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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思維表征的工具理性

“自由”是傳統文學與數字媒介的黏合劑與支撐點，網絡媒介的自由創作使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相得益彰。網絡媒介寫作由“詞思維”的工具理性替代“字思維”的傳統理性，開創了一個“手稿遺失、鉛字無憑”的媒介存貯時代，計算機的符碼規則解構了漢字的形意結構與書寫規范，傳統的鉛字權威被符碼輸入所顛覆，網絡文化在符號學的視野中并非是一種單純的文化商品，而是基于產品生產、流通與接受的過程建構的一種文化模型，其結構意義具體表現為創作者與作品、創作者與受眾、受眾與作品三個維度的關系解析［6］。數字媒介突破了傳統的文學范式，使文學體制在動態演繹中不斷嬗變與重構。紙質文學被數字化空間的多媒體與超文本所具備的技術工藝進行了“在線手術”，使原本的文學樣態與表征機制遭受解構與置換，消解了文學所依存的“語言藝術”閾限，突破了對語言表達的單一依附。文學載體也由語言意義轉變數字媒介符號，造成了審美藝術符號通道的“脫胎換骨”;文學形態由“硬載體”轉向為“軟載體”，即“比特”與“符碼”分別置換了“原子”與“物質”，“手中書本”被“網頁文本”所替代;文學類型的分化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接龍體”“對帖體”“分延體”“扮演體”等新文體頻頻游離于數字化網絡空間。而更為突出的則是文學的呈現與閱讀方式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由“推”(pushing)閱讀向“拉”(pulling)閱讀轉變，由單向閱讀向多向開放交流式閱讀轉變，由遲滯性閱讀向快捷性閱讀轉變等，以致于從時間、空間、媒介三位一體的場閾上拆解了原本固有的藩籬而達到文學傳播的無邊界延伸。

二、鏡像與遷移:網絡創作的超位性語境

“超位性”這一概念源于巴赫金對小說文本特性的描述，他認為小說文本中的對話性能夠使作者從別人的角度來審視自我，并達到自我超越的自由位置，最終實現主體性的審美再造。“超位性”的網絡創作是指寫作主體的空間位置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人性與公共性空間概念，而是超越于公私區別之外重構一個具有精神自由內涵的新空間即“超位”。“超位”寫作更加有利于主體與他者的交流及其對“異位”者的接受，更注重深層次意義上的自我體驗與反思，進而實現“自我”對于“鏡像”定勢的超越，由私人空間的“直接自我”重新生成一個多向交互空間的“新我”。

(一)在線空間的超位性建構在趙憲章看來，網絡文學創作就是因特網上的“即時創作”，美其名曰“在線創作”［8］。“在線創作”是網絡創作主體以新媒介技術為平臺而創設的一種嶄新的語境———“超位”。這種越位性寫作語境通過主體與他人的有效溝通加速了主體的自我價值重構。傳統寫作主體的空間位置可以分為“開放式寫作”與“封閉式寫作”兩種。開放式寫作具有操作空間的公共性，即創作主體與交流的對象在位置上處于雙向“聞見”的公共場景中，雙方在固有的時空內充分發揮各自的個性潛能，但由于雙方身體的直接在場又難免會使主體產生薩特意義上的“物化”焦慮感，很難實現主體精神上的自由提升與審美的再造性升華。而封閉式寫作是指寫作者避開公共空間處于封閉的空間獨自構思創作，這種空間寫作更有利于主體寫作的想象力與創造性在自我深思中蘊育。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私人空間的閱讀與寫作實際上就是“一個已有的私人對新的私人性的個性體驗的自我啟蒙與新生的過程”。遺憾的是它缺少言語信息的互動而難以產生思維的拓展與延伸，致使主體性建構很可能趨向拉康的自我“鏡像”圖式，更有可能產生一種愉悅的但卻是基于幻象的自戀體驗。“超位”語境中的網絡寫作依托媒介技術的支撐，突破了傳統寫作空間位置的各種制約，避免了將主體性構建引向想象性主體的趨勢。盡管“超位性”網絡寫作仍然依存于密閉的物理空間并具有重新“部落化”的傾向，但它以物質性身體的“離席”為前提，使寫作主體既能以更為輕松自由的心態與他者交流、接受“異質”，又能規避身體在場的緊張與不安，從而在自由愉悅的雙向交流體驗中實現自我藝術思維的更新與重構。“網絡寫作令人興奮與激動的是閱讀對象隨時都在關注著你的寫作，你所寫的每一段文字都可以讓客戶終端的任何人自由瀏覽并得進行隨機評價，寫作與閱讀同步完成，可謂美妙之極。”小說《網絡上跑過斑點狗》《風中玫瑰》《尋找寶馬》等都屬于互動創作。這種在線空間營造的“超位性”寫作，勢必更加有效促進主體自我審美與情感的“超位性”升華。

(二)超位語境的視域性融合在超位語境的外圍空間，創作主體被激發的寫作熱情祛除了主體實現自我更新的重重壓力而表現出游戲性和多元化特質，網絡寫作的超位性內涵才真正顯現出其藝術性與審美性，主體審美性的重塑正是基于“超位”語境的自我內涵提升這一價值意義，文學欣賞中的“視域融合”就是主體在藝術熏陶中自我價值重構過程的具體體現，但這種融合的視域接受數字技術的參與卻產生了由欣賞主體向創作主體的全方位遷移。寫作主體首先是處于自我的“超視”位置開始寫作并期望“他人”的加入。任何主體在寫作前期都是社會的某一特定個體，并在社會場域處于特殊的位置而產生唯我獨尊的“超知”與“超視”，但這一個體也會被其固定的位置所限制而形成“超視”之外的“盲視”。網絡創作的出發點是一種以閱讀對象為中心的寫作并期待閱讀對象的參與。網絡寫作的中間力量即博客寫作就突出了這樣一種邏輯思維習慣，即大膽敞開自己的心菲，期望閱讀對象的關注與交互。在網絡創作過程中，主體不斷走向“外位”并始終處于多向分延的狀態，試圖通過外界的視野和思想來重新體驗情感反思生活。歐陽友權指出，網絡創作是間性主體的信息交互與情感釋放的過程，這一場境極易產生“自我與另我之間的‘對話—溝通’的思維互動，在精神狀態上表現為主體自我與另我的主體間性的和睦共處、平等共存”［12］。這種共處與共存勢必內化為網絡創作主體的自我“超視”與“外位”意識的融合，網絡創作主體將“對象”的意識融入自我精神深處的另一位置，并始終處于與“原我”的對話交流空間，最終異化為富有新質的“新我”。而在創作過程中形成的“交互性文本”，不但是“新我”投視的具體物象，還是“新我”獲得明確指認的參照樣本。這種寫作文本顯然具有眾語喧嘩的異質特性，文本表征凸顯了“新我”的新穎性與豐富性，網絡版《大話西游》《新神雕俠侶》等就包含了很多主體自我意識的因素。依據拉康“投射—返回—認同”的認知結構，網絡語境中文本創作的“超視—外位—超越”這一審美性重塑過程也就不難領悟了。

三、祛魅與重構:網絡文學的審美性接受

傳統文學與現代技術聯姻推動了社會文化領域內意識形態的轉型，正如麥克盧漢所描述的數字新媒介技術是對社會肌體的整體“大手術”，一部文化傳播史就是文學價值思維受傳播媒介的變遷而不斷延伸的文學發展史。原初語言媒介的傳播產生了“熟人社會”與族群部落，開創了歌、舞、樂三位一體的臨場文學;紙質媒介的美學思維生成了傳統文學的藝術體例，使得文學審美接受的思維邏輯成為民族文化的主流話語;而新媒介技術革命則推進了文學受眾的市場社會化細分，形成了閱讀對象精神愉悅的快餐式文化消費，造成了文學產品的商業性和權力化。文學如果不能避開新媒介犀利的鋒芒，就只能借助這種媒介扮演“消解”和“啟蒙”的雙重角色。

(一)新媒體藝術與傳統文學的精神斷臍基于藝術積累的文學經典是由特定的文化審美意義所標示的價值形態，網絡的自由性和包容性特征使一向神圣的文學體現了一種游戲精神而使其終極關懷迷失，在文學中淡化歷史、消解深度和審美距離，將個人經驗化作藝術能指，以寫實的瑣屑文本剔解終極關懷的人文向度。網絡新媒介造就的并非是高雅的精英文化或“純文學”，而是面向平民的新民間文學與大眾文化，網絡語言甚至以“火星文字”“少年黑話”“網蟲秘笈”等方式間離現實生活，“大眾文化是利用現代工業媒介技術大批量復制生產出來的，為追求商業性效益而向公眾的群體消費者營銷的通俗文化”。漢德林認為，大眾文化與社會傳統及群眾所擁有的日常生活存在著密切的關聯，致使其文化生產者與文化產品消費者之間有著更為緊密協調的產出關系。當媒介通過技術對文學經典的祛魅來揚棄、規避和排擠其審美范式、意旨表征與生長空間時，人類理性的精神家園還能依附文學用“經典”來支撐嗎?大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確實滿足了社會公眾的感官需求，但它卻難以形成“詩意棲居”的精神境界，技術工業抹殺了文化政治的想象空間。批量復制的數字技術消弭了經典文學的恒亙沉積，遷移了公眾對藝術精華的審美聚焦，造成了文本詩性的語境錯位與原創觀念的意義間斷，使網絡創作異化為“文化生產”，文化符碼傾向于圖像霸權并通過工業技術仿真使其成為詩學文本天然依存的合理性依據，而且從意識形態上深刻透徹地改造著人類對于自身與世界的態度。

文學審美開始出現由凝神靜觀向直感、交互性審美的轉變。傳統經典的文學性因數字媒介的工具性消解而導致文學作品的非藝術性傾向加重。網絡媒介對漢字文本的詩學質性施行工具性“祛魅”(Disen-chantment)，數字化比特描述產生的具有圖像視覺效果的多媒體文本，將文學作品從抽象思維的“語像”(languageiconography)引向直觀的“圖像”(structuredimage)，原初的“語言藝術”置換成圖文并茂的“視界文本”，最大眾化的“祛魅”工具使傳統語境的獨特魅力遭到數字媒介的“解魅”，網絡信息的“無遠弗屆”與數字技術的“無所不能”，使電子文本的視覺沖擊碾碎了紙質文字所蘊含的文學性。文學藝術被符碼技術肆意地割裂了本初的美與審美，數字化的視像文化制衡了文字符號意義的蘊藉體驗，改變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成規，致使原初的語意能指與藝術所指關聯的隱蔽和中斷，文學詩性的精神之美也由圖像界面所替代。基于數字化空間的網絡多媒體技術消解了語言文學“精神中的藝術”(瓦西里•康定斯基)與“有意味的形式”(克萊夫•貝爾)的體驗化魅力，淡化了傳統文學意象所賦于的“境生于象外”(劉禹錫)、“澄懷味象”(宗炳)的豐富想象力，解構了文學所蘊含的“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余味曲包，深文隱蔚”(劉勰)審美韻味的主體沉浸感和藝術性審美體驗。語言藝術的詩學質性被數字“仿像”(sim-mulacrum)的技術處理支解，文學藝術的內蘊支點和文藝學建構的核心命題———“文學性”就這樣被“電子幽靈”的“仿像”吞噬了。正如歐陽友權所表述的:“網絡的詩學解構了文學的語言邏輯與結構特征以及文字表達的體驗性魅力，強調在圖像視覺的感官審美所具有的初級階段的直接體驗和非沉浸性反思的身體美學。網絡文學誘發了網絡工具性技術對詩學精神的異化與解構，導致了現實生活與審美藝術界域的迷離，文學藝術和審美體驗的意義被淡化后稀釋成為日常生活、知識接受與經驗積累。”網絡小說《誰動了我的奶酪》《布波族:一個社會新階級的崛起》《第三種生活》等都被小資一族奉為掌上經典。網絡文學的文本“在場”與創作主體“缺場”導致了作者觀念的虛位以及文學審美價值承擔、社會道德規范承擔的缺席。主體承擔感的淡化導致文學作品的意義缺失，也就難避會造成文學審美蘊味的離失。

(二)引領網絡文學從“高原”走向“高峰”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拓展著網絡文學的生長空間，我們必須在互聯網文學的精英模式、消費模式和主流話語模式的意義中間找到契合點，使中國當代文藝從“高原”走向“高峰”，推出更多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文藝作品，努力推動網絡文藝的繁榮發展。但網絡文學的媒介升級速度快于傳播內容的藝術創新，造成了文學審美本體的缺席與歷史依據性的懸置，數字新媒介空間下網絡文學樣態的學理思考與發展價值引領是當前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網絡文學首先必須堅守文學的藝術陣地，以藝術價值方式來打造人類“詩意棲居”的心靈家園。庫茲韋爾說過:“藝術也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現實生活技術的另一種形式。藝術家與欣賞對象之間的溝通載體不是枯燥無味的數據信息，而是表現為情感體驗、思想渴望等心靈深處中不可言喻的精神資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肩負著“文以載道”的歷史重任，承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價值深度，而當下中國絕大多數網絡文學的精神內核也是東方化的、中國式的，這說明網絡作家們試圖在古老的文化傳承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頭。文學批評家李維斯認為，文學不僅是一門知識學科，而且還承載著“生活”的價值，更是捍衛人類審美價值追求的集合點，是“人類文明的意識和良心的核心”。傳統的文學創作要求文學總是以鮮活的形象和藝術化的語言表達豐富的精神存在和思想內涵，文學審美的價值承擔必然居于中心地位。而網絡空間的文學創作則體現在工具媒介層面上的技術含量，不能在藝術表達的方式上形成審美創造，這正是數碼媒介技術難以承載文學本性與表征藝術審美的關鍵因素。技術霸權下的網絡文學如何規避技術對文學審美的遮蔽，又何以證明自己仍將是一種藝術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技術工具的產品，這不單單是一個藝術范式或工具性技藝問題，在更深的層面上則是一個關涉審美藝術、文學本性的原點賡續問題。其次要重視“新民間文學”的藝術性提升。網絡創作以大眾化姿態開創了一個“新民間文學”時代，網絡也正制造著一些其所特有的新的民間文學形式，一句“神馬都是浮云”讓人開口閉口都拿它來作“幽默”。但如何將充斥于網絡空間的喧燥話語接受審美的篩濾，以實現文學特質的凈朗與藝術品位的提升，則關涉網絡文學的藝術品格與價值定位。正如日本學者愛今道友信所說:“藝術所表示出來的是用物質無法衡量的神秘的精神。”

一種文學如若缺失藝術品格的價值賦予，單憑凡俗模式與技術優勢難以為其贏得文學地位，傳播神話與網絡自由給文學帶來的或許僅有文化浮躁與藝術沉沒。計算機網絡在向話語空間釋放自由權的同時，更應為創作的藝術性與審美性開辟新的空間，讓“新民間文學”不僅表現為“在場”境遇的自由表達，還要讓文學回歸到生命的自然狀態去藝術地把握永恒的生態美。網絡技術“結束了藝術審美的私密空間，終止了文學傳統沿襲歷史的時間美學，創造了大眾文化的行動美學，開辟了在線空間的‘活性’詩學”，“新民間文學”不是用演繹新媒介工具理性的技術力量來吞噬文學的審美品格，而是在尋求一種“詩意棲居”方式，運用技術手段來建構價值理性，實現哈桑所說的“讓我們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點生命的綠意”。在由傳播媒介引發的文學新生與守成的博弈過程中，需要建構既能夠順應新媒介變革、又能福佑中國文學前行的審美性接受。

作者：李修元 單位：銅陵職業技術學院 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