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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是相對自我而存在的一個概念，是自我對自身之外世界的認知。相對自我，他者是陌生的，異己的。當自我與他者和諧相處之時，他者作為自我參照的對象參與自我的自身建設，起到提升修正自我的作用。但當他者與自我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時，他者對于自我來說是敵對的和危險的，因而將遭遇鏟除。在這種情景中，自我對他者的認識往往成為對缺席的他者的批判，偏執的自我言說與盲目的排外，從而遮蔽了他者的真實身份，并阻礙人們認識真實的他者世界。對自我與他者關系的正確認識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本族文化與他者文化之間的關系。文化中的他者意識往往是偏狹的自我意識在他者身上的投射，是主觀的、非理性的。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中西文化對峙的建國后十七年（以下簡稱“十七年”）的英美文學翻譯，我們將能更好地認識這段文學翻譯史的真實面貌，揭示激蕩在看似風平浪靜的文字轉換背后歷史的風起云涌。

翻開這段塵封的翻譯史，梳理這一時期譯介的英美文學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十七年”中國翻譯界選擇翻譯英美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傾向：即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十七年”中國英美文學翻譯最主要的關注點。盡管從“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的實際情況來看，遠自14世紀的喬叟（GeoffreyChaucer），近自與“十七年”譯入語語境同期的英美文學作品（如美國作家霍華德·法斯特，HowardMelvinFast），都曾出現在當時中國翻譯家的翻譯視野中，但“十七年”對英美文學翻譯的一個重要傾向─對文本的選擇側重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本文將通過對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在“十七年”間英美文學翻譯中一枝獨秀的原因的分析，通過對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這一歷史期間所遭遇的批判的考察，同時結合對狄更斯與馬克·吐溫兩位英美作家作品翻譯的個案研究，深入考察分析在“十七年”中國的譯入語語境中，英美文學的翻譯與接受。

一、英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翻譯為何一枝獨秀

首先，“十七年”中國翻譯界對英美現實主義文學的偏愛延續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翻譯西方文學的傳統。當時的中國是在外患肆虐的屈辱歷史進程中掀起翻譯歐美文學熱潮的。“現實主義”這個生成于19世紀歐洲文學母體的理論概念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學理念隨著這次翻譯熱潮的掀起而沖刷著國人的詩學理念。之后，作為“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浪漫主義三足鼎立的創作理論與實踐的外來借鑒，中國翻譯界對歐美各文學流派的翻譯也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然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圍繞文學“為人生”還是“為藝術”而展開的論戰開始使得在歐洲文學母體中以歷史更迭和交織并存態勢出現的詩學理念“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在中國語境中的同一個歷史平臺上展開廝殺，爭奪話語權。19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接受馬克思經典作家對現實主義的理論闡釋之后，現實主義在中國取得主宰性的地位。1930年代末至40年代，民族危亡、內戰頻仍，民族話語高于個人話語的歷史語境進一步將“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推到前臺，“以農民為主體的戰爭文化規范悄悄取代了‘五四’以來逐漸形成的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現代文化。戰爭高于一切，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性意識與反社會意識都受到嚴重削弱，文學上的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難以為繼……”（陳思和，2001:382）這樣，“五四”新文學時期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漸被現實主義一枝獨秀所取代。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新中國文藝思想的指導綱領，現實主義唯我獨尊的正統地位也就在“十七年”的政治話語語境中得以合法地確立。

其次，作為“十七年”中國英美文學翻譯選擇權威參照系的蘇聯翻譯界和外國文學界對英美現實主義文學的推崇，對剛剛起步的新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界無疑亦是影響巨大。事實上，早在俄國時期“現實主義”一詞在俄羅斯文學評論界就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正如美國文學批評家韋勒克（RenéWellek）所指出的：“在俄國，現實主義就是一切。在那里人們甚至竭力尋找過去時期的現實主義?！保f勒克，1999:229）還在1836年，著名的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就采用德國人弗里德里?！な┤R格爾在《真實的詩》中使用的“現實主義”一詞來評論莎士比亞和司各特。而當俄羅斯文學進入蘇維埃時期以后，現實主義已經逐漸變異為被蘇聯官方規定為唯一合法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了。在蘇聯學者看來，現實主義是一切文學創作方法的最高境界，而其他有別于現實主義的創作傾向或流派，如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則統統被帶上“反現實主義”的鐐銬。而通過對“反現實主義”的遮蔽、扼殺，文學空間所呈現的實際上是“現實主義”一元化的美學形態。

現實主義既是蘇聯唯一合法的文學創作方法，也是蘇聯翻譯界用來甄選、規約外國文學的重要標準。就英國文學而言，蘇聯學者肯定了“文藝復興”以來至19世紀的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出于借鑒的目的，“十七年”中國翻譯的幾本蘇聯學者編寫的英美文學史如《英國文學史綱》、《英美文學史教學大綱》以及涉及英美文學的外國文學史如《十八世紀外國文學史》、《西歐文學簡論》等，基本上都反映了這個傾向。蘇聯學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將英國現實主義傳統溯源至14世紀肩負中世紀與新時代使命的詩人喬叟。他說“：從這個‘朝圣’（《坎特伯雷故事集》）開始了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榮道路給世界以偉大藝術珍品?！保ò⒛峥怂固?，1980:58）這些文學史常常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和別林斯基、高爾基等文藝界權威對英美文學譯作的閱讀事實與喜愛來作為評判這些作品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根據《譯文》編輯部編寫的《外國文學參考資料》（1958年第2期，內部刊物）中“國外文藝動態”欄《蘇聯大量翻譯外國作品》一文的報道，英國文學作品在蘇聯翻譯出版的品種和印刷數居蘇聯外國文學翻譯的第三位。英國作家的作品用54種語言出了32,414版，約650萬冊。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笛福（DanielDefoe）、斯威夫特、高爾斯華綏（JohnGalsworthy）和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等被列入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

對美國文學的翻譯，蘇聯文學界同樣也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作品選擇的一個重要標準。斯皮勒（RobertE.Spiller）在《美國文學史》關于美國文學在世界各國的傳播一章中，指出蘇聯對美國文學的翻譯選擇模式有別于其他歐洲國家對美國文學的翻譯選擇。他說：“從一開始，如果小說在創作方法上是現實主義的、幽默的或英雄主義的，反映民主思想的，講述的是關于大城市生活的，關于邊疆冒險就更好，刻畫的角色是美國勞動大眾的代表，那么這樣的作品就會贏得他們的青睞?！保⊿piller,1957:1384-1385）根據斯皮勒的《美國文學史》，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的25年（1918-1943）里，共有217位美國作家的作品被譯成俄文，印數達3678.89萬冊，其中翻譯最多的前三位作家分別是杰克·倫敦（JackLondon,1036.7萬冊）、馬克·吐溫（MarkTwain,310萬冊）和厄普頓·辛克萊（UptonSinclair,270萬冊）。（同上：1386）前三位的印數竟占總印數的5成左右。

在現實主義主宰“十七年”中國翻譯語境的“詩學”話語和蘇聯英美文學翻譯選擇傾向的巨大影響下，英美現實主義傳統文學獲得了“十七年”中國譯入語語境的特別青睞。英國文學方面，被匯入現實主義大軍而納入翻譯范圍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戲劇，啟蒙時代笛福、斯特恩、斯威夫特、菲爾丁、斯摩萊特（TobiasGeorgeSmollett）等人的現實主義小說，謝立丹（RichardSheridan）的戲劇、布萊克（WilliamBlake）、彭斯的詩歌，司各特（WalterScott）的歷史小說，維多利亞時代薩克雷、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CharlotteBront）、蓋斯凱爾夫人（ElizabethGaskell）、哈代（ThomasHardy）、高爾斯華綏等人的小說，蕭伯納（BernardShaw）的戲劇等等。其中，莎士比亞（35種）、狄更斯（16種）、高爾斯華綏（9種）是“十七年”中國翻譯最多的三位英國作家。在美國文學方面，被視為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和詩人如馬克·吐溫、杰克·倫敦、德萊塞（TheodoreDreiser）、斯坦貝克（JohnSteinneck）、歐·亨利（O.Henry）、惠特曼（WaltWhitman）等人獲得了“十七年”中國翻譯界的大力推介，其中馬克·吐溫（30種）和杰克·倫敦（23種）是這一時期中國翻譯得最多的美國作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美（所謂的消極）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學在同時期的中國翻譯界遭到了冷遇。關于是否要破壞作家的創作情緒的觀點則對如何處置那些抒情言志、表現現代人思想的流派作了政治上的最高指示。他說：“那么，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保?，2002:79）對于外國文學來說，盡管“十七年”中國譯入語語境無力干涉外國作家的創作自由，限制其創作方法，但卻能通過拒絕翻譯這些作品來阻止這種創作情緒在譯入語語境中的傳播、接受并產生影響。從以上所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新中國建立后的最初十七年這樣特殊的接受語境里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只可能讓現實主義文學、特別是英美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翻譯呈現一枝獨秀的局面，而讓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集體失聲。與之相比，浪漫主義文學的境遇稍稍好一些，但也難免被修枝剪葉的命運。

二、尋找光明的背面

表面上看，新中國成立后頭十七年的外國文學翻譯是從現實主義的詩學角度來擇取英美文學作品的。現實主義文學作為英美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傳統，新生的共和國本著尊重、借鑒他者文學遺產以建設、發展自己的文化事業的宗旨，作出這樣的翻譯選擇似也無可厚非。然而如果我們深入探究一下蘊藏在這一翻譯選擇背后的深層原因，那么將很容易發現，對英美現實主義文學的翻譯選擇骨子里實際還是在奉行“十七年”中國特殊語境下那個“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方針，同時又是在當時蘇聯的政治文藝話語的巨大影響下進行的。因此，這一翻譯選擇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它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翻譯的選擇，而是新中國“十七年”獨特文化語境中的一個充滿政治意味的翻譯行為。在跨越時空的文化傳遞行為中，譯入語語境中的現實主義概念已經與其脫胎其中的文學母體漸行漸遠。在蘇聯政治話語的囹圄中，作為抽象藝術審美概念的現實主義術語已經被異化為一個超越了單純文學意義的政治話語，并進一步被肢解成染上了濃重意識形態色彩的兩個子術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

作為蘇聯唯一合法的文學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將創作的目標局限于凸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無產階級的先進性：“我們的文學充滿了熱情與英雄氣概。它是樂觀的……因為它是上升階級—無產階級—唯一進步和先進的階級的文學。這種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方法，就是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保ㄈ盏ぶZ夫，1959:21）因此，客觀反映現實/真理的創作方法就演變成了對現實的理想化和脫離實際的美化。在這種旨在表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光明和英雄主義的文藝話語的規約下，文學創作充斥著對現實的理想主義甚至不符合實際的描繪，無視甚至有意遮蔽社會的病痛之處。著名作家王蒙在反思蘇聯文學的“光明夢”時曾指出：“蘇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法也帶來了負面的結果。它是現實主義的繼承，也是對現實主義的背離，粉飾太平的自己安慰自己的幻想的真實正在取代嚴峻的真實?！保ㄍ趺桑?993:58）這種粉飾太平的結果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中，現實主義對真實/真理的追求不見了，只剩下政治的烏托邦。

如果說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真正內涵的背離在于它將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想象作為對現實的表現，那么蘇聯視域下的歐美文學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則反映了它的另一個極端：將文學等同于赤裸裸的他者社會問題的揭示以及對他者社會問題的批判。高爾基關于資產階級“浪子文學”的定義就帶著蘇聯強烈的政治烙印。他在1934年8月17日舉行的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蘇聯的文學》中，將西歐作家分成兩派：“一派是贊揚和娛樂自己的階級的……另一派為數不多，只有幾十個，是批判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他們都是自己階級的叛逆者，自己階級的‘浪子’……資產階級的‘浪子’的現實主義，是批判的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揭發了社會的惡習，描寫了個人在家庭傳統、宗教教條和法規壓制下的‘生活和冒險’，卻不能夠給人指出一條出路。”（高爾基，1960:17-19）因此，如果說蘇聯文學意在創造社會的光明夢想，那么蘇聯對歐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曲解則意在借他者的“逆子”之口臆造對峙社會的“夢魘”，并通過文學翻譯的途徑培養本土讀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緊跟著蘇聯話語的中國在翻譯歐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上所奉行的政策自然也是與蘇聯如出一轍。暴露敵人的“黑暗”成了文學創作及文學翻譯的一個迫切任務。1949年《翻譯月刊》的“創刊詞”《翻譯工作的新方向》對如何對待“帝國主義”文藝作了方向上的規定，指出對帝國主義的思想文化的介紹要先經過翻譯工作者的清濾，通過翻譯工作者的精密深入地了解帝國主義思想文化，它的腐敗性、反動性等等，針對帝國主義思想的弱點，進行有效的攻擊與戰斗（孫思定，1949:3）。同時在批判他者的同時教育本土讀者熱愛自己的社會。這從當時的一段文字可窺見一斑：“解放后，西歐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繼續介紹到中國，對中國的讀者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和美學價值……今天，我國人民仍然可以通過這些文學作品了解舊時代的特點，舊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更進一步認識過去社會的丑惡面目。因而也使他們更加熱愛現今的社會，更積極地去創造美好的未來。”（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57級全體同學，1960:202）朱虹在《論薩克雷的創作》一文中對狄更斯、薩克雷等英國作家創作主題的歸納，非常具體地點明了為何這些“浪子”作家會成為“十七年”新中國外國文學翻譯的熱點的原因。她說：“關于資本主義大都會的繁榮及其陰暗角落；關于勞動人民受凌辱的生活及其反抗；關于剝削階級的腐朽墮落以及他們之間的互相傾軋以及在這種大魚吃小魚的普遍競爭中許多小人物的命運等等，都在狄更斯、薩克雷、勃郎特、特羅洛普、蓋斯凱爾夫人等人的作品中得到生動的反映?！保ㄖ旌纾?963:22）在他者文學中尋找光明的背面—黑暗，既直接對他者社會現實進行批判，引以為戒，也是百廢待興的新社會對自己所選擇的“光明”的社會制度—蘇聯模式的間接肯定。

三、“十七年”對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

除了揭露和批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沒落和黑暗外，當時的蘇聯文藝界還提出了另一個判斷文學作品價值的標準—人道主義，并且也把它作為評判歐美“浪子文學”即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價值的標準。然而，對于1950年代的新中國而言，“全民政治化的目的在于保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抵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襲，而人道主義則被視為最易突破社會主義的‘糖衣炮彈’，無論怎樣提防都不為過?！保ㄍ踅▌?，2004:251-252）因此，從一開始，“十七年”中國的翻譯語境就是在高度警惕的態度中迎接這些來自他者世界的“浪子文學”的。事實上，對新中國而言，從1950年代初起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就從來沒有消停過：1951年批判的是“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1957年批判的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些批判都直接影響了對英美文學的翻譯。根據《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1951─52年是50年代英美文學作品翻譯得最少的兩年：1951年翻譯的英國文學作品為6種，1952年僅為3種；美國文學1951年為8種，1952年為9種。而從1957年“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開始，盡管在“”等運動的刺激下，外國文學的翻譯也跟著加快了速度，但此時中國文化界對歐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已經從肯定的態度轉變為對其大加批判。

“從1949年以后的現代性實踐經歷看，革命者傾心的一直是思想的斗爭、精神的高揚、心靈深處的革命。”（藍愛國，2003:6）因此，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中那些被“十七年”譯入語語境建構起來的單薄的“批判”外衣很難抵御“革命”的狂轟濫炸。這些作品所蘊含的人道主義內核成為了“十七年”譯入語語境所不能容忍的異類。50年代末，一批批判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文章應運而生，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當時重新評價歐美文學的態度。卞之琳等人提出，對于外國古典文學作品，要“從今日的高度看這些作品，本著‘政治標準第一’的精神，首先分析其中的思想傾向?！保ū逯盏?，1959:72）馮至指出“：為了配合反修正主義的斗爭，我們要站在共產主義的高度上，對于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文學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批判，給以重新的估價”。（馮至，1960:56）與這些聲音相應和的是文藝界的大批判運動。著名翻譯家吳巖回憶說：“‘’之后上?！鲄f’就大張旗鼓地開了四十九天的會，大批十八、十九世紀文學，認為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毫無用處……不久的‘反修’，查創作中的‘修正主義’，凡描寫戰爭殘酷，有宣傳人性論味道的字句、段落，都認為是修正主義。最后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只剩下亞非拉和內部發行的《黃皮書》。”（吳巖，1998:52）在這種情勢之下，進入1960年代后新中國的英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也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境地。那些反映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英美小說遭到了重新盤查。1955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楊必翻譯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的《呼嘯山莊》。小說塑造的男主角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曾被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抗者而受到重視。但是1960年《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中的個人反抗問題》一文卻對《呼嘯山莊》提出了批判，認為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作家歌頌個人反抗，肯定個人主義，也就會宣揚蔑視群眾的個人英雄主義。文章認為希斯克里夫是一個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者（朱于敏，1960:83-86）。不僅如此，該文還對曾經被馬克思贊美過的夏洛特·勃朗特的《簡愛》（李霽野譯，1936年出版，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提出批評：“本來，既然個人反抗注定要失敗，寫出這種失敗正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成功的一個標志。而像《簡愛》那樣為個人反抗勉強安排了虛假的‘幸?！瘹w宿，結果就多少抵消了作品的現實主義力量。”（朱于敏，1960:86-87）連著名外國文學研究者馮至也對《簡愛》中的愛情觀提出批評：“我們教育青年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獻身革命事業，有人卻認為愛情至上，把愛情絕對化、神秘化，沉溺于感傷主義小說和浪漫主義詩歌里，甚至于從《簡愛》一類的小說里去尋找如何對待愛情的道理?！保T至，1964:15）隨著這些批判聲音成為當時外國文學批評的主流，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專門組織了一批作者，推出一套重新評價已經翻譯出版過的西方文學作品的小冊子。與英美文學有關的著述有：《論伏尼契的<牛虻>》，《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論哈代的<苔絲>》、《論哈代的<還鄉>和<無名的裘德>》，《論艾米利·勃朗特的〈呼嘯山莊〉》，等等，其目的是“幫助青年讀者正確地理解這些作品，取其長處，免受其不良影響。”（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專業57級全體同學，1960:206）

四、狄更斯與馬克·吐溫作品的翻譯

狄更斯和馬克·吐溫是“十七年”期間中國翻譯界給予特別青睞的兩位19世紀英美作家。從翻譯的數量來看，在英國作家中，狄更斯所受到的關注僅次于莎士比亞。從1950年到1963年，狄更斯作品的中譯本有16種，而馬克·吐溫作品的中譯本高達30種，在“十七年”被譯介的美國作家中排在首位?？梢哉f，這兩位作家的所有重要作品基本上都被譯成了中文，有些作品甚至出現重復翻譯出版的現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兩位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普通勞苦百姓的同情，以及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各種腐敗、黑暗的時弊所進行的猛烈抨擊，十分符合“十七年”中國譯入語語境對所謂“歐美資產階級進步作家”的期待。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正值中美關系劍拔弩張的“冷戰”時期。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加入了“抗美援朝”的戰爭，文藝界也隨即展開了對美國社會的批判。在這樣的語境中，狄更斯首先是作為一名“揭露”美國社會丑惡現象的英國作家被介紹給新中國讀者的。狄更斯曾經兩度訪問美國（1842年和1867-68年）。1842年，狄更斯訪美歸來后寫下《游美札記》談他對美國的印象，對美國的奴隸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批判。1950年《文藝報》第2卷第4期刊載了一篇譯自蘇聯《環球雜志》的文章《狄更司筆下的美國》（自生譯），《翻譯月刊》1951年第4卷第3期翻譯刊載蘇聯人契爾尼亞克的文章《狄更斯的美國丑惡暴露》（星原譯）。這兩篇文章根據《游美札記》中的一些內容斷章取義地把狄更斯塑造成了一個敢于揭露美國社會丑惡現象的英國作家。在后來關于狄更斯小說的評價上，蘇聯學者主要就是從狄更斯對英國社會的批判入手的。狄更斯是蘇聯重點翻譯介紹的作家，遠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十月革命”之前，俄國就已經有了3部不同的狄更斯全集的俄文譯本?！笆赂锩币院螅刈g的狄更斯小說也有十多部。在蘇聯，狄更斯被稱為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創始人和最偉大的代表。因此，從“十七年”新中國文學界對英國文學翻譯的選擇要求來看，獲得蘇聯認可的狄更斯毫無疑問是一位“政治正確”的作家。20世紀50年代，中國關于狄更斯作品的評價依據基本出自蘇聯學者。總的來說，這些評論在“思想觀念與研究方法上都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內容，特別強調的是作品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和揭露暴露，對下層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情，以及現實主義創作的運用等等?！保ǜ鸸痄?，2003:207）從“十七年”中國翻譯的狄更斯的作品來看，那些被認為最能反映現實、揭露社會丑惡現象的小說最受重視，甚至被重復翻譯。狄更斯有多種作品被重復翻譯，DavidCopperfield（1849）有三個譯本《大衛·科波菲爾》（董秋斯譯，1950）、《大衛考柏飛》（林漢達譯述，1951）、《大衛高柏菲爾》（徐天虹譯）；AChristmasCarol（1843）有3個譯本，《圣誕之夢》、《圣誕歡歌》、（吳鈞陶版）《，圣誕歡歌》（汪然版）；OliverTwis（t1837）有兩個譯本《奧列佛爾》（蔣天佐版）和《霧都孤兒》（熊友榛版）。而像DombeyandSon（《董貝父子》，1848）、BleakHouse（《荒涼山莊》，1852）這兩本被阿尼克斯特視為“調和階級矛盾”或“描繪的圖畫具有很大的陰郁性特點”（阿尼克斯特，1959:400）的小說則未受到重視，前者只是被節譯（《世界文學》，1961年，第7、8號），后者則未被翻譯。在50年代后期開始的“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運動中，評論界對狄更斯的評價顯然來得比蘇聯兇猛。1960年，楊耀民等人的文章《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中的勞動人民形象》，批判狄更斯的《艱難時世》（1954）中的階級調和論，認為狄更斯作為資產階級作家，宣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之類的思想，要勞動人民放棄斗爭，歸根到底是有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楊耀民、干永昌、張羽，1960:35-36）。1957年，《霧都孤兒》和《艱難時世》被譯之后，“十七年”后期狄更斯的其他小說就沒再以單行本的形式翻譯出版。因此，1957年之后，狄更斯小說的價值也就基本上只有研究中的批判意義了，這種局面直到“”結束以后的“新時期”才得以改觀。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情形與狄更斯一樣，“蘇聯差不多每一個兒童都讀過馬克·吐溫的《湯姆·索耶傳》和《哈克貝利·芬傳》；蘇聯各大學的文學系對馬克·吐溫的作品作過許多次的專題研究。”蘇聯的認同確保了馬克·吐溫在“十七年”中國語境中的翻譯一路暢通，成為“十七年”中國翻譯最多的美國作家。在“十七年”中國語境中，TheAdventuresofTomSawyer（《湯姆·索亞歷險記》）多達7種譯本，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有2種譯本，ThePrinceandthePauper（《王子與貧兒》）有3種譯本，LifeontheMississippi（《密西西比河上》）有3種譯本，TheManThatCorruptedHadleyburgandOtherStoriesandSketches（《一個敗壞了哈德勒堡的人》）和Pudd’nheadWilson（《傻瓜威爾遜》）都各有2種譯本。

“十七年”中國文化界關于馬克·吐溫的評論

首先是蘇聯學者P.奧爾洛娃的《馬克·吐溫論》。奧爾洛娃通過對馬克·吐溫作品的分析，認為“吐溫經歷了一條艱難曲折的創作道路：從早期作品中輕松的詼諧轉向于認識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并最后發展到敵視和否定帝國主義的美國。吐溫是那些雖然與無產階級革命斗爭還有很大距離、卻會嚴厲地批判了帝國主義的作家之一。（”P.奧爾洛娃，1954:157）1960年是馬克·吐溫逝世50周年紀念。

周玨良的《論馬克·吐溫的創作及其思想》也強調吐溫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時受50年代末“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運動的影響，作者還從吐溫作為資產階級作家的身份對其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批判提出批評（周玨良，1960:130-132）。1961年，蘇聯學者包布洛娃的《馬克·吐溫作品中的華僑工人的形象》）則從馬克·吐溫描述中國人的小說和他對中國的態度的政論文章中，揭示馬克·吐溫對美帝國主義的抨擊和對中國的友好態度，“馬克·吐溫—人道和正義的，富有熱情的人—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保ò悸逋?，1961:118）與此同時，蘇聯模式研究中關于馬克·吐溫反對種族歧視、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特點也通過翻譯的形式傳播給讀者。60年代，全球范圍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風起云涌?！妒澜缥膶W》1960年7月號刊載老舍的文章《馬克·吐溫──‘金元帝國’的揭露者》。在文中老舍指出：“我們尊重吐溫留下的文學遺產，因為它里面鮮明地反映出美國人民的一個優良傳統：熱愛和平和民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反對殖民主義?！保ɡ仙幔?960:131）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克·吐溫的《赤道環游記》（FollowingtheEquator,1897）。馬克·吐溫在1895─1896作了一次環球旅行?！冻嗟拉h游記》正是這次環球旅行歸來寫下的一部游記，描寫世界各地包括原英國殖民地澳大利亞、印度等地的風土人情，歷史習俗。老舍認為，“《赤道旅行記》雖然只是一部旅途隨筆，卻有反對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重大意義。吐溫在他的環球旅行中看到了一些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生活。他憤怒地揭發了白種侵略者給他們帶去的‘文明’?！保ɡ仙?，1960:129）譯者常健在“譯后記”中這樣寫道，“我們可以通過它的作者對帝國主義所作的勇敢的揭露和譴責，重溫一遍殖民主義的罪惡的歷史，同時也可以看到它的作者所沒有看到的世界人民就要把殖民主義葬入墳墓的前景。”不過，這部書中許多內容與譯者所設想的相去甚遠，譯者不得不為這部“美國文學中第一部反對殖民主義的名著”作種種后續解說，“由于作者受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限制和某些資產階級傳統見解的束縛”，把印度士兵大起義說成“大叛亂”，受白人優越論的影響，贊美一個舍己救人的神父等等。然而，這些翻譯的周邊文字恰恰展示了翻譯所無法抹去的他者的真實印跡，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翻譯試圖到達的目標：批判資本主義。

五、批判現實主義：誰的批判

綜合本文所述，在中西政治文化對峙，他者缺席的歷史語境中，“十七年”中國翻譯研究界將目光投向19世紀英美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作家，以語言建構即社會建構的天真設想，將狄更斯和馬克·吐溫等已經故去的英美現實主義作家作為自己的“同盟軍”，將他們的文學作品作為了解那些當時與中國相對峙的社會如英國、美國等的窗口，試圖在他者的歷史中尋找他者現實社會的黑暗，用以對彼時他者的批判。例如，《游美札記》的“譯后記”中這樣寫道，“雖然狄更斯寫的只是個人的感受，表面的現象，但是卻是他親身的見聞，忠實的記錄，使我們讀來，可以知道，現在的美國統治階級，那樣兇惡，那樣殘暴，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是由來已久的，是過去的繼續和發展。所以狄更斯對美國的這些暴露，即便在現在，仍舊有它的歷史的和一定的現實意義?！比欢@種將他者歷史化的努力不但徒勞無功，也為他者留下了一個笑柄。1979年，陳焜在反思新中國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的文章中那個關于“狄更斯死了”的笑話令人深思：“據說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派留學生出國，外國人發了些議論。一位英國記者說，他們歡迎中國留學生去英國，因為到了英國，中國人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已經死了。妙語成趣，這句俏皮話當然把我們挖苦得很苦?！囊馑即蟾攀侵v，狄更斯是十九世紀的作家了，不要再用他看當日英國的眼光來看今天的英國了；情況改變了，不要再把奧列佛爾要求多給一點食物的英國看成現在的英國了?！保悷j，1979:28）而將“浪子”、“叛逆”的帽子任意扣在這些作家的頭上也是難以讓更接近真相的源語讀者茍同的。

即使馬克·吐溫在本土遭遇兩種不同的歷史命運，美國的讀者始終相信馬克·吐溫是深愛著美國的（董衡巽，1985:22）。同樣，在英國主流文學評論界看來，狄更斯對他身處時代的貧窮、丑惡的細致描述并不證明他對社會的仇恨，而是揭示了狄更斯的仁愛之心。利維斯在分析《艱難時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他（狄更斯）興致勃勃地觀察著城市（以及郊區）景致所呈現出來的富有人情味的人性。當他在丑惡、齷齪以及陳腐中看到──這是他非常樂意看到的──日常顯露的人性之善以及基本美德伸張自己的時候，他的反映乃是一顆溫暖的同情之心，里面完全沒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厭惡感。”（利維斯，2002:392）由此可見，他者缺席的批判現實主義只是自我對他者現實一廂情愿的批判，而那批判聲中總帶著的牽強附會的作者“局限性”的尾音恰恰使這種批判產生的尷尬效果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