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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衛•達姆羅什、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和弗蘭科•莫萊蒂等人對世界文學的討論，擴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文學翻譯的研究范式。韋努蒂認為：“沒有翻譯，世界文學就無法進行概念界定。”①達姆羅什認為，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ellipticalrefraction）；是一種經由翻譯而獲益的書寫；是一種閱讀方式，即對我們所處時空之外世界的超然解讀（detachedin－volvement），而并非一套經典文本”②。該定義“超越了世界文學的文學品質層面，而將關注點投射到民族文學間的動態關系，強調世界文學的生成性、動態性和變異性”③，并從翻譯方式、翻譯結果和翻譯式閱讀等三個層次定義了世界文學，從而明確了翻譯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關鍵。世界文學不僅是橢圓形空間語境架構下的翻譯折射，而且行為主體包括譯者和讀者，其翻譯和閱讀方式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決定性因素；同時強調翻譯在世界文學建構中的核心作用，體現了翻譯在文學關系動態生成中的主導作用，建構了一種世界文學視域下的文學翻譯的研究范式。基于此，我們認為，達姆羅什強調的世界文學的翻譯性、文化折射性以及閱讀的超然性，關注了民族文學－世界文學的動態生成方式。這對于討論全球化，特別是星球化（planetarity）文化語境下的文學翻譯提供了新視角。翻譯也對20世紀中國現當代小說成為世界文學起到關鍵性作用。《駱駝祥子》作為老舍第一部在英語世界有效接受的中國現代白話文長篇小說，對中國現當代小說翻譯史具有重要意義，甚至可以說，“對于老舍作品乃至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世界的傳播，《駱駝祥子》英譯本可謂功不可沒”④。《駱駝祥子》的四個英譯本（1964、1979、1981、2010）在英語世界不斷得到流通與接受①，為其世界文學地位奠定了基礎。1999年圣哲羅姆出版社（St．Jerome）出版的《21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ofWorldLiteratureinthe20thCentury）也將其收錄。其首個英譯本一經出版②，就被美國著名的讀書俱樂部“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of－the－MonthClub）列為“八月之選”（TheBook－of－the－MonthClubSelectionForAugust）；著名文學評論家、韋恩州立大學英語教授裴德安（AlexanderBrede）也對《駱駝祥子》推崇備至，稱其“理應獲得與《悲慘世界》一樣的世界文學地位”③。《紐約時報》也曾對其進行過推介，稱其為“一部偉大的作品”④。以上說明《駱駝祥子》已在美國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是中國現當代小說走向世界的先驅與開拓者。本文擬從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定義出發，考察《駱駝祥子》在美國被接受，并成為世界文學的過程。由于版本、譯者、讀者和時間差的原因⑤，本文將僅對伊文•金（EvanKing）和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的譯本展開討論。

一、金譯本與葛譯本的文本差異表現

金譯本RickshawBoy于1945年由紐約雷諾與希區考克出版社出版，1946年由紐約桑代爾和倫敦邁克•約瑟夫出版社再版。金曾在美國駐華使館從事過外交工作，出于自身對中國小說的喜好，翻譯了該作。金譯本的再版、重印使其成了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海外暢銷書目之一。葛譯本RickshawBoy出版于2010年，由美國著名暢銷小說出版機構紐約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在譯本前言中，葛浩文聲明他重譯《駱駝祥子》的最主要原因是先前的譯本不令人滿意，希望出版一部“完整、忠實、可讀的英語譯本”⑥。以下我們將從譯文的主題、情節發展、人物塑造三個方面考察金譯本與葛譯本的差異。主題上，老舍“用悲劇的筆法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無產階級者徒然的掙扎”⑦，作品“是現代文學史上一部超前的現實主義大作，它不僅從物質層面上批判資本主義的雇傭關系、勞資矛盾和貧富分化問題；而且從精神層面上挖掘資本主義對純樸人性和傳統美德的戕害，彰顯了老舍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意義”⑧，“反映了老舍對反動社會的憎惡，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對個人奮斗道路的否定，對革命的憧憬和向往”①。以上學者的論述均說明了原作主題的整體悲劇性與批判性。而金譯本則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改寫，主要體現為譯者對結局的改寫。譯本雖然再現了以祥子為代表的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苦難，但卻將悲劇性結局改寫為大團圓的喜劇結局，以說明普通勞動者能通過自身的努力與堅韌，不斷與現實苦難與命運做斗爭，獲得幸福結局的故事。由于金譯本的結局是祥子與小福子的大團圓，虎妞就自然成了阻止他們幸福的始作俑者，因此金將虎妞的形象負面化，以此來凸顯祥子的無辜。金譯中的“誰先犯錯”明顯是在影射犯錯的人是虎妞，是她引誘了祥子，“beginwith”將虎妞塑造成罪魁禍首的形象；此外，金還對這段引誘進行了大肆渲染。而原文對這一段的描寫顯得很晦澀，并沒有清楚地交代誰是誰非。顯然，金有意將祥子與虎妞的這筆“糊涂賬”歸咎于虎妞，并以此來凸顯祥子無辜受害者的身份。葛譯本由于并未對原文情節進行改動，因此保留了原文的“不論秧子”（不管是誰），“dealwith”不僅尊重原文意愿，還凸顯了虎妞敢愛敢恨、無所畏懼，同時有點潑辣的形象。綜上所述，雖然兩個譯本的源文化是一致的，但東道文化在20世紀40年代與當下在文化規范、對外國文學的閱讀需求等方面存在歷史性的差異，因而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橢圓形折射”，具體表現為金譯本與葛譯本在譯文主題、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方面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文化折射的具體表現。

二、譯本差異的世界文學認知方式

以上的譯本差異產生的原因可以從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定義的角度進行闡釋，以期認識翻譯在《駱駝祥子》成為世界文學過程中的建構作用。該定義明確了翻譯是接受文化價值觀和需求的產物，因而必須在東道文化語境下才能有效理解作品。因此，我們將從翻譯的折射方式、翻譯結果和翻譯式閱讀三個層面，研究接受情境的文化構成要素、運用方式以及對翻譯的影響。

1．兩個譯本中文化的橢圓形折射形態《駱駝祥子》的兩個英譯本體現了世界文學是通過對民族文學的橢圓折射性翻譯，進入由源文化和東道文化兩個焦點所形成的橢圓形文化空間的書寫形態。所謂橢圓形折射是指世界文學經由翻譯，其承載的文化既不是直接移入的源文化，也不是完全歸化成東道文化，而是由于兩種文化相遇而發生的傳播方向改變的折射式翻譯結果。在看待譯本中源文化和東道文化關系時，由于生成原文的源文化語境相對固定，因此，源文化是橢圓中一個固定的焦點；而生成譯文的東道文化語境處于變化之中，每個譯本都對應著不同的東道文化，因此是一個動態的焦點。

金譯本與葛譯本也同樣是源文化與不同時期的東道文化在世界文學的張力場中折射的結果。當民族文學透過這個橢圓介質時，其翻譯傳播的意指方式或意圖效果會發生改變，如同光在透過介質而傳播方向發生改變一樣。譯本的折射度取決于所處時代的文化規范與需求。1945年以前，美國對中國文學的認知處于初級階段。除20世紀初“美國詩歌文藝復興運動”（AmericanPoetryRenaissance）所引發的“中國熱”外，中國文學并沒有對美國文壇產生實質性影響。況且，其熱情還局限在中國古詩。很少談及其他中國文學體裁，更遑論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學了。金譯本出版于1945年。原作所表現的整體悲劇性與當時美國對中國“正面形象”的認知完全對立，顛覆了由龐德、洛威爾等人制造的“中國印象”。金是來自東道文化的美國譯者，也是通曉中國國情的外交家，自然清楚當時的美國文化不需要這種悲劇性，因此對原作進行改寫勢在必行。客觀上說，金在翻譯原作前21章時，采用直譯甚至硬譯的方法，并未有重大改動或調整，基本保留了原作的面貌。這部分是在描寫祥子面對現實的苦難和命運的折磨時，表現出堅忍與不屈服的精神和反抗意識。這與美國文化中的不屈不撓的開拓精神高度契合，祥子也具有“美式英雄”的形象。但在原作的最后3章，祥子在遭受接二連三的打擊后，完全墮落，這與此時盛行的“美國夢”背道而馳，因為勞動者并沒有通過勞動獲得幸福，反而被現實和命運所吞沒。因此，東道文化的需要決定了金譯本必須改寫原作。這部描述中國舊社會苦難的現實主義小說也由此被改造成一部“美國夢”式的浪漫主義小說。譯本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駱駝祥子》，而是根據美國40年代的文化價值觀和審美情趣進行的改編，是迎合了當時美國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出版商業價值的折射性書寫。金譯本一方面保留了原作中祥子質樸、勤勞的中國農民形象；另一方面，將原作中表現祥子墮落、貪財、背叛等負面內容刪除或轉移（見例2、4、5），添加了同情心、正義感等人生態度的描寫，使祥子形象完全正面化（見例6），同時，通過改寫結局和情節（見例1），將祥子形象進行“美國夢實現者”的折射，使祥子兼具中國農民和美式英雄的形象，具有浪漫主義的特點。

相較于1945年，當代美國對中國以及中國現當代小說有了跨越式的認識。首先，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垮掉派”文學運動開始占據美國文壇的舞臺，涌現出一大批對中國文學抱有興趣的作家或詩人，如凱魯亞克、斯奈德、雷克斯羅斯等人；其次，大量中國現當代作品被譯介到美國，如魯迅、老舍、沈從文、巴金、冰心、莫言、閻連科、蘇童、余華、王安憶等人的作品；此外，美國涌現出一批漢學家與中國文學翻譯家，如費正清、宇文所安、史景遷、顧立雅、華茲生、葛浩文等人。這些情況的出現拓展了美國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整體認識，美國文化對中國文學的態度更加開明，中國文學的“異質性”也愈發凸顯。同時，對其他各國家民族文學的譯介，也使美國與其他各國文化間的差異性愈發彰顯，對“異質”的尊重成為這一時期翻譯界的主流話語。本雅明對翻譯異域性的尊重、貝爾曼的異域性論、德里達的延異論、賽義德的東方學論、韋努蒂的存異倫理都體現了當代社會尊重“異質”的態度。面對“異質”文化時，不是要將其歸化（同化）為本土文化，而應該采取尊重的態度，正視差異，保持其異域性。這些尊重“異域”與文化差異的話語為“存異”翻譯提供了理論基礎。葛譯本正是產生于這樣一個文學和理論背景。其表現出的對原作的尊重，是世界文學領域中源文化“愈加分明的”折射結果，也是“存異”語境下的必然產物。在譯者自序中，葛浩文聲稱要為當代讀者提供一個“完整、忠實、可讀”的譯本。他甚至稱其譯文是對原文的“復制”，沒有改動。通過比較，我們也不難發現葛譯本除刪除少量繁冗的環境與心理描寫外，在主題、情節發展、人物塑造等方面均與原作保持一致，文化折射度較小，源文化在東道文化語境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譯本的異域性較為突出。來自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世界文學所形成的眾多橢圓而產生的這種張力的相互作用，不僅使得翻譯文學和本土文學產生差異和距離，從而成就了世界文學的特質。“民族文學作品躋身世界文學之后，仍然帶有民族淵源的印跡；然而這些印跡隨著作品的愈來愈遠的流轉而不斷擴散，愈加分明地折射成來自遙遠他鄉之作。”①同時，葛譯本尊重原文對祥子人物形象的處理，保留了祥子質樸、勤勞，同時又被命運所束縛，在接二連三厄運襲來后，完全墮落的形象，具有現實主義的特點。

2．譯本的翻譯書寫之得民族文學須經由翻譯而獲益才有可能成為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是一種經由翻譯而受益的書寫。”②首先，民族文學經由翻譯才能得以跨文化的流傳，才有可能成為世界文學。在民族文學的交往與世界文學的動態生成中，翻譯起著幫助民族文學跨越語言、文化、政治、心理和時空等障礙，進入更為廣闊的文學流通領域的作用。譯本的有效接受性和廣泛流傳性決定了民族文學是否能成功跨越以上障礙。其次，民族文學透過世界文學的橢圓形介質時，其翻譯傳播的意指方式或意圖效果會發生改變，譯本獲得了與原作不同的新視野，原作由此重生。

譯本的有效接受成就了《駱駝祥子》的世界文學特質。一經出版，金譯本就在美國評論界和文壇引起了廣泛關注。各大報紙、雜志也爭相介紹金譯本，發表了不少關于金譯本的書評。不到一年時間，金譯本便銷售一空，迫使出版商不得不重印、再版。葛浩文雖對金譯本頗有微詞，甚至是多有不滿，但也感嘆其“稱霸市場30年”①。甚至有學者認為，“金譯本在美國引起的巨大轟動，既是現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發生聯系的重要界標，同時亦超越了文學范疇，而成為一樁影響深遠的文化事件”②。不僅如此，金譯本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力還使其成了《駱駝祥子》其他語種譯本的藍本。葛譯本雖出版至今不足4年時間，其流通度也不可小覷。譯本一經出版，便得到了著名評論機構的高度評價。位于芝加哥的文學評論機構“前臺”（TheFrontTable）③認為，“葛譯本《駱駝祥子》與以往他翻譯的莫言、蘇童的作品一樣，秉承了較高的翻譯質量，是具有‘黃金標準’的譯作”④。譯作的出版也引起了一陣《駱駝祥子》懷舊風：據著名讀書社交網站“好讀物”（Goodreads）⑤顯示，對葛譯本的好評高達1600條（截止至2014年5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葛譯本在美國市場的暢銷程度。而且，葛浩文作為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譯介的主要譯者，必然會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備受世界的關注。

可以預見，他翻譯的其他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作也必然會隨之走入更廣闊的讀者視野，獲得更大的流通度。“即使在本國已經具有經典地位的作品，當它傳到國外時也會獲得新維度。”⑥金譯本與葛譯本不僅使《駱駝祥子》在美國得以流通，也使作品獲得了一個新的維度。這個新維度也并非一成不變，它隨時間、文化的規范和需求等因素的改變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在意指方式上，通過翻譯，原文從一部具有批判性質現實主義小說，分別轉變成了“美國夢式”的浪漫主義小說（金譯本）和具有世界主義人文關懷的現實主義小說（葛譯本）。在意圖效果上，原文的批判意義、革命訴求和教化意義等在兩部譯作中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減，取而代之的是對現實苦難做斗爭而獲取幸福的憧憬（金譯本）和對人類苦難的世界主義人文關懷（葛譯本）。金譯本將原作中對舊制度殘害人性的批判、對革命道路的向往與憧憬、對資產階級剝削勞苦大眾的痛斥，集中地轉變為普通勞動者通過自身奮斗獲得幸福的“美國夢”。金譯本儼然是一部普通底層勞動者抗擊人生厄運的奮斗史，原文中號召人民反抗舊社會、舊制度的教化意義也喪失殆盡，階級對立、革命訴求也蕩然無存。《每月一書俱樂部》對金譯本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只要你還生活著，你就可能會深深地喜歡上這部小說的主角———祥子，他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做的努力將使感性的讀者灑下同情之淚，但命運不能打倒他，最終人類本性的善良在他身上純潔地、勝利地顯現。”⑦由于美國文化中并不具備產生原作的歷史性社會文化語境，即使在內容上完全忠實于原作，譯本的意指方式和意圖效果與原文相較，也必然會發生改變。譯本并不是再現原作，而是在東道文化語境下對原文的跨文化闡釋。葛譯本雖尊重原文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忠實于原文，但由于接受語境差異，譯文的批判現實意義弱化，體現出對人類苦難的悲憫，是一部具有世界主義人文關懷的作品。譯本出版不到一個月，就有評論認為，“祥子是人們在閱讀后喜歡談論的人物之一：理智、勤勞、機智卻不自憐自哀。一個接一個的災難粉碎了祥子的夢想：被國軍強征服役，被秘密警察巧取豪奪，被迫娶了一個意外懷孕的女人———我們也能敏銳地感受到祥子的絕望”①。“這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它描寫了一位做事死心眼兒的人。題為《駱駝祥子》，主人公祥子對每一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人力車。他生活中的唯一目標是買輛自己的車，這個信念如此堅定，甚至有些好笑。”

②葛浩文也對《駱駝祥子》作了評論，“祥子是一個正經、誠實的鄉下人，在北京靠拉車為生。祥子想要的東西很簡單，就是有一天能買一輛自己的車，自己拉車掙錢過日子。經過多年的疲憊不堪工作，祥子實現了他的夢想，但這一切卻被一系列他無法控制的悲劇奪走”③。葛譯本的出版商對譯本做出了這樣的介紹：“《駱駝祥子》是一個關于誠實、認真的鄉下人祥子的故事。他在北京當人力車夫為生，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夠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人力車，然而他在改善自身命運的路上卻一次次受挫。”④這些評論對原作的現實批判意義只字未提，也未曾領會原作的革命訴求，而僅僅將葛譯本視為一部描述普通勞動人民悲慘人生的現實小說。這表明，原文中的教化與號召作用遭到削減，原文中的批判與革命主題，在葛譯本中折射為世界主義的人文關懷，并由此獲得了一個新的維度。3．“超然解讀性”與閱讀模式“把世界文學理解為是通過翻譯而獲益的書寫結果，以有見地的、批評性的態度去欣賞、理解我們所處時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學是當下心智活動的結果的事實……”⑤世界文學讀者一方面抱著遠遠眺望源文化的超然態度閱讀文本，即“對譯本中的源文化語境信息的提供持更加開明的態度”⑥。另一方面，也抱著欣然的態度理解譯者在新的語境架構下的闡釋，并從個人的視域和經驗解讀文本，領悟譯本的文學性。讀者的閱讀方式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決定性因素。

20世紀上半葉，工業化進程給美國帶來了“快消文化”，傳統的文字古雅、主題深刻的作品很難獲得讀者的青睞，而主題簡單、語言當下的通俗小說在美國大行其道；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社會也疲于復雜而深刻的文學。通俗文學，如勞倫斯的情色書寫，海明威的簡潔、直接書寫深受當時美國讀者喜愛。《駱駝祥子》要進入美國社會，必然要適應當時美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通過對原文主題簡單化、人物形象簡單臉譜化、增添懸疑情節和情色描寫等處理手段吸引讀者興趣，金譯本具備了美國通俗小說的典型特征，譯本語言當下、內容通俗、主題簡單，迎合了當時讀者對“簡單文學”的閱讀模式。而在21世紀的當下，隨著各國文化交往的擴大，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差異性的愈發凸顯，越來越多的讀者對民族文學中“新”、“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大量民族文學被不斷地譯介到美國，當代讀者對“異質”的態度也愈加開明。讀者已不再滿足既定模式和文本類型的小說，文本多樣性、內容新奇性已成為讀者追求的首要閱讀目標。葛譯本尊重原文，保留了原文情節和內容，“愈加分明地”折射了源文化中的異質性，這正迎合了當下讀者“求異”的閱讀需要。因此，兩個譯本的不同翻譯策略使得兩個時期的讀者對文本進行“超然解讀”成為可能。分別從各自所處的文化語境、個人視域和經驗解讀文本，感受其文學性，使小說獲得擴展轉換，重獲新生。如達姆羅什所說，“世界文學的閱讀和對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解讀’；與作品展開一種不同的對話。這種對話不是去識別或駕馭文本，而是有距離和差異的對話；我們與文本的相遇不是發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滿了由來自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作品形成的張力的場域中”①。通過這種“超然解讀”的閱讀模式，讀者在世界文學的張力場中透視《駱駝祥子》，與之展開對話，而并非如民族文學研究者一樣，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中。“如果優秀的翻譯能被有效閱讀，那它就是原作的擴展轉換，是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是作品生命的新階段，因為它從源語文化家園走向世界。”

三、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翻譯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的語言轉換，而是在源文化和東道文化相遇而產生新的語境架構下文化交流的結果。《駱駝祥子》的兩個不同時期的譯本成就了其世界文學特質，使其世界文學性得以升級換代，推進了原作世界文學化進程，原作重獲新生。對《駱駝祥子》重譯本的比較揭示了具有世界文學意義的翻譯差異。從世界文學角度考察文學翻譯是研究民族文學有效被目的語語境接受，并進入其文學系統的有效途徑。該途徑關注了民族文學－世界文學的動態生成方式，打破了西方“世界文學”理念的定式，重塑了動態生成的“世界文學”形態，為更多非西方文學以翻譯文學形態進入世界文學提供了可能，也為當今學術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反歐洲中心主義”和“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世界文學話語，是對歌德“世界文學”觀念的深層次發展。這對當下中國文學外譯研究極具啟迪意義。通過對文學翻譯進行語境架構，我們可以考察不同譯本的文化折射性、翻譯接受性、閱讀的超然性，從而清楚地認識翻譯在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這一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實現方式。同時，這種途徑也呼應了當下譯介學界學者③（謝天振，2014）倡議的漢譯外需要采取以接受者為導向的文化推介戰術，從而促使中國文學“走出去”并被目的文化有效接受。

作者：林嘉新 陳琳 單位：同濟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