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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網絡文化的差異

分析眾多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表象，關鍵在于挖掘出這些差異的本質［4］。對于中西方網絡文化的差異，我們可以從網絡文化受眾群體、網絡文化應用方向和網絡文化管理制度幾個維度來進行分析。

1中西方網絡文化受眾群體的差異中西方網絡受眾群體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中西方網民的數量差距、群體類別和受眾心理上。西方的互聯網發展較早，現已非常成熟，所以普及率很高。2014年1月CNNIC的統計數據顯示，北美洲和西歐的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分別達到了81％和78％。可見，西方社會不僅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網絡受眾數量上的全民覆蓋，更是在受眾群體的階層和年齡階段上實現了全面均衡普及。而我國互聯網起步晚、發展快。根據CNNIC的《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527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69％［5］。可見，我國現處于經濟發展爬坡階段，互聯網的普及率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另外，從受眾結構上看，我國網絡受眾群體的主力軍仍然是年輕人，中老年人和兒童相對所占比例較低，而西方所占比例較為均衡；從受眾地域上看，雖然中西方的城鄉網絡普及有差距，然而中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城鄉差距較之西方國家更大一些。在受眾心理上，我國網民通過網絡表達個人言論觀點的趨勢較西方更加積極，也就是說，互聯網成為中國民眾表達和表現自我的主要途徑，這是由我國民主發展的歷程和現實的國情決定的。

2中西方網絡文化應用方向的差異中西方網絡應用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網絡使用平臺和網絡使用目的這兩個方面。首先，中西方都實現了網絡接入方式的重要轉型，人們迅速地從PC機脫離出來而更頻繁地使用智能手機、平板和可穿戴設備等移動網絡。美國目前擁有規模超過10億美元的移動互聯網公司數量最多，然而亞洲將成為移動電商增長最快的地區。根據2014年5月底“互聯網女王”瑪麗米格的《互聯網趨勢報告》，美國市場智能手機的占有率已經超過50％，市場逐步走向飽和，增長率將不如從前。而CNNIC的報告所示，我國網民上網設備中，手機使用率達834％，首次超越傳統PC整體809％的使用率，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的地位更加鞏固。相比于西方，我國正在迎來移動互聯網的爆發期。其次，中西方的網絡用途不同，這是因為中西方網絡應用文化的發展路線有較大差異。西方網絡應用于商務方向的比重較高，商務實用價值高，即便如此，其近幾年也逐步進入了平穩期，與之相應的娛樂應用的使用率有所增加。與之相異，中國互聯網最開始是以娛樂形式進入到大眾視野的，商務使用率并不高，隨著我國網絡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不斷合作，越來越多的中國網絡用戶開始投身于商務互聯網中去，尤其是中國青年人，從在網絡中單純地尋求自我釋放逐漸轉變為利用諸如阿里巴巴等這類網絡平臺和智能工具來發揮其商務功能。中國網絡的娛樂應用和商務應用正逐步走向均衡發展。

3中西方網絡文化管理制度的差異網絡文化形態的迅速發展在對人們的生活、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也造成了有害信息和不良文化充斥泛濫，包括黑客技術威脅網絡正常運轉，低俗文化內容導致網絡信息失德，虛假謠言和網絡暴力誤導社會風氣，既是對社會道德的拷問也是對法律法規的挑戰。面對嚴峻挑戰，中西方均加強了網絡安全防護措施，如出臺相應的網絡法律法規制度。西方網絡法律法規的出臺比較早，所以相關機制比較成熟，如網絡安全、網絡隱私、網絡知識產權等各種權利和措施，但仍不能避免網絡安全漏洞和黑客襲擊行為。例如美國網絡信息管理模式是在憲法權力至上、市場作用主導的指引下，通過行業和民間組織平臺推動法律以保障公民言論、隱私及其他權力，賦予終端用戶有效的技術和方法，使其在社會主流意識影響下自覺對網絡傳播內容進行有效控制。多重標準的靈活性確保了管理具備較強的可操作性［6］。我國為適應網絡文化的動態發展也頒布了一系列與網絡文化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7］，但是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仍然沒有構成強大的系統性專業性完整體系，另外，法規制度的更新不能完全跟上網絡文化發展的速度和節奏。因此中西方在此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西方網絡制度文化中有許多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二、中西方網絡文化的融合

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間的經濟、文化、藝術交流無不伴隨著碰撞適應融合的發展變化過程［8］。西方社會在帶來先進網絡應用技術的同時也不斷地運用網絡渠道通過文化信息的傳遞沖擊著我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在網絡監管手段上我國也在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融入本土文化。

1中西方網絡文化思想觀念的融合西方網絡文化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也正逐步改變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精神世界。西方國家利用文化滲透方式企圖達到殖民目的的舉措從來沒有停止。希拉里曾在演講中自信地談到：“只要充分地運用好美國的巧實力和軟實力，美國就能完全掌握中國。”而網絡是這種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在網絡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網絡的公開性、全球性使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能夠十分方便地突破國界和地域限制來推行文化霸權，滲透價值觀念，擴張文化影響。西方國家憑借網絡資源方面的優勢，在國際互聯網上到處推銷反映西方國家的國家形象、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影視圖片等思想文化，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我國網民的政治傾向、道德品質、價值觀念、文化素質乃至民族認同感。這是一種文化軟實力的輸出，也是一種國際背景下新的文化殖民。

2中西方網絡文化應用發展的融合中西方的網絡應用文化無論在娛樂領域還是在商務領域都逐漸走向融合。在西方的引領下，我國網民對各項網絡應用的使用程度也愈加深入。移動設備的發展，使像視頻廣告這樣的互聯網商業模式異軍突起，占據了廣大市場空間；我國移動商務類應用在移動支付的拉動下，正歷經跨越式發展，在各項網絡應用中地位愈發重要，加速國際化進程；西方的Facebook、Twitter和我國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越來越得到廣大網絡用戶的喜愛；西方的YouTube和我國的優酷、搜狐視頻網站搶占了大量傳統電視節目用戶；我國的互聯網金融類應用首次納入網絡發展統計調查中，互聯網理財產品在最近一年時間內，使用率超過10％，成為我國互聯網絡應用的一顆新星。正如瑪麗米格所說：“美國智能手機市場逐步走向飽和，增長率將不如從前。對于全球來說，智能手機的市場份額尚未達到50％，功能手機的保有量依然很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移動開發者需要考慮面向其他國家的用戶，才能獲得足夠的成長空間。”可見，西方對我國網絡應用文化的影響還會持續加強，而這種影響將會是雙向的［9］。

3中西方網絡文化監管手段的融合在一些西方國家，“網絡監管”很容易被誤會成剝奪民主與自由而遭到反對。然而面對嚴重的網絡侵害，西方國家對網絡的監管也從未松懈，他們憑其雄厚的科技實力，限制網絡上極端思想和色情內容的傳播，例如澳大利亞網絡主管部門———通信和媒體管理局制定了監管和處罰雙嚴格的網絡監管體系，推動網絡環境良性發展；德國嚴厲打擊網絡謠言的制造者和傳播者，成為對網絡不良言論立法的國家之一［10］。我國對互聯網監管手段處于不斷摸索與完善的初級階段，政府在監管過程中不斷汲取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并充分結合本國國情，發揮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的巨大作用來創新監管方式。監管手段上符合現代信息化社會基本規律，與現代科技發展水平相適應，監管行為也更加透明化。中西方在網絡安全的目的上一致，在網絡安全的措施上走向結合。

三、對中國網絡文化建設的思考

網絡促進了文化傳播方式和文化形態的變革、文化屬性的嬗變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和全球化發展，對原有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產生了強烈沖擊，對文化傳承和生產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人們利用網絡文化可以促進文化的商業產業化，強化傳統文化的傳承，解決人類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網絡文化也對社會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給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困擾和威脅。對于網絡文化的雙重影響，我國在網絡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可采取以下對策：首先，提高網絡意識，堅持核心價值觀，提升網民整體素質。在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復雜交錯的背景下，網絡文化建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廣大受眾群體對網絡的認知和意識水平，既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力量源泉，也有利于提升我國網絡文化的吸引力和國際影響力。為此應努力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我國網絡文化建設的各個方面，面對西方的網絡文化霸權，應該在借鑒其先進經驗的同時加強對我國特色網絡文化站點的建設，發揚和輸出本民族的語言文化，使網絡真正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渠道，提高網絡受眾的道德素質，增強中華民族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與自信。其次，發揮創新精神，優化網絡產業。網絡文化產業是借助現代高新科技網絡化、數字化提供精神消費產品和服務的新型產業形態。發展網絡文化產業能夠滿足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文化精神需求的需要。青年人利用網絡創業將會成為網絡產業的主流發展方向。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均衡發展，因此在網絡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環境下，應有效利用網絡資源，大力發展網絡文化產業，繁榮文化市場，從而有力地推動我國先進文化產業戰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不竭動力。再次，加強網絡監管，凈化網絡環境。一位瑞典專家在接受《環球時報》的采訪時表示，越來越多的人對網絡不能成為“超越法律與道德的純自由世界”達成共識，回顧人類文明發展歷史不難發現，“當任何一種新事物的影響力擴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時，就必須加以限制，以保證良性秩序的實現”。網絡監管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法治化，因此應健全完善有關網絡立法，規范網絡行為，推進網絡文化管理的法治化進程，加強對網絡環境的綜合治理。綜上所述，中國創新和發展了西方優秀文明成果，使得中國互聯網在與西方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對中西方的網絡文化在受眾群體、應用方向和管理制度上的差異和兩者在思想觀念、應用領域和監管手段上的相互融合的分析，有利于我國更多更具效能地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發展本國網絡文化，對我國網絡文化的建設從提高受眾群體素質，創新網絡產業和加強網絡監管幾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作者：劉洋 尚菲菲 單位：沈陽工業大學 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