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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代智勇2黃亮   單位：1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2西南政法大學

新修辭學的基本思想

1.佩雷爾曼對“價值判斷”與“多元論”的理解。新修辭學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價值判斷的多元論。依照佩雷爾曼的解釋，價值判斷是“有關人的活動目的”的判斷。從此意義上講，價值判斷泛指對是非、有用與否等等進行評判的準則或尺度。而多元論（plu-ralism）有不同涵義。哲學上的多元論指世界由許多本原構成的學說，與唯物論或唯心論的一元論對應。政治上的多元論，有時指反對國家主權的一種政治學說；有時泛指西方民主制，佩雷爾曼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講的。因此他說：“在一個民主的和多元論的社會中，每個人自由地采用自己的生活規則，選擇自己的理想，自己生活——只要不違反公共秩序的規則。”他還認為政治上的一元論（monism）就是指“權力主義”，即國家主義的政治制度。

2.佩雷爾曼主張價值判斷多元論的根據。佩雷爾曼在反駁人們對形式邏輯的錯誤觀點時曾指出，各種不同意見可以同時是合理的。“合理的”（reasonable）和“唯理的”(rational)這兩個詞是有區別的。如果將“唯理的”作過狹的解釋，那么有關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活動就會變成“非理性的”（irrational）。他主張，“合理的”這一概念是內在地多元的，合理的人是由“常識”支配的，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在具有不同理想和哲學的人群中生活。

佩雷爾曼也反對現代哲學中認為一切價值判斷都是主觀的和非理性的懷疑論和相對論，這也印證了他對新修辭學下的定義：由于人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中，所以新修辭學就是一門辯論學，它通過對話、辯論來說服聽眾（或讀者），盡可能地使他們相信，爭取他們同意向他們提出的觀點的價值，在持有不同意見的公眾中爭取更大限度的支持。

3.佩雷爾曼對法律與形式邏輯關系傳統學說的批判。在歐洲大陸上，自法國革命以來的法律思想是與分權學說和關于人的稟賦的心理學（即將意志和認識區別開來）相聯系的。因而，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法官予以實施而決不能加以修改。結果法官處于消極地位，這符合人們對法律確定性的要求；同時，這種思想產生了傳統的司法三段論，或司法的形式邏輯，將法律當作計算，其準確性可以保障人們不受舊政權時代濫用權力之害。為了使法律成為法官手中盡可能完善的工具，就必須使法律在形式上完備無疑，對每一情況都有一條明白無誤的法律規則。總之法律應符合三個要求：第一，消除一切含糊不清；第二，體系一致，命題相互間毫無矛盾；第三，體系完備，就這一體系中所表述的每一命題來說，我們隨時都能證明真假，這一體系對所有情況都提供一個肯定回答。法律不能滿足以上要求時，法官就負有義務將適用法律中的疑難問題提交立法機關。顯然這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實現這種規定就要設置成千上萬個立法機關每天開會解釋法律，而且這種做法等于使立法機關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并代替了法院職能，違背了分權原則。鑒于此，法官必須擁有某種完善、澄清、結實，也許是修改法律的立法權；也即必須授予法官以完成這一任務所必不可少的智力手段，也就是法律邏輯。

新修辭法學的價值解讀

（一）“瑕不掩瑜”——對佩雷爾曼法律思想的總體評價

佩雷爾曼的新修辭法學在現代西方法哲學中是一個別具一格的派別，對它簡單地歸類是很困難的。這主要是因為他的新修辭學的思想淵源比較復雜。佩雷爾曼認為他的新修辭學吸收了實用主義、存在主義這兩種哲學的寶貴因素，并對分析哲學具有強烈影響。從佩雷爾曼強調他的新修辭學和傳統的修辭學、邏輯學的區別中，可以看出他的學說同分析哲學中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之間的聯系。除此之外，佩雷爾曼的多元價值論還同戰后西方流行的多元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潮有一定聯系。并且，他所創立的新修辭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研究語言問題的傾向也相符合。

佩雷爾曼的新修辭法學在西方有一定影響，其閃光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大大改變了關于邏輯的傳統概念，將價值判斷的觀念引入法律邏輯，更新了法律邏輯的含義，對傳統的“機械論法學”予以有力的批判，他認為，邏輯不僅指形式邏輯，而主要的指價值判斷；邏輯學不僅從形式上研究概念、判斷、推理，而主要是研究他們的實質內容；法律的邏輯也并不是純粹的形式邏輯，也要研究價值問題；法官也不是加工法律和案件的機器。這些觀點都有助于對法官能動性的重視。

其次，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法學中關于多元價值判斷的理論反映了現代西方哲學的積極成果；豐富了西方傳統法學中的民主內涵，并且對西方法學中的一元論也是一次有力的沖擊。多元論在戰后西方思想界是一個時髦的話題；它是新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人的價值的重新思考，因而從總體上說是積極的。多元論要求社會承認每個人的價值，尤其對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更要予以關注，這也正是民主和正義的應有之義。佩雷爾曼思想中體現出來的法學的多元論是這一時代精神的反映，它一方面表明傳統法學的危機，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法學的嶄新未來。

當然，任何思想在體現出鮮明特色的同時總是難以關注其所支持觀點的對立面。佩雷爾曼在強調辯證邏輯和價值判斷的論述過程中幾乎使人認為他忽視了對形式邏輯重要性的重視，甚至是在乎。雖然他在一定意義上對法律邏輯賦予了新的內涵，但對形式邏輯的些許“輕視”卻不足取。一方面，形式邏輯對法的確定性、穩定性和嚴肅性具有特殊意義；另一方面，法律推理的過程實際上是綜合運用兩種推理方式（即形式推理和辯證推理）的過程，二者都是為法律適用服務的；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是要調節和指導人們的行為，解決爭議或糾紛，調整法律關系，實現一定的法律秩序。因而，絕不可因重辯證邏輯之意義而輕形式邏輯之價值，不可偏廢任何一方。另外，佩雷爾曼認識到了價值多元化的必要，也談到了價值判斷的結果需要進行符合新修辭學要求的辯論而使他人信服，但從稍微苛刻的角度看，他在如何進行具體的價值選擇的關鍵點上仍舊將話題引入“世界觀”、“不同的社會條件”之類的語詞環境中，沒有將價值判斷的如何進行深入地探討下去，更沒有新意可言。

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佩雷爾曼的法律價值論獨辟蹊徑，值得法學研究者關注與珍視。

（二）“法官造法”——佩雷爾曼法律思想對我國法律實踐的點滴啟示

佩雷爾曼的新修辭法學之核心是他所詮釋的法律邏輯，亦即辯證邏輯，也就是關于目的的邏輯，價值判斷的邏輯，以及這種邏輯之于法律的意義。無論是“辨證”、“目的”還是“價值判斷”都具有著主觀的意味，在司法上就體現為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將司法中法官之主觀能動性與立法中法律之客觀局限性聯系起來考慮很容易就讓自己的思緒之舟漂向“法官造法”的話題海域之中。

關于“法官造法”法學界一直有著激烈的交鋒，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在“法官造法”的問題上各持己見、南轅北轍。前者擁護“法官造法”，后者抵制“法官造法”。的確，法國產生了注釋法學派，德國產生了法典編撰學派，但法德兩國的司法界從來就沒有否認過“法官造法”的事實，甚至在立法上兩國（后來包括瑞士）都對法官的自由裁量予以確認，在某種程度上，“造法”不僅是權利，甚至是義務。正如佩雷爾曼所引用的1804年《法國民法典》第四條的規定：“審判員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者，得依拒絕審判罪追訴之”。究其緣由，就在于事實上法律的確具有相對于無限廣大的客觀世界的有限性，相對于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的滯后性；而法律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法律不可能回避這樣的事實；法律能涵蓋一切，法官只是機器僅僅是作為初衷意義上的一廂情愿。于此，在兩派對峙的態度之間，筆者觀點產生傾斜并且明確下來——應該在理論上和實務中承認“法官造法”并加以完善，這對于中國的法制建設都是不無裨益與十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