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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闊、健朗的感性風骨

讀雷達先生的評論文章，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長篇巨論，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太美了。作為同時代的評論家李星總結得最為準確：“雷達的評論絕對是一個美學的評論，他的語言太漂亮了，是散文語言，他打破了中國當代文學評論注重政治思想和文風呆板的面孔，完全用散文的語言、詩意的語言來寫文學評論。有時候，同一個主題我們都寫文章，全國沒有一個人像雷達把評論文章寫得這么美。”作家李國文也說：“我也在琢磨，他和別的評論家同和不同的地方，直到我讀到他的一篇散文《冬泳》，我明白了，他首先是詩人，然后才是評論家。”在李國文看來，雷達之評論與別人之異取決于他的散文品格的嫁接。雷達先生出版過一部有影響的散文集《雷達散文》，收集了上個世紀九十年表的一些有影響的散文。這些散文曾經一發表，就被一些報刊紛紛轉載，多次登上過排行榜。那十年也是雷達在評論界的黃金時期，風云一時。他游走于散文與評論之間，使散文帶有濃烈的精神氣質，而又使評論帶有散文的靈動感性。賈平凹說：“我一直把雷達當散文作家。”在賈平凹看來，不僅雷達的散文寫得好，而且雷達的評論也像散文。事實上，十九歲時，雷達還在大學讀書期間就發表了第一篇散文《洮河紀事》，從那時起，雷達的散文就沒斷過。后來，他把這種散文的“靈性”運用到評論中去，就使評論忽然間散發出動人的魅力，大有開一代風氣之氣象。從美學上看，雷達的評論文章具有獨特的品質，即宏闊、健朗的美學風格。試舉一例，雷達在評張賢亮的《綠化樹》時有一篇《〈綠化樹〉主題隨想曲》的文章，開頭如是寫道：從西北高原一個荒寂的幾乎被人遺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強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藝術之光。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饑荒歲月，卻輝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藍天幕。雖然橫亙著二十余年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題，它的藝術力量依然像電流一樣，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個富于良知的心靈。但是，也由于它觸及了至今仍然極其敏感的知識分子問題，也就造成了人們感受的空前復雜和認識的多種歧異。這就是張賢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綠化樹》所產生的特殊的社會反響。它擁有奇異的藝術魅力：它充滿著荒原氣息和獷悍之美，它絕妙地描繪了難以忍受的饑餓感，也出色地描繪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準確的瞬間感覺涂繪出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時代低氣壓，也以雄渾恣肆的筆墨傳遞出野性的靈魂的吶喊……

正如李星所言，雷達之評論猶如美文，句句優美，讀起來熱烈、開闊，激情澎湃，既不覺得枯燥，又富于感染力。雷達的評論中有一股豐沛的大氣，筆力壯健，一般評論家難以仿從。賈平凹形容其評論有兩個特點，一是“大”，二是“正”，說的也是這個意思。雷達早年對朱光潛的美學文章極為推崇。他總是講評論的詩學特質，大概是從朱光潛先生那兒得來的理念。其意思是評論之行文不但要有詩歌般的質感，而且其最終所指也要達到詩歌那樣的化境。這正是散文的追求。正是因為對詩學的這樣一種推崇，這才使他的評論展現出不同一般理論文章的靈光來。此外，他在評論中還常常談道，小說的最高境界是詩化境界，這仍然是他的美學理念的延展。在賈平凹看來，雷達之所以擁有如此之美學風格，除上面所講的借散文之靈氣外，還有一種個人的經驗，即來自于故鄉和童年的經歷。雷達生于渭河之畔的天水，后又成長于黃河之濱的蘭州。他常常橫渡黃河，其雄力也許來自于此。他文中的那股浩蕩之氣不正是黃河之勢嗎？西北的遼闊、荒涼使他的文章也無時不刻地透著一股開闊、蒼涼之氣。如果對雷達的評論進行一個大致的梳理，就會發現他寫那些北方作家，尤其是西北的作家時，這種風格格外明顯。比如，他評陳忠實的《白鹿原》的文章，開頭如是道：我從未像讀《白鹿原》這樣強烈地體驗到，靜與動、穩與亂、空間與時間這些截然對立的因素被渾然地扭結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異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靜靜地佇立在關中大地上，它已佇立了數千載，我仿佛一個游子在夕陽下來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煙裊裊，犬吠幾聲，周遭一片安詳。夏雨、冬雪、春種、秋收、傳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繚繞著仁義的香火、村巷里彌漫著古樸的鄉風，這情調多么像吱呀呀緩緩轉動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間，一只掀天揭地的手樂隊指揮似的奮力一揮，這塊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就全都動了起來，呼號、掙扎、沖突；碰撞、交叉、起落，訴不盡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個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鍋。在從清末民元到建國之初的半個世紀里，一陣陣颶風掠過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變動，都震蕩著它的內在結構：打亂了再恢復，恢復了再打亂。在這里，人物的命運是縱線，百回千轉，社會歷史的演進是橫面，愈拓愈寬，傳統文化的興衰則是精神主體，大廈將傾。于是，人、社會歷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間相互激蕩、相互作用，共同推進了作品的時空，我們眼前便鋪開了一軸恢弘的、動態的、縱深感很強的關于我們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的畫卷。

這種文風，是將作品完全地吃透、把握，并內在地成為表達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時，才會有的一種通達、順暢，甚至是站在山頂上目睹山下情景的開闊氣象。就像李健吾論沈從文時所擁有的那種古今通識、中外皆備的視域，以及與作家心意相通、彼此互印的那種深深的共鳴；又像是錢谷融論《雷雨》人物時懷有的那種人道主義情懷，對每一個人物尤其是對繁漪的同情、深解，令人動容和尊敬。那些評論實在是美文，每一句都是作者飽含著極大的熱情、同情、愛以及曾有的深刻的人生體驗而寫作的，并非簡單地對一個作者或一部作品的解讀。它們本身就是精湛的藝術作品，充滿了對藝術作品乃至宇宙人生的獨特見解。雷達之所以在寫陳忠實、張賢亮等這些西部作家的作品時懷有強烈的激情，是因為西部正是雷達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時代用生命體驗過的世界，那里粗礪、荒涼、廣闊、悲壯的大美氣象始終是他藝術世界的底色與美學意境。是那些作品點燃了他的激情，開啟了他的故鄉世界，并促使他迫不及待、情不自禁地要表達。關于這一點，在他的散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李國文在為雷達散文作序時寫道：“我喜歡他的這兩類散文，一類是著筆于人生體驗的，代表作為《冬泳》，另一類是側重于心靈感覺的，代表作為《皋蘭夜語》。”

如果說前一類文章更多地在表達他對社會人生的種種看法，是屬于精神性的追求、反思與批判，是可以通過讀書、寫作、苦難而得的，那么，后一類文章就是情感、性格與心靈的背景，是屬于感性美學的，是在童年、少年、青年時期與故鄉世界早已融合烙印在心靈上的。弗洛伊德說：“童年或者說少年時代的閱歷構成一個人生命情結的本源，構成一個核心的意象，此后的一生中，這個人的精神永遠在追尋童年種下的夢幻，或者在尋找少年丟失了的東西。作家的出生地對作家構成了看不見的影響，這種影響執著地影響他的一生，使他終生苦苦尋覓，終生在迷惘著痛苦著幸福著。在許多時候，他不知所措，許多時候又獲得最大的精神性滿足。”這不僅僅是對一個作家如此，對一個評論家也是如此。羅蘭•巴特、新批評派以及德里達等關于作者、文本以及讀者的關系發表了許多令當代人深思的觀點，從上個世紀至今，他們的言論引發了無數的討論。無論人們怎樣去看幾者之間關系，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作家再也不是古典時代那樣高高在上了，再也不是傳道者了，讀者也不是信眾了。在傳播的過程中，文本本身以及讀者、評論家的參與、再創作顯示出比古典時期更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羅蘭•巴特宣布一部作品一經產生，便會發生“作者已死”的現象，之后的事就交給讀者了。讀者完全可以不必再去了解作家的信息，而直接根據自我的經驗閱讀、創作文本。評論家便是讀者中最有創造性的“作家”了。那么，這個作家又會如何去創作呢？顯然，他不再是作者的傳場筒，而是一個靠這部“文本”去發現自己、創造自我、創造新的“文本”的讀者或“作家”。當然，這樣的創造也許與原來的文本之間離題萬里，甚至毫無關涉。所以，后來的新批評派及其他的學者便修訂這種間距，但仍然認為，讀者尤其是批評家將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讀、創造文本。這也就是文本活著的意思。這些理論解釋了存在主義以來文以載道的文學生態逐漸消亡，而以多元價值論為基礎的“文本至上”的解構主義文學生態在漸漸生成，文學必然面臨眾聲喧嘩、主流潰散的坍塌局面，和大眾主義、消費主義洪流無情沖擊下改弦更張的惡俗形象，個體的讀者便“唯我獨尊”、毫無羈絆地自由閱讀與創造了。這在網絡、新媒體時代尤其如此。顯然，它是消費主義時代和信息傳播時代的產物。我們暫時不去討論它的價值，單就說在這樣的時代中，作家、文本、讀者顯然是平等的地位了。那么，一個優秀的評論家必然是既能夠打通作家、文本與自己之間的種種障礙，又能以“作家”的方式重新去解讀和創造文本的讀者。假如以這樣的方式來解讀雷達為何與西部作家構成上面所述的“親密”關系，也許就順理成章了。也只有那些可能用自己的故鄉情結、童年印跡而去解讀文本——實際上構造自己的作品的評論家，才可能成為有品格、有深度、有感性的評論家。雷達便是。

二、澎湃、深沉的理性激情

劉再復曾說，雷達的評論擁有一種“理性的激情”。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判斷。激情是感性的，但劉再復說的并非感性，而是理性。這種激情，我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中遭遇過，羅曼•羅蘭稱其為“歐羅巴精神”；我還在尼采的眾多哲學論著中激動過，人們稱其為強力意志。從上面所舉的關于張賢亮和陳忠實的評論，我們不難想象雷達的文風與《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尼采哲學論著文風之間的某種聯系。我稱其為理性激情的繼承。雷達的大學時代，多受的是蘇聯文學和十九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教育，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等的散文、普希金和阿赫瑪托娃等的詩歌、托爾斯泰和肖霍洛夫等的小說以及別林斯基的評論深深地影響過他，俄羅斯文學那偉大的胸懷打開了他的心臟，俄羅斯文學中那高貴、莊嚴的理性激情開始在他的胸中不斷地涌起，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的學者和大學生都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激蕩，尼采、薩特、加繆、海德格爾等的哲學著作一度成為青年寫作者的“必修課”，雷達也不例外。在這個時候，尼采的哲學猶如一把斧頭將他理性的柵欄砍去，他那澎湃的激情便一發而不可收。賈平凹說雷達的評論文章中有一種“強力”，那不就是尼采強力意志學說的振動嗎？似乎在雷達的筆下，始終裹挾著1980年代那浩浩蕩蕩的激情，始終有一場暴風雨被他的理性梳理為一種敘述的激情。在陳忠實的《白鹿原》中，我們不曾看到過雷達評論中的那種激情和那樣的文風，似乎雷達比陳忠實更為激動。在張賢亮的《綠化樹》等小說中，我們也不曾看到那樣的熱情。似乎評論還壓抑著他，于是，他用散文的方式繼續來渲染連他自己也按不住的理性激情。他不僅評論小說散文戲劇影視，還評論足球彩陶化石與電腦。

從今天來看，雷達評論的這樣一種理性的激情不正是1980年代那一代文風的典型代表嗎？當我們重新去讀李澤厚的評論、張煒與張承志的小說以及徐敬亞等人的詩評時，我們就不感到驚訝了。那種文風在今天呆板的學院派批評為主的時代顯得格外新鮮，但也孤獨了。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去看看雷達在那個時候的評論。“歷史有沒有呼吸、有沒有體溫、有沒有靈魂？歷史是一堆漸漸冷卻的死物，還是一群活生生的靈物？它是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終結，還是流注和綿延到當代人的心頭？它是抽象的教義或者枯燥語言堆積的結論，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不斷溫熱著、吸納著因而不斷變幻著、更新著的形象？人和歷史是什么關系？人是外來的觀摩者、虔誠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歷史中的一個角色？”這是雷達關于莫言“紅高粱系列”小說評論的開頭。排比遞進式的、存在主義式的天問使這篇評論顯示出非同一般的理性氣質。很顯然，雷達在這里要闡述的絕非莫言的思想，而是他甚至是整個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集體歷史詰問。歷史到底是什么存在？當“五四”新文化以來所引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黑格爾主義的歷史觀充塞所有的知識空間和精神領域時，歷史到底是什么？先祖的歷史是死的文字？還是活著的靈魂記憶？歷史是已經早已死去的另一個空間，還是人神鬼混居的一個多維存在？那么，當代，也就是當下的存在，只是一個我們用感官感覺到的一平面的存在，還是一個歷史與當下、人神鬼多維存在的世界？這顯然是一堆充滿了沖突的問題。但它們恰恰構成了莫言與雷達之間的評論張力。很顯然，在這里，雷達的這樣一種理性建立在閱讀莫言小說的感性認識與其擁有的理性世界的沖突之上。誰都看得出來，紅高粱系列小說與我國以往的革命戰爭題材作品面目迥異，它雖是一種歷史真實，卻是一種陌生而異樣的、處處留著主體猛烈燃燒過的印痕，布滿奇思遐想的歷史真實。就它的情節構架和人物實體而言，倒也未必奇特，其中不乏我們慣見的血流盈野、戰火沖天，仇恨與愛戀交織的喘息，獸性與人性扭搏的狂嘶；即使貫穿全篇的傳奇色彩濃厚的農民自發武裝的斗爭形式和內容，也算不上多么新鮮。但是，它的奇異魅惑在于，我們被作者拉進歷史的腹心，置身于一個把視、聽、觸、嗅、味打通了的生氣四溢的獨特世界，理性的神經仿佛突然鈍化，大口呼吸著高粱地里彌漫的腥甜氣息，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體驗和融身歷史的“渾一”狀態。……這樣奇特的藝術效果，僅僅用莫言奇詭的“藝術感覺”無力說明，僅僅指出它擴大了視野、糅合了意象、魔幻、荒誕之類手法也不夠用，深刻的根源還在于主體與歷史關系的變化，在于文學把握歷史的思維方式之變革……莫言畢竟以他富于獨創性的靈動的手，翻開了我國當代戰爭文學簇新的、嘗試性的一頁——把歷史主體化、心靈化的一頁。

這篇評論可以成為今天解讀莫言最權威的教科書內容。它是我們還能夠站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視角下來解讀莫言的最為準確，同時又極大地激活了人的感性思維的評論。這在那個時代要算是很前衛的評論了。時隔近二十多年，當莫言獲獎時披露了他的信仰之路時，我們當然可以做另一番理解。莫言在他的獲獎演說中說，他小的時候是一個有神論者，整個世界對他來說都是有靈的，但隨著他走出故鄉后，他的信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后來，在他嘗試過先鋒小說的種種命途之后，他開始走向傳統，又一次走向故鄉。他寫自己的母親，寫故鄉的很多人。他還發現了佛教。無論他后來是否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但他的《肥乳豐臀》《生死疲勞》等作品是受到了佛教的很多啟發。也就是說，他又一次向著有靈世界前行。也許他再也不可能像童年時那樣去體驗這個世界，但是，那個時候的體驗卻一直在他心中生長著。從莫言上述精神經歷來看，他寫“紅高粱系列”時的精神體驗顯然是復雜的，也正是一個與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相互沖突又相互確認的時期，是一個將有靈世界的體驗當成魔幻存在的時期，是一個想將歷史存在與當下存在混雜于一起的充滿張力的時期。然后，我們再來看雷達的評論，與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多么相符！這樣的理性激情還可以從他另一些重要的評論中發現，如《詩與史的恢弘畫卷——〈平凡的世界〉》《福臨與烏云珠悲劇評價——〈少年天子〉沉思錄》《心靈的掙扎——〈廢都辨析〉》《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生存的詩意與新鄉土小說——讀〈大漠祭〉》《〈狼圖騰〉的再評價與文化分析》等。在這些評論文章中，我們仍然能看到一如他評價“紅高粱系列”時的那種澎湃、深沉、有力的激情。讀這些文章，我們會被一股強大的理性激情所推動。在尼采、薩特、黑格爾、盧卡契以及魯迅等眾多哲學精神的鼓蕩下，雷達自然形成了一種崇尚生命強力，崇尚內在自由意識，突出主體精神的美學觀和人文觀，這影響到他整體評論的氣質面貌。這使他不僅能夠有效地運用散文家、詩人的藝術直覺，同時在此基礎上又能理性地探討文學的精神與價值；不僅使他能夠準確地把握具體作家的精神氣質，還能夠從整體上把握一個時代與一個民族的靈魂。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寫于1986年9月的《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他找到了新時期文學真正的內在生命，“對民族靈魂的重新發現和重新鑄造就是十年文學劃出的主要軌跡”。“這股探索民族靈魂的泱泱主流，絕非筆者的主觀玄想，它乃是從歷史深處迸發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學匯流到今天的一種必然涌現。”文章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什么是藝術作品價值更替和魅力浮沉的秘密？什么是通向獲得藝術生命和不竭藝術魅力的道路？

三、現實主義的精神追索

對于1980年代上大學并成長起來的一些批評家來說，他們是在現代主義的主潮下成長，同時又以西方現代哲學滋養并為根本。這些批評家所熟悉的是新批評、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符號學，依賴的是弗洛伊德、海德格爾、榮格、弗洛姆、柏格森、德里達、福柯、薩義德等，雷達也是在這樣的文學場域中發展并成熟的，但是，他同時還有更大的一個傳統，那就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這也是他能夠橫跨幾個評論時代的原因。從前一部分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看到，存在主義和新批評以及精神分析學等西方思潮對他有極大的影響，甚至直接構成了他的強力生命哲學。但是，我們仍然會發現，他的一生談論最多的仍然是現實主義文學。他不斷地在強調宏大敘事、民族靈魂、時代精神、正面價值等這些現實主義的元素。這是為什么呢？只要我們想想他的童年與故鄉經驗以及青年時代所受的核心教育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第一部分中，我們解決了他的感性經驗的來源，蒼涼的大西北以其遼闊的背景幾乎可以決定雷達一生必將與一系列宏大的主題相關。在第二部分中，我們論述了他的理性激情的來源，基本上有兩部分構成：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傳統和存在主義的哲學激情。但是，其青年時期主要接受的是前者，即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傳統。這就使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盡管在雷達的成長、發展及成熟期有著多種不同的美學及哲學的影響，而且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了他整個評論的氣質，但是，他與現實主義的關系仍然是最近的。這也與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潮有關。

于是，我們看到，雷達所熱情評論的作家大多也是現實主義作家，如陳忠實、路遙、莫言、賈平凹、張煒、張賢亮、劉震云、楊顯惠等。他總是第一時間對這些作品發出熱情的評論。也是因為現實主義的經典理論支撐，他曾構建過他自己的現實主義理論，影響大的觀點有“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現實主義沖擊波”，“歷史需要靈性激活”，“新寫實主義”等等。他似乎對先鋒派等現代主義興趣不大，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懂——他對莫言“紅高粱系列”的評論足可以說明這一點——而是他所接受的理論、他所經驗的世界以及他所希望的藝術，基本上都與他宏闊的靈魂相適宜。他那蒼涼、遼闊的視域不容他去關注技巧，只允許他關心一系列堪稱偉大的主題：人類命運、民族靈魂、時代精神；也排斥他關注風花雪月和江南小調，只能去欣賞大漠孤煙、長江黃河。慢慢地，他的現實主義的宏闊立場竟使他與那些“小眾”藝術分道揚鑣，而使他與文藝復興以來恣肆的人文主義、現實主義甚至浪漫主義、存在主義的洪流匯合了。他以散文家的敏感來感覺一切他所翻開的文本，以其強大而執拗的心性來判斷眼前文本的優劣，但又正如賈平凹所說的那樣，他有大局意識，有古往今來浩浩蕩蕩的文以載道的主流思想，所以，他的感性再豐沛，也是有理性的主心骨在里面撐著，這使他的評論充滿了強大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他的判斷便中正而又不失其風骨。比如，在《廢都》遭遇強大的批評時，他如是寫道：《廢都》是一部這樣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襲本民族特有的美學風格，描寫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現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現了由“士”演變而來的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文化交錯的特定時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透過知識分子的精神矛盾來探索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關懷，原是本世紀許多大作家反復吟誦的主題，在這一點上，《廢都》與這一世界性文學現象有所溝通。但《廢都》是以性為透視焦點的，它試圖從這最隱秘的生存層面切入，暴露一個病態而痛苦的真實靈魂，讓人看到，知識分子一旦放棄了使命和信仰，將是多么可怕，多么凄涼；同時，透過這靈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12毫無疑問，這樣的批評話語只能出自一個具有強烈精神追求的批評家，也就是賈平凹所說堅守正道的批評家。“他是個黑臉包公，辦的是大案，堅守的是正道，舉的是鍘刀。所以，他的威信是這樣形成的，文壇的地位也是這樣形成的。”

也是基于這樣的批評精神，雷達先生在新世紀以來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仍然對中國文學的大勢緊追不舍，如《新世紀文學初論——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走向》《我們時代的文學選擇》《新世紀十年中國文學的走勢》《20世紀近三十年長篇小說審美經驗反思》《民族心史與精神家園》等。在這些評論中，我們發現，他仍然強調能夠抒寫民族靈魂、深刻反映現實生存的現實主義的大作。同時，他還多了一些對當前文壇的批評，如《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地氣、人氣、正氣》《真正透徹的批評聲音為何總難出現》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對當下文學精神缺鈣、原創力匱乏、宏大敘事喪失、敘事欲望化等現象等進行了有力的批評，而所有這些批評，反過來又構建了他宏大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

作者：徐兆壽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