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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之價值

民族典籍是世界各個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種文類，是一種古老而又源遠流長的文類。民族典籍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等內容，是民間的文學寶庫，是認識一個民族的百科全書。民族典籍的傳統形態多樣，包羅萬象，涵蓋了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等知識，具有著極高的文化價值，擔負著不可相互替代而又能優勢互補的作用。比如，我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被譽為劃時代的古典文學形式，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第一個精神文化的高峰，是人民偉大的創造，是堪與世界頂級的史詩如希臘史詩、印度史詩相媲美的作品。這些都是其他民族相對缺少而該民族所特有的知識寶藏。各民族典籍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益組成部分，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新的認識世界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宣傳與翻譯的工作越來越緊迫。所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譯介到世界上去，沒有譯出，就沒有世界性可言。

二、中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發展之要素

隨著中國對外文化傳播和軟實力的增強，國家各項民族政策及措施的出臺和落實，少數民族典籍譯介與文化傳播顯得越來越重要，譯介隊伍日益壯大，譯介水平不斷提高。

1.民族典籍翻譯發展之契機在國際競爭中，文化的作用已經和物質財富同等重要。近年來，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越來越多地走向國際市場，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存在嚴重逆差，同中國的文化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比如：在版權貿易方面，引進與輸出比是10:3，長期如此將會嚴重影響中國的文化安全。為此，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7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大力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文化產業，增加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在國際市場的份額，增進世界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了解認同。之后，國家文化部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于2012年5月了《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提出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與貿易，強化文化在國家對外工作大局中的獨特作用，樹立“文化中國”新形象。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弘揚和傳承民族文化。可見，黨和政府把中華文化發展與傳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傳播是國家和民族價值觀念、精神狀態的有利展示。文化的全球化在挑戰各民族文化的同時，也給予了它們發展的新機遇。少數民族文化相對于西方強勢文化來說處于弱勢地位，為避免強勢文化的單一化，應該抓住這一契機，利用這種更為廣闊、更為寬容的多元空間，積極主動地與外來文化交流、溝通，發展和傳播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不僅有利于西方的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侵略和滲透，它在某種程度上也為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抵抗和反滲透提供了契機。”[4]全球各文化體系相互開放、相互交流與融合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史無前例的。民族典籍是具有世界層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屬于全人類。隨著中國的崛起，漢學逐漸成為“顯學”，中國古典文化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

2.民族典籍翻譯成功之策略民族典籍翻譯應歷經兩個翻譯階段。從語言學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種經歷歷史濃縮后帶著大量文化信息的語料：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現手法，崇高的愛國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懷，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與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價值取向和含蓄蘊藉的風格追求。[5]民族典籍翻譯過程是一個把古代漢語轉換成現代外語的過程，經歷了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兩個階段。首先進行的語內翻譯，即用現代漢語完整準確地理解典籍的古代語言原文。這是一個華夏文化系統內進行的翻譯。第二階段是進行的語際翻譯，即用現代外語完整準確地表達現代漢語意思。翻譯的倫理就是差異的倫理，翻譯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而不是用本土的語言文化價值去壓制原文的他性話語。民族典籍翻譯應實踐跨學科和跨國界的合作。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漢譯外。民族典籍往往是綜合性巨著，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譯者不可能對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進行跨學科合作，方可有效避免專業性錯誤，確保翻譯的準確性。民族典籍翻譯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譯者不僅需要了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還要了解目的語文化習俗。因此，為了使典籍翻譯既不失中國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語文化，就需要譯者進行跨國界合作。在合作中，中國譯者確保典籍翻譯的“信”和“達”，海外漢學家進行修改潤色，以達到“雅”的境界。

語言學家的共同見解是：每一種語言都是使用該語言民族交流思想的最佳載體。國際英語要描寫中國社會和漢語本身，就得向中文靠攏，吸收一些漢語特有的表達法，成語、典故和修辭手段；反之亦然。民族典籍翻譯應遵循補缺和異化的翻譯原則。所謂補缺，即是通過翻譯把譯語文化缺乏的東西由源語文化拿來，彌補一方文化中的不足與缺陷。實際上補缺是翻譯存在的理由和目標。翻譯譯語國家文化中匱乏的東西，對譯語文化進行補足，借助翻譯增加譯語語言的表現力，這才是順應譯語讀者的需求，翻譯的作品才能有市場，翻譯的價值才能得到實現。因為文化的千差萬別，與文化緊密相連的語言不僅在句法上面有差異，每一詞語也都存在著語義差異，譯者很難找到相同文化意圖的語言符號，難以做到文化再現。歸化法翻譯只能部分保留原文信息，交際效果會出現實際虧損。譯者的任務不僅是替譯語讀者解讀源語語言符號，而且還必須盡量把源語所攜帶的源語非語言符號即文化內涵傳遞出來。而這種傳遞只能是異化法翻譯才能實現。[7]與過去人們在接受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所抱有的那種抵御陌生和尋求認同相比，當代人們在接受別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時所抱有的確是一種渴望發現嶄新文化因子以充實和更新自己的心理。補缺和異化翻譯原則是民族典籍翻譯的最佳翻譯策略。在民族典籍翻譯中，由于對等詞匯空缺（風水、冤孽、烏紗帽、護身符等）、文化要素空缺（儒、墨、道等觀點）、文化距離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暗含（走狗、松鶴、龍鳳、外宣等）以及民族文化習俗（踩歌堂、姊妹節、清寨等）等原因，號稱百萬詞匯的國際英語也會顯得力不從心。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順歷史者昌。如果過分地堅持“原汁原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英國英語，更不用說美國英語了！何況中國少數民族典籍中有許許多多獨一無二的東西，英語中連對應的說法都沒有，何來英語的“正宗”之說？[8]凡具有中國民族特色或獨一無二的事物的翻譯，都應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國民族語言的風格。所以，為確保文化信息的準確傳輸，在過去積累的基礎上，創造、收集、歸類、提高、規范和利用具有較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中國英語，甚至是“中式英語”的那些“新穎”詞匯，不斷地補充現有的漢英詞典，建立健全一套中國英語的詞庫是歷史的必然。中國英語的形成和發展是民族典籍翻譯理據和方法的一個重大突破。

作者：于桂敏蘇暢鄭丹單位：大連民族學院外國語言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