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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黨政治:驅動現代民主運轉的過程

現代民主的規則多從市場經濟中自然生長而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契約精神、信托責任和公司治理結構等，在政治生活中也分別以民主法制、分權制衡和責任政治等相關的衍生形式體現出來。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地方，政治市場的出現就不可避免。政治市場與現代民主同構、互證。在民選政治中，公民拿選票去挑選、“購買”特定政黨政府、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相當于在市場上消費者拿鈔票去挑選、購買自己喜好的商家、商品和服務。在政治市場上，精英們瞄準選民的利益需求推出選舉綱領、極力向選民推銷，以此爭取自己心儀的“利潤”———權位。相應地，政黨及其精英獲取權位后的政策活動，又可視作爭取更長期、更多“利潤”收獲的再生產活動。但要看到，公共領域中的價值要求與市場、私人領域中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趨向畢竟不同，政黨很難從分散的公眾個體的偏好直接推導出清晰、明確的集體意志，也未必能一蹴而就解決好治理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問題。政治與市場的差別，不僅在于相關主體所追求的利益、價值的差別，還在于人們追求這些利益、價值時所處的條件的不同［3］。政治市場與市場經濟無疑是天然關聯的，但這種關聯必須有所轉換，必須受到嚴格制約。利益集團直接統治總會傾向于專制，總會危及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現代民主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盡量避免這一可能，或盡力清除相關的消極影響?，F代民主本質上傾向于一種開放、多元和適度競爭的市場機制。對權力壟斷的排斥和防范，對不同權利主體意見和訴求的尊重，對政治公共性的不懈追求，是市場機制有效緩沖利益集團、政府關系的關鍵部件。政黨是政治市場的重要行為主體，政黨政治是起溝通和緩沖作用的“預制件”。利益集團在間接影響政府決策時，也將利益要求、相關意見表達匯集到與自己立場、理念相近的政黨那里，影響政策理念、政策立場，影響政黨政府的政策議程設立以及相關政策的規劃、施行、評估和調整。無論政黨是否執政，都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和策略考慮，都要基于社會利益格局及其發展前景、出于自己的目標，去規劃政策議程、演繹政治過程。各政黨對政治(政策)問題及其本質的理解奠定了政黨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的基調，規定了組織目標和行動綱領，確立了精英招募和錄用的標準，影響政黨的結構、功能與組織行為。在民主社會中，政策活動、政治過程始終與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政黨分化、組合和競爭如影隨形，互構共生。由此，病態政治得到較好區隔，相關政黨、政治制度也應運而成。如果說政策、制度形成過程皆屬政治產品生產范疇，那么，選舉則屬政治行銷范疇。政黨及其精英、政策能否為政治市場所認受，是政黨政治成功與否的關鍵一環。選舉對政黨存在和發展的影響，對政黨關系、政黨與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影響，不亞于政治產品的生產和提供。政治市場的生產與需求之間也是相互滲透、彼此決定的。特別是在公眾政策偏好和投票傾向相近時，政黨對勝選的追求就更為強烈。選舉顯然不只是選人當官那么簡單。除了招募、錄用精英，、完成公眾意見表達以及確立政策議程，選舉起碼還致力于如下政治目標:完成公眾賦權，實現政府統治正當化;組織政黨政府，公眾權利、控制公共權力;實踐責任政治，促進民主化或不斷深化民主;化解沖突，以非暴力和強制的形式凝聚社會共識。圍繞政策與選舉，或說是圍繞政治產品的生產、行銷和價值實現，政黨政治的過程即可細化分解并體現為不同領域、層級和側面上的具體過程。

二、選票、權位、政策以及西方政黨政治過程的特點

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民眾具有和行使周期性作出政治評價和政黨選擇的權利。這樣既能維持競爭性政治市場的存在，又能從形式上確立民主的原則。就政治過程而言，它也確立了政黨組織行為的起點和邊界。毫無疑問，政黨及其代表或聯系的群體、集團都有自身利益，但政黨必須把這些局部利益同公眾和社會整體利益聯系起來。從政治倫理上講，當兩方面利益相左時，政黨也應服從公眾利益。但是，第一，作為群體的公眾并不成其為能深思熟慮并獨立做出決定的人格化主體［4］;第二，公眾的政策偏好也并非就能簡單訴諸自然人個體訴求的加總［5］。第三，政黨及其精英中天然存在權力實用主義、政治理想主義分歧。所以，在出于何種目的、是否及如何滿足公眾要求上，政黨并非沒有選擇空間、自肥機會。不為委托人盡責的“人問題”始終存在，政黨遠離社會要求的可能也始終存在。政黨的選擇使政黨政治過程出現選票導向、權位導向和政策導向的差別。當然，政黨都會尋求得票率、權位或權力的最大化，都對自己政策的有效性充滿期待。若把對得票率的追求視作競爭性政黨政治過程的共性，那么，權位和政策的主導則是它的內里。當權位主導該過程時，政黨更傾向于同公權力緊密結合以保住權位;當政策主導該過程時，政黨更側重于在權力系統中回應各種社會訴求。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政黨都會利用公開的技術操作，來獲取、強化政治優勢。選舉的重心是政黨與社會、民意的互動。這就是一個可以技術操作的領域。除廣告營銷、政治動員外，選民登記、選區劃分和選制設計等，都可在初始民意、選舉結果(被表達的民意)之間撐出灰度空間來。某些黨可能因此獲得相對優勢。投票后，政治過程行進到政黨與國家、政權結合的階段。如何將選票轉換為議會席次、轉換為執政或問政權力，是又一個技術問題。常見的做法是設置準入門檻、采用特定計票方法等制造選舉、席次偏差，以形成權位占有上的差距。此類操作可能并不公平，但往往為公眾所默認、為敗者所同意。原因是，政黨政府要正常運轉，就得讓一部分黨擁有相對優勢。而且，理論上講，各黨都有獲得此種優勢的可能。議會席次確定后，各政黨在政治系統、政治過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大致底定，執政黨、反對黨各就各位。執政黨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數個，這取決于政黨的“聯合內閣潛力”，也取決于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傾向。此外，在執政黨、反對黨之間也需要某些政治緩沖:政黨政府要穩定施政，議會中“必要的外援”和“必要的棄權者”就不可或缺［6］。這樣，才能把執政黨與反對黨尖銳沖突、直接攤牌的風險降至最低。政治公共性始終有大眾民主、統治合法性的要求，政黨政治最終有精英統治、治理合理性的要求。選舉競爭確立起權利和相關資源的信托機制，解決或掩蓋了上述兩方面的矛盾，使政黨政治得以流暢地轉向治理、轉向常態化的政策活動。政策就是作為和不作為，政黨政策活動就是它在政黨關系、政黨與社會、國家關系領域的作為和不作為。政黨政策更多展現為政黨的各種內部過程、外部過程。手中權位有多少、政治影響力有多大，黨內精英對黨的預期又如何，這些都可能使政黨內部出現力量分化組合，使政黨的立場、策略發生變化，同時也可能使政黨外部關系產生變化。譬如執政黨的議會優勢可以方便地轉變為行政優勢、施政績效，而后者又能成為政治精英主導黨內斗爭、黨內變革的砝碼。若議會優勢縮水、執政黨對連任不抱希望，它就可能利用自己后期政策的翹尾效應來給繼任者制造麻煩(譬如大幅舉債)，以壓縮后者的政策空間并減少其連任的機會。反對黨的作為、不作為恰好相反，它要監督政黨政府、牽制其政策，盡可能揭露其錯誤及其短視、自肥的傾向，充分利用政策分歧來分化、弱化執政黨及其議會優勢，同時整合自身力量、爭取潛在盟友，推動未來的政黨輪替。公眾、社會總能干預政黨政治過程、推動政黨政治變遷。除了選舉，他們還可以充分運用其他憲法權利，如游行示威、自由言論權，隱藏在合法持槍權背后的抗暴權以及近年來進展明顯的公投復決、審議民主等，來為政黨設立議程，為其行為明確邊界。如果相關政治過程長期遠離社會期待，那么，導致選民重組、政黨重組的“關鍵性選舉”就會到來，“占領華爾街”之類的社會運動就會登場并可能轉化為新的政黨。在具體的政治過程中迎合、詮釋政治的公共性，這是西方政黨政治長期積淀而來的一種品質。側重于選票、權位和政策，由政治市場競爭主導權位和相關資源的配置，則是西方政黨政治過程的特質。這一特質使西方各政黨的政治前途、西方政黨政治的變遷最終取決于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又使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從根本上決定了政黨關系、政黨與國家的關系。

三、廣義轉型社會中的政黨政治過程的基本特點和問題

基于較寬的口徑，我們這樣定義轉型社會:已實質性地卷入現代化進程且仍具有某種“在途性”的社會，它們在政治、文化上仍頑強延續著傳統的強力控制模式。轉型社會的前身多半曾是東方社會，或者曾深受其影響。這是近代以來世界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依據馬克思、魏特夫的相關著述以及國內學者如馮天瑜等人的看法，就其生產方式、社會和政治結構及其特點而言，東方社會并非封建社會。在東方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由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和行政集權的官僚政府來操控、權位派生財富而不是相反。在這里，西方封建式的社會和權力結構是不存在的，君主、臣民間沒有契約性、對稱性的權力義務關系，也沒有西方式教會、貴族和自治城市等對絕對王權的掣肘。在這里，人們對政治向來就有不同理解。譬如古代中國，政治就是牧民，這無疑是一種命令———服從型的單向度控制行為。而且，就“政”字來源看，它也的確含有以鞭策、敲撲迫使民眾趨于特定目的的意味。無獨有偶，在古代美洲、北非、中亞西亞、印度和俄國等所有集權色彩濃郁的政治文化系統中，人們對政治都有相近或相似的理解。因此就有西方學者指出，東方人更習慣于將政治與權位、尊榮聯系起來，更傾向于將其解讀為一種單向度的命令與服從。由于現代化、民主化的起點并非典型封建社會，而多是相對獨特的東方社會，轉型社會盡管深受工業化和市場化侵襲，但在文化、政治上的免疫力卻比較強，對傳統慣性的保守似乎也更有力。在這里，往往須待現代化、市場化解構舊社會結構并搭建起新的、現代的社會結構之后，才可能有全新的政治發展要求，才可能在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發展上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轉型社會中的政治發展一開始就面臨艱巨的使命:首先要從無到有地建構和確立政治的公共性，然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充分體現這一公共性。但要看到，轉型時期經濟社會具有過渡性、政治發展具有不確定性，這種政治的公共性能否確立起來，政黨政治及其過程又能否充分地體現它，都取決于傳統與現代的博弈如何，取決于政黨和政治生態特別是文化系統的關系如何。必須承認，政治傳統有很強的跨越時空影響或部分塑造現實政治生態的能力，它使轉型社會的政黨政治及其過程有明顯不同于西方的內容和特點。在很多轉型社會中，信仰權威主義的優勢政黨(多曾是革命政黨或建國政黨，如中國國民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奉行權位至上的邏輯，對操控公職、權力的意圖毫不掩飾。于是，政黨政治重心明顯轉移到了優勢政黨內部關系以及政黨同政權關系領域。相比較而言，由于權力約束缺位或不夠強硬，政黨同社會和公眾的關系反而退居次要位置。政黨關系也一樣，它們都取決于、受制于政黨與政權的關系。由此，政黨政治過程突出權位、政策而非選舉，更多地強調義務而非權利，更多地強調命令與服從而非平等、治理。在此過程中，政黨實際被當成集權的工具、監護國家的手段。即便這樣的政治過程也還是屬于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范疇。要看到，不論政黨政治過程怎樣偏重集權甚至有專制嫌疑，但它們最終還是不得不在理念建構上、政治架構上接受政治現代性、公共性的某些基本原則。盡管存在受控的選舉和壟斷的政黨政治，選舉同政黨的政策、權位間關聯度也并不高，公眾一時間也還難以以其集體理性、集體意志來左右政黨政治，但這并不意味著優勢政黨、政黨政治就能徹底擺脫現代化對于政治合理性、統治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在轉型社會中，選舉可能缺乏競爭性甚至被虛化，但卻不能貿然取消;政黨政治盡管是強勢主導的，但卻很難經受住迅猛的或突如其來的社會震蕩的考驗。在這方面，蘇共、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中國國民黨等都有過相似的歷史際遇。政黨本質上是親近現代性、民主性和公共性的，否則其名分就需存疑。有政黨存在，政治公共性的制度化表達就有了現實性，后者會不斷滋長，直至最終決定性地改良或重塑政治格局。這就有如市場主體的存在、發展之于經濟社會變革的關系。盡管轉型社會政黨政治的過程可能淡化、排斥政治市場及其作用，可能很敏感地警惕社會的自組織進程和問政要求，但政治發展的規律畢竟不可抗拒。當然，這種淡化、排斥有時也并非全無道理，一切都還取決于現代化、政治發展的階段性要求。這些要求是什么，要促進突破性的創新實踐?要維持政治共同體團結或國家統一、政局穩定?還是要兩方面兼而有之?當然，“合理專制”的存在只是相對于特定時空條件而言的。長遠來看，統治或治理最終還需取決于民意認同、權力最終還需由公眾賦予并得接受制約，這都不能例外?，F代化天然需要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然孕育公民人格，公民對于權利和利益的要求以及實現這些要求的意志和力量都不可阻遏。市場經濟不可逆轉，公民、公共社會力量壯大也就不可逆轉，其政治參與也就不容回避。這就注定了公民集體理性、集體意志所決定的政黨政治勢必會成為現代政治的主流。在起點低、起步晚的轉型社會中，政治市場及其公開、適度的競爭可能受阻，但這只是把公開競爭變成了隱性存在。不要公開的政治市場，就會有地下的政治市場。相關利益主體還是會在臺面下開啟或繼續其接近權力、獲取利益的政治過程。這些過程及其結果不公開，沒有合理的規范約束，但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地下政治市場必須公開化，公權力運作必須在陽光下進行，這是必然趨勢?，F實利益總是吁求政治的權力和權利。一方面，它可能滲入并不開放的權力體系中尋求，從而加劇權力運作中非正式性弊端并滋生嚴重腐敗;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不斷地進行社會動員、生成社會運動，制造社會抗爭。這樣的政治過程不僅會使相關政治主體以扭曲的形式從事無序競爭，即便是對優勢政黨自己期待的政治利益也形成威脅———它不可持續，制度成本極高，還會導致統治有效性不斷下降。一種有望走出上述政治困境的現實選擇是:在政治理念、政治過程上放棄壟斷和操控的企圖，去建構和實踐一種適應現代治理要求的開放性、合作性的政黨體制。后者應能讓權力受到限制、讓參與受到尊重、讓最大多數人的權利得到保護。與此相關的政治實踐應兼顧政治合法性、治理有效性，在縱向的政治發展、橫向的政治過程中形成和保持某種舒適的緩沖。民主發展、政黨政治離不開選舉民主適時和適度的推進。但要看到，即便發達的選舉民主最終也還得訴諸精英治理，也還有內在缺陷、有時難免產生少數政府或導致社會不公。當今世界民主的主流，已是如何有機地統一、高效地平衡精英治理與大眾民主的關系，以及如何實現發達的選舉民主、發達的協商民主并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這就給改革、優化轉型社會的政黨政治及其過程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在選舉民主尚不發達的情況下，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適度推進公開、公正和直接的選舉，另一方面著力強化和深化政黨合作、政黨與一切社會組織的合作，盡量彌補和糾正民意表達不充分所造成的政治偏向和政策偏差，似乎也能夠較好地滿足現代政治公共性的要求。

四、結語

從不同政黨政治過程比較的視角來看，不同形態的政黨政治大都有其合理性。當然，這只是相對于它們分別所處的現代化和政治發展階段而言。政黨政治沒有最好、最理想，只有最適合和最不壞。最適合、最不壞的政黨政治應當既不超前、也不滯后于政治發展的這種階段性要求。當然，這些最適合、最不壞的政黨政治及其過程都需正確詮釋、充分體現現代政治的公共性。

作者：徐鋒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