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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顯“和諧型生態”的思想魅力，著力強化“人與自然和諧”、“全球生態和諧”思想理念

和諧倫理觀念的建樹是確保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思想基礎。一般來說，任何社會形態都有與之相適應的道德倫理支持系統。傳統道德倫理觀念所指向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其目的是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要求我們把倫理道德的指向擴展到人與地球之間的關系，要求我們尊重地球、呵護生態環境，確立人與地球之間和諧共處的新的倫理道德觀念。在這個方面，許多西方的專家學者與我們的認識也是一致的。諸如美國國會和總統顧問委員會環境事務顧問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教授就認為，“與我們周圍的生命休戚與共，那么我們就是道德的。只有這樣，我們才是真正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一種特殊的、不會失去的、不斷發展的和方向明確的德性”。消費觀念的轉變是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引擎。自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生產力得到了迅猛發展，物質財富激增，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負面影響也隨踵而至，有些人只顧個人享受，從未有大局意識，盲目地認為大自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我們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是主張可持續發展，主張合理消費，實現消費方式的生態化。正因為如此，我們大力倡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循環經濟，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要求每一位中國公民樹立“綠色•低碳•環保”的消費觀，用人類社會應有的道德倫理去約束無限消費的欲望。不僅如此，在高校生態文明思想教育活動中，還應大力推崇“全球生態和諧”理想。習在論及生態文明問題時具有很強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他在海南考察時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球生態和諧”是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理念，它是一種更寬領域、更高境界的和諧，要求人們樹立全球生態環境倫理觀念，一切活動和行動以維護人類的生存環境為目標，一切活動和行動以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為目標，建造一個全球人與自然和諧、全球人與社會和諧、全球人與自身和諧的多方位和諧復合體。為此，我們的教育活動既要從多角度展開，形成教育鏈；又要找準著力點，突出“全球生態和諧”的教育重點，解答好思想難點。

其一，要著力幫助人們正確辨別“全球生態和諧”思想與西方綠色運動思想的聯系和區別。當代西方綠色運動對世界的自然保護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其中一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生態中心主義生態觀，主張將生態環境保護放在首位。在當代西方學界，還有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全球生態和諧發展理論，也主張“全球生態和諧”，認為自然和社會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統一的，自然和社會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只有正確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建立人類物質與社會自由充分實現同時又符合生態原則的社會[5]。其二，我們的教育活動應著力建樹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經濟觀。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溫室氣體效應、大氣臭氧層的破壞、能源資源短缺、日趨嚴重的土地荒漠化等問題凸顯出來，它已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局部性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生產與利潤最大化的標準應服從社會生態標準，經濟與生態應協調發展，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這種“生態經濟”模式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展開的內容之一，我們主張既要抓經濟發展，又要抓生態發展，科學把握兩者的平衡點。其三，我們的教育活動應著力建樹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政治觀。當今世界生態問題已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必須將這一問題上升到國際層面逐步加以解決。西方甚至有人主張用“歐洲生態共同體”取代“歐盟”，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建設生態文明的全球政府。當然，我們重視國家治理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但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生態殖民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甚至西方學者都已經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掠奪與剝削是一場“生態帝國主義”的掠奪與剝削，“環境的質量與一個社會物質財富的豐裕與貧乏是緊密相關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來維持和改善自己的環境，使之成為全世界羨慕的對象”。不少學者都在呼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一種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摒棄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對恐怖襲擊和戰爭，建立無核區和無化學生物武器區，維護世界和平[8]。其四，我們的教育活動應著力建樹人與自身和諧發展的文化觀。我們推崇的社會主義生態文化，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文化。不可否認，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物質文明，同時也是造成優秀文化缺失和人的“精神危機”的罪魁禍首。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成為商品的奴隸、勞動的工具和科技的附屬品，成為精神失落的物化的人，人的自由個性和自我意識，被充斥社會的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商業文化所扼殺。西方學者魯道夫•巴羅對此也不滿，希望構建一個“生態村落烏托邦世界”[9]。我們要建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化是一種全新的文化觀，是一種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著力增強人們生態意識的、培養生態道德、砥礪生態意志的文化價值觀。導引人們不僅要有優越的物質生活，而且要追求高雅的生態文明生活。

二、堅持“發展型生態”的價值取向，著力加強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導向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硬道理”，謀求科學發展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向。我們追求的發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這種發展理念也全面滲透和體現在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之中，其價值目標表現為鮮明的“發展型生態”思想。因此，在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的培育過程中，應該始終堅持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目標，大力導引“發展型生態”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追求。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的直接價值目標，是建設美麗中國。美麗中國就是具有天藍、地綠、水凈自然美景的中國，是生態可持續發展模式的結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所需要資源構成危害的發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的發展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2013年4月，習在海南考察時，希望海南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著力在“增綠”、“護藍”上下功夫，為子孫后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11]。可見，我們黨和國家在部署生態文明建設的時候，一貫堅持為人民謀福祉的宗旨，積極主張和大力倡導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規劃了藍圖，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態可持續發展是從生態經濟學的全新視角提出來的，是一個契合當今世界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主流思潮的全新理念，是一條利在當代惠及子孫后代的科學發展之路，也是世界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在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培育活動中，一定要加強生態文明思想的目標導引，著力提高人們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意識。

提高全體民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意識是推進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可持續發展生態意識的提出，不僅是當代人面臨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而做出的一種理性選擇，更是標志著人類倫理道德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的一場深刻變革。可從政治文明、經濟文明、文化文明等三個視角，將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意識解析為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文明生態意識、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文明生態意識和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文明生態意識。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文明生態意識是可持續發展生態意識的政治外化。因此，我們首先應該通過生態政治意識教育，幫助廣大師生建樹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點。世紀之交以來，環境問題已經有力地進入了政治領域。時光荏苒，斗轉星移，生態環境問題已愈演愈烈，已從孤立、個別和局部的生態環保事件衍變成了人類生態環境問題。對于世界各國而言，其生態環境狀況關系著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尤其對正處于發展中大國的中國而言，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一個事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問題，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事關穩固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人心向背的重大政治問題。生態社會的基礎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又植根于對一地生態特點的了解，植根于政府與公民的依賴關系，生態社會必將吸收公民的觀念，以此作為生態文明的社群基礎。因此，我們不僅不能回避霧霾天氣頻發、江河湖海污染日趨嚴重等諸多生態環境污染問題，而應理性思考上述生態環境污染問題，更應發揮自身科技優勢，主動處理它。

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文明生態意識是可持續發展生態意識的主體因子，可持續地發展經濟是當今世界各國的首要任務，而可持續地發展經濟離不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文明生態意識的導引。因此，就必須加強經濟文明生態意識教育，強化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理念。這方面的教育內容很廣、很緊迫，諸如生態產業轉型理念、生態保護與修復理念等。促進生態產業轉型是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明智選擇，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向低能耗、低污染的生態經濟的轉變，是經濟新常態發展的必然。長期以來，受“唯GDP”論的影響，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股腦”地追求經濟增長而全然不顧生態環保的畸形增長方式，認識不到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共生共存關系。要通過嚴重的霧霾現象、云南滇湖污染、太湖藍藻事件等案例教育，促進經濟文明生態意識的增強，導引廣大師生注重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雙極增長，積極主動地參與生態保護與修復。既要關注未污染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在科技開發過程中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更要注重被污染地區生態系統的修復，科學運用生態學原理，對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進行物理-生物修復、化學-生物修復、微生物-植物修復等。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文明生態意識養成是可持續發展生態意識的終極凝聚。生態文化是一個嶄新的術語，甚至可以說，生態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又一次新的文化思潮，展露了人類在思想觀念領域正在經歷的一場重大變革，顯示了人類對大自然敬畏和熱愛的本能。廣大高校師生既是文化的承繼者、傳播者，又是新文化的創造者、倡導者，其文化文明生態意識的養成尤為重要。這就必須加強其生態文化的理性認識和實踐修養，當務之急是要大力加強文化生態文明意識的教育，從思想深處大力提升文化生態文明理念，切實增強廣大師生踐履生態文明行為的內在驅動力。由于生態文明行為修養決定于根本的思想意識選擇，所以其教育必須著力于夯實生態文明意識的基礎。要使廣大師生牢固建立一種基本共識，即人類之所以成為世界最廣布的一個物種，就是因為人類具有生態文化意識，作為生物的人，人對生態環境的社會適應造就了自身的生態文化；而隨著人口、生態環境、資源問題的尖銳化，為了使生態環境朝著有利于人類文明進化的方向發展，人類就必須調整自己的文化行為，積極修復由于舊文化的不適應而造成的生態環境蛻化，創造新的文化來與生態環境協同共進、實現可持續發展。顯然，客觀規律在昭示人類從傳統工業文明進化到現代生態文明，告知人類應理性約束自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必須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發展人類社會自身，而不應只顧金山銀山而不要綠水青山。

三、建樹“責任型生態”的中國形象，著力增強維護中國環境權和發展權的生態信念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既對自然負責、對世界負責，同時也要通過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教育，積極詮釋發展中大國的生態責任，積極培育國民勇于承擔相應生態責任的思想情感，建樹“責任型生態”的中國形象，著力增強維護中國環境權和發展權的生態信念。其一，教育內容要積極詮釋發展中大國的生態責任。所謂生態責任，是指在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必須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的職責和義務。它至少包括個人生態責任和社會生態責任兩個方面，其中，社會生態責任是首要的因素。個人生態責任的行使必須納入社會生態責任的框架，只有在兼顧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時才可取得最顯著的效果。生態文明要求建構全球性的生態情懷和合作生態治理理念。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和客體是相互依賴的，離不開彼此之間的合作，只有生態環境治理的不同主體之間、不同客體之間以及不同主客體之間形成合力，生態環境治理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此，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應負起自己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生態大國，主張和支持共同承擔但有區別的生態環境責任，因為這是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前提。在2011年的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政府明確闡述了自己的立場，就是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事實上，在過去長達數百年的工業化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是造成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理應承擔主要生態環境責任。而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人口與經濟、環境與貧困、環境與發展、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壓力……既要維護發展主權、爭取發展機會，又要對子孫后代、對全球環境的安全承擔責任。正因為如此，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就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命題，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貫徹落實的過程中卻阻力重重。西方發達國家推卸生態環境責任，一味地從所謂“平等”出發強迫發展中國家承擔相同的生態環境責任，甚至濫用“碳關稅”、“反傾銷”和“貿易保護主義”等一系列不平等措施壓制發展中國家。與此相反，我們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不僅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倡議者，而且是忠實的踐行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公布的數據資料表明，近十幾年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已初見成效：2010年廢水中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1238.1萬噸，比上年減少3.1%；廢水中氨氮排放量120.3萬噸，比上年減少1.9%；廢氣中二氧化硫（SO2）排放量2185.1萬噸，比上年減少1.3%；工業粉塵排放量448.7萬噸，比上年減少14.3%[13]。不僅如此，中國還頒行了“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到2015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將下降到0.869噸標準煤，比2010年的1.034噸標準煤下降16%，比2005年的1.276噸標準煤下降32%；……。鐵的事實一再表明，中國是一個勇于承擔生態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展現出了“負責任大國”的崇高形象。其二，教育旨向應努力增強維護中國環境權和發展權的生態信念。縱觀當今世界，國際經濟舊秩序依然存在，發達國家將污染物和永久廢棄物越境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并利用征收“碳關稅”、反傾銷、反補貼等不平等措施遏制發展中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總量位居第二的最大發展中國家，維護環境權和發展權已成為當務之急。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我們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很顯然，建設生態文明，謀求永續發展，是我們維護環境權和發展權的根本目的和生態信念。捍衛中國的環境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所謂環境權，是指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依法享有的在適宜健康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以及合理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國家環境權又稱環境主權，它是國家主權的固有組成部分，是指每個國家不論大小在對其國家范圍內環境資源的享有開發、利用、保護等方面擁有在國內的最高處理權和國際上的獨立自主權。專家學者一般都認為，國家環境主權主要包括環境資源的享有權、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權、環境管理權、國際環境合作與對抗權等四方面內容。顯然，捍衛這些權益都是中國夢的要義之一。維護中國的發展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關鍵。所謂發展權，是指在全球生態環境合作時，發展中國家有權根據其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目標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達國家不應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名，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或設置貿易壁壘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而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生態環保科技有償服務。在這方面，同志早就表明過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愿為保護全球環境作出積極貢獻，但不能承諾與我國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義務。理所當然，發達國家應該在這方面多負責任，我們堅決反對某些發達國家搞所謂‘環保外交’，借環境問題干涉別國內政”。作為生態責任大國，中國政府和人民既主動、積極地承擔生態環境責任，同時也堅決維護自己的發展權。毫無疑義，中國既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又要防范某些西方國家利用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對我們造成的傷害。西方某些人希望為保護生態而保持“零增長”、‘負增長’，這對于發展中國家是不合理也是行不通的。我們的教育活動必須幫助人們牢固樹立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辯證統一的思想，切實強化兩個核心理念，即環境是發展的第一基礎，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一要務。

作者：胡凱劉邦捷劉新庚單位：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