名稱概念和實際事物對象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名實關系，而對于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系的認卻主要注意內涵方面，沒有著重從外延上來進行思考，對推理和論證的考察也總是離不開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區分和準確把握，需要運用辯證法來做補充。古希臘學者一般將求取真理作為認識的最終目的，不以功利、實用為首要目標。亞里士多德說，“人在本性上就是要求知”。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實用，講求實際功效。林語堂認為，中國人更加注重對與日常實用具有密切關系的問題的討論，他說：“當中國人看到一只豪豬時，便會想出種種的吃法來，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則之下吃掉它。在中國人看來，不中毒是唯一實際而重要的問題。豪豬的刺毛引不起我們的興趣。這些刺毛怎樣會豎立的？有什么功用？它們和皮怎樣生連著？當它看見仇敵時，這些刺毛怎樣會有豎立的能力？這些問題，在中國人看來是極其無聊的。”

對于遠離日常生活的問題，中國人對此考慮得比較少。正是由于中國人的思維特別強調與日常實踐活動的關系這個特點，使得墨家邏輯的研究也只要考慮滿足日常社會和道德實踐中論辯和論證的需要也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做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研究了證明和論辯之后，又特別深入地去研究了與證明和論辯密切相關的三段論這樣的一般推理形式和推理系統。而墨家學派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對論證即證明和反駁的規則、方法上的研究上，沒有進一步去追究它們背后所共同隱含著的一般推理形式。總的來說，墨家雖然研究了通過典型的具體事例來體現的推論方式，但這種推論方式也就是推理或論證的方式，并不是一般的推理形式，墨家從根本上來說還沒有能夠透過推論方式來研究推理形式。

作者：楊武金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