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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詩詞是中國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寶庫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詩詞翻譯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精髓的橋梁，也是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翻譯倫理強調的規范、價值、差異倫理等內容，對漢語詩詞翻譯給予啟發。漢語詩詞蘊含了濃厚的文化因素，翻譯倫理指導下的詩詞文化因素翻譯旨在保留原語的文化特色詞匯，傳遞異質文化，確保文化因素的傳遞能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以此促進中華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

關鍵詞：翻譯倫理；詩詞翻譯；文化因素

翻譯過程會涉及多種因素，如語言轉換、文化碰撞、人際交往、文化交流等，所以在翻譯中譯者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語言與文化狀況采取正確措施以合理處理。一直以來，倫理學屬于哲學研究領域的分支，該學科主要研究在人際交流過程［1］會受到相關規則與道德規范的制約。鑒于倫理學與翻譯的本質屬性，我們認為翻譯可以看作是一種與倫理相關的實踐活動，研究翻譯行為可以考慮引用倫理學的思想。“忠實”與“通順”是評判翻譯實踐是否成功的標準。而本質上講，忠實其實屬于倫理范疇。法國著名翻譯家，翻譯理論家及哲學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Berman)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翻譯倫理”的概念［2］，后來安東尼•皮姆(AnthonyPym)，西班牙學者編著了《論譯者的倫理》一書，其就翻譯研究中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翻譯活動就是一種倫理活動，并且需要倫理學作為其理論指導。詩詞是中華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詩詞中蘊含了深厚的文化傳統，近年來中西方文化交流頻繁，了解詩詞的文化內涵就是了解中國文化重要的環節，因此近年來古典詩詞的英譯成為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文章將以古詩詞中的文化因素的翻譯為研究對象，通過翻譯倫理的視野進行分析研究，并得出詩詞中文化因素的翻譯應注意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旨在更好地傳遞中國傳統文化與詩詞內涵，進一步推動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共存發展。

一、翻譯倫理的提出及發展

倫理學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臘羅馬，而后不斷演變發展，期間出現過多樣繁雜的學說與理論。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分離出一些具體的應用倫理學。倫理學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內容逐漸豐富，催生了各種職業倫理學，翻譯倫理學就是倫理學多方向、多層次發展的成果。在1984年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法國著名翻譯家安托瓦納•貝爾曼曾批判了被西方翻譯研究領域推崇的以“意義的傳達”為核心的翻譯指導思想，并首次提出“翻譯倫理”概念，強烈建議將翻譯倫理學發展為翻譯學研究的方向。根據貝爾曼的思想，“翻譯是翻譯文字，把文本當作文字來翻譯”，翻譯過程就要產生“協同增效作用”，同時發展本族語言［3］，最終能讓其在文化碰撞交流中生存下來。他認為翻譯的功能重在“生成”特性，翻譯的倫理也強調在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語境下把“他者”當作“他者”來接納與認可。在貝爾曼提出翻譯倫理思想10年后，安東尼•皮姆在1997年正式推出了專著《論譯者的倫理》。他提出翻譯是“一項交際行為，是為某一客戶而提供的、針對既定接受者的一項職業性服務”［3］，翻譯行為過程“譯者位于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處，但他卻不屬于任何一個文化群體”。在從事翻譯活動的時候，譯者肩負著一定的使命，承擔著一定的責任。切斯特曼，芬蘭學者，在他的專著《翻譯模因論——翻譯思想的傳播》詳細研究了翻譯倫理思想，提出再現倫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基于規范的倫理和承諾倫理等五種倫理模式。而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VenutiLawrence）在貝爾曼的翻譯倫理思想的啟發下，1998年出版專著《翻譯的窘境：論差異的倫理》，在書中他提出“優秀的翻譯就是用譯入語來表現異域文本中的異域性”。韋努蒂的“存異倫理”思想，遵循的是后結構主義的基本理論。根據韋努蒂的想法，其實翻譯倫理不能從實質上解決翻譯本身帶有的歸化性質，也就是不能改變譯入語無意識修改原語文本的任務。不同于貝爾曼與皮姆的理論，韋努蒂的思想對翻譯行為過程中涉及的政治因素給予關注，極力主張用“異化”策略來對抗文化強國實施的文化霸權。他對以譯入語語言文化價值觀為導向對譯語通過歸化策略改寫重組進行了強烈抨擊，指出翻譯需再現原語文本中的文化價值與特征。韋努蒂提出的觀點與中國的詩詞英譯的現狀正好契合。中華詩詞英譯旨在當今以西方強勢文化為主導的背景下，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了解漢語，了解中華文化。

二、詩詞中的文化因素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也是由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這些一點一滴的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滲透于中國古代詩詞中。古詩詞是中華民族語言的精華，其享有意境深遠、音律優美、語言精辟的特征，由此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不可忽視的財富。中央電視臺推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節目恰好可以引領大眾重溫經典詩詞，賞中華詩詞，尋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該檔節目旨在發揚傳統文化，重現古代詩詞在大眾腦海中的漣漪，讓其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詩詞受傳統文化、傳統審美意識的影響，重視意境情境的傳達。雖然語言簡練，但意象眾多，詩詞中意象或直接拼合或單獨出現。詩人可用寥寥幾筆就能傳達出深邃的意義。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賴以生存的土壤。中國古典詩詞源遠流長，尤其勝在意象與意境的構建，其是悠久歷史文化的結晶。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古典詩詞的語言正是通過意象、意境突顯文化的沉淀。意象詞匯為古詩詞的靈魂，只有了解了古詩詞中的意象所承載的文化信息，才能真切感受詩詞所表達的內涵。大體而言，古詩詞中的文化意象可分為兩類：首先是自然景物類，如菊花、楊柳、月亮等；其次是文化典故與社會生活意象類，如飲酒、登高、寒食、長亭等。在翻譯中傳遞原詩的意境，實現意象詞匯的對接與轉換，歷來都是文學、詩學和美學關注的課題，最近幾年成為譯學研究，尤其是詩詞對外翻譯研究的熱門之一，更是詩詞翻譯的重點和難點。古典詩詞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歷史文化的核心部分。目前，信息與媒體技術的發展推動詩詞文化藝術形式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此起彼伏，所以傳播中華詩詞將有助于提高大眾的文化素養、提高國家軟實力和推動文化強國的建設。

三、翻譯倫理對詩詞文化因素

翻譯的啟示隨著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和西方國家對其它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視，文化因素的翻譯旨在保留及維持原語的文化特色及風姿，正如“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漢語已經逐步成為另一種主要的世界性語言，這對于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和普及中國文學和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4］。翻譯過程中，漢英兩種語言應取長補短，互為補充。全球化時代，一味遷就譯入語的文化因素已經與目前翻譯潮流格格不入。詩詞英譯是要為中國文化注入活力，讓傳統文化閃光發亮，因此順應譯入語文化的譯文剝奪了漢語文化的生機。詩詞翻譯就是個案，中華詩詞享有數千年的發展歷史，其內容博大精深，形式多姿多彩、內涵深邃廣博，美妙絕倫難以用語言敘述。從古至今，經歷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到現代詩的演變。歷朝歷代的詩詞均通過不同的形式敘述著歷史文化。目前，中國詩詞的英譯本數不勝數。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書目中，僅李清照代表詞作《聲聲慢》就多達15個英譯本。可惜的是真正能夠為西方人認可的中國詩詞數量極少。最近幾十年來，中國迫切讓世界聽到聲音，而世界也想認識中國，詩詞英譯的出版也迫在眉睫。然而要輸出中國文化，就要借鑒翻譯與文化學理論再現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邀請英語讀者跨進中國文化的大門，這也正是韋努蒂的“存異倫理”思想的核心。韋努蒂認為這種譯文遵循的是abu⁃sivefidelity，翻譯時盡可能保留原文化中的他者或異質文化，而不受到譯入語文化的制衡。漢語詩詞英譯中涉及的文化因素雖然深奧難懂，但還是可以傳遞。根據存異倫理思想，一名遵守倫理思想的譯者應時刻考慮譯語的文化因素，有效促進相異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互動。

筆者發現詩詞中，自然景物意象出現頻率較高。我們參照分析許淵沖教授對這類文化意象詞的處理。如李煜《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中的詞句“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此句中許淵沖教授將“寒雨”譯作“coldmorn⁃ingshowers”；又如李煜《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中的詞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句中“落花”被譯為“flowersfallen”。譯文的韻律與意義可與原文媲美，許淵沖教授對詩詞翻譯有著獨到見解，他的譯文讓自然景物在異質文化中重生。原詩詞中出現了自然景象意象詞匯“落花”與“寒雨”。類似的意象詞匯在古代詩詞中比比皆是，這類詞匯不僅單純描寫場景，而重在表達詞人難以自解的愁緒。上例的譯文中許教授靈活借用英語對應詞匯如“fallenflowers、coldmorn⁃ingshowers”。譯者用形容詞“fallen”與“cold”翻譯“落花”與“寒雨”，忠實再現了原詩詞中意象包含的文化因素，讀者由此被帶入進憂傷的情景，英譯文幾乎重現了類似的意境與情懷。許淵沖教授流暢的譯文使得譯入語讀者便捷地了解了中國文化。此處，譯者用了移植的技巧重塑意象，巧妙地傳達了優美的境界。譯者盡力保留原詩的意象形式，讀者可以憑借上下文的聯系，領悟中華詩詞蘊含的獨特情調，前無聲息地促成中西文化的交匯。孟郊《古別離》的詩句“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莫向臨邛去”此處所指的臨邛今位于四川省邛崍縣，傳說司馬相如在此處游玩時與卓文君相識，隨后相戀并私奔最后結為夫妻。詩中“臨邛”有所指，暗指居家的妻子怕外出丈夫遇到新歡。孟郊在《古別離》中引用典故，這一典故原指妻子的憂慮，擔心丈夫外出后有外遇因此可能會遭到拋棄。譯文b省去“臨邛”未譯，直接翻譯為“偷走你的心”，譯語雖然完全正確，意思與原文相符，不過文化意象“臨邛”徹底失去了，最后的翻譯只是意義的闡釋。而譯文a通過音譯保留“臨邛”，此處地名為文化意象，注釋中具體解釋了臨邛已經被看作是一個丈夫可能改變初心之地，典故的相關背景也稍作敘述。從跨文化交流的視角而言，譯文a更好地保留了文化意象。翻譯倫理研究逐漸得到關注，通過上文的比較可知，內容豐富、史料嚴謹、文化原汁原味的譯文將會是優秀且受歡迎的譯文。譯者應當有自信，在翻譯詩詞時把中國文化的“異質”輸出去，而不是把中國的作品歸化成原汁原味的英語。

四、結語

詩詞作品中豐厚的文化特質是翻譯時需要保留而非省去的。由此而言，漢語詩詞英譯是由中國譯者與譯學專家學者進行地一場主動的“抵抗式翻譯”。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翻譯的作用應重在考慮文化因素層面上的調整和重塑，竭盡所能把屬于自己的文化精髓展示給譯入語讀者。所以，在譯文中再現源語文化特色是忠實傳遞本民族文化的必要途徑，有利于文化的重新定位。綜上所述，翻譯倫理問題得到翻譯界學者關注，在文化日趨多元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現象都有待融入大熔爐，傳播中華古詩詞中的文化因素，譯者應再現原詩的意境與意象，讓異域讀者領略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促進中西文化間的交融，推動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

參考文獻：

［1］王婧.從翻譯倫理看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D］.西安：西安外國語大學，2012.

［2］薛武.個人層面上的翻譯倫理——也論德里克•阿垂茲的翻譯倫理［J］.翻譯論壇,2016(6).

［3］王大智.關于展開翻譯倫理研究的思考［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5(12).

［4］王寧.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國翻譯,2013(2).

［5］顏幗英.古詩詞英譯中文化因素的翻譯［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5(8).

作者：李小華；辛聞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