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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期刊翻譯概況

民國時期刊物眾多，具體來看，登載外國文學譯文的刊物主要有三類：首先是一般性的雜志，雖然不是專門的文學期刊或翻譯刊物，但出于文化啟蒙以及促進社會變革等目的，也刊載了一定的外國文學作品，并產生了較大影響，這類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國》《現代》等；其次是文藝期刊，尤其是文學社團的機關刊物，如文學研究社的《文學旬刊》，創造社的《創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學衡派的《學衡》等，都將外國文學的翻譯作為刊物的重要內容；最后在30年代還出現了專門譯介外國文學的雜志如《譯文》《西洋文學》等，為該時期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以上各類刊物由于譯介外國文學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學傾向的差異等，在譯介的方式、內容和側重點方面也多有不同?！缎虑嗄辍吩诿駠鴷r期的外國文學翻譯中起到了先導性的作用。據統計，1915～1921年的6年時間里，該雜志共發表了約128篇翻譯作品。其中日本文學作品數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譯作品的27%。其次是俄蘇文學作品，共有18篇，占總數的14%，重點譯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爾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爾等，譯者則包括了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主要受利益驅動，以滿足讀者需求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學性，不以藝術價值為評判標準，而相對注重文學的可讀性和娛樂性，對國外通俗文學譯介較多。但自《新青年》開始，文學翻譯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會性，將外來文學翻譯作為引進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徑和方式。在辦刊之初，陳獨秀就提出“，西洋所謂大文豪，所謂代表作家，非獨以其文章卓越時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缎虑嗄辍吩群蠓g了屠格涅夫、王爾德、易卜生等國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國內的首次翻譯。對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譯，更突出體現了該雜志的翻譯特點。胡適對此有準確的評述，《新青年》譯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戲劇輸入這些戲劇里的思想”，他們“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藝術家的易卜生，乃是社會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這一點，認為在《新青年》的翻譯中，易卜生并不是作為戲劇家和作家，而是“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新運動的象征”。除一般性雜志之外，在民國期刊中，對外國文學翻譯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藝期刊。如有學者所說，當時“幾乎所有的文學刊物每期都有幾篇翻譯文學的作品發表”，而一些文學社團的機關刊物，如《小說月報》《創造》季刊、《新月》《學衡》等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缎≌f月報》創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擔任主編后，改變了原有的編輯方針，特別提出“移譯西歐名著使讀者得見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樓閣之憾，尤為重要”。由此，《小說月報》成為民國時期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陣地，僅1921～1931年的10年間，該雜志就譯介了外國文學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來自幾十個國家。同時作為“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其翻譯也反映出了該社團的文學傾向，即重視俄國、法國、北歐等國家尤其是“被損害民族國家”的現實主義作品。而作為創造社的刊物《，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等更多表現出重浪漫主義的傾向，其譯介重點包括了盧梭、歌德、海涅、拜倫、雪萊、濟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義作家。由于創造社成員如郁達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學日本，雜志對日本文學的譯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學方面，這與新月社成員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的英美留學背景有關，由于深受英美文學的浸染和影響，他們在對外來文學的翻譯中側重選擇英美近現代作家作品，表現出與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不同的傾向。其譯介重點有英國作家濟慈、哈代、曼斯菲爾德等，對英美現代主義作家如艾略特、伍爾夫、勞倫斯、奧尼爾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譯，填補了國內此前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翻譯中的空白。除此之外，還有未名社創辦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對蘇聯、日本以及法國文學等多有譯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學期刊因各種原因終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學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涣硪环矫婵谷諔馉幈l，社會局勢混亂，文學翻譯一度出現沉寂。但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多個專門刊載譯文的期刊，如《譯文》《西洋文學》等，使外國文學翻譯在艱難的時期仍然得以持續。《譯文》創刊于1934年，是我國最早的專門譯介外國文學的刊物，而創刊目的則如茅盾所說，“是供少數真正想用功的人作為‘他山之石’的”。在翻譯題材選擇方面，該刊沒有特定的限制，但從其發表的文章來看，雜志在廣泛涉及各國文學的同時，仍然側重蘇聯文學以及現實主義作品的翻譯，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發起者、主編魯迅的文學傾向和主張?！段餮笪膶W》存在時間較短，自1940年9月創刊，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國文學翻譯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貢獻。在譯文選擇方面，《西洋文學》更看重詩歌，曾刊發多位英國詩人作品，如拜倫、雪萊、柯勒律治、華茲華斯、葉芝、喬伊斯等，尤其是對于喬伊斯的譯介（該刊譯為“喬易士”），在喬伊斯去世的兩個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傳、詩歌、小說、評論等，內容全面，反映出了當時國內期刊對于國外當代文學事件的迅速反應，同時也體現了編者的獨特眼光。

二、民國期刊譯介外國文學編輯策略

民國時期各類期刊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一方面繼承了晚清以來文學翻譯的余波，另一方面也與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文化需求有關，為了“別求新聲于異邦”，達到文化與文學變革的目的，當時的文人學者大力引介外來文學，并將文學作為傳遞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國作家作品在中國的傳播，畢竟存在著語言與文化的隔膜，為此各期刊在外國文學譯文的編輯方面也采取了各種不同的策略，從而有效地消除閱讀障礙，推動了作品在讀者中的閱讀與接受。以“專號”“特輯”等方式對重點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國期刊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策略。相對于書籍出版，期刊的翻譯更加迅捷、及時，但也存在著譯介零散、不系統的問題，而有關外國文學的專號、特輯的出現，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專號（特輯）多圍繞特定作家或主題進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專號”，是我國期刊發展史上第一個作家專號，為此后的期刊譯介外國文學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說月報》先后推出安徒生、拜倫、羅曼•羅蘭等作家專號，《西洋文學》推出“拜倫專欄”“喬易士特輯”“葉芝特輯”。也有專號圍繞更廣泛的主題進行，如《小說月報》推出的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被損害民族文學、非戰文學專號等?！皩Ｌ枴薄疤剌嫛钡某霈F，一方面與編譯者的文學傾向有關，體現出編者在一定時期內對外國文學的關注重點；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期刊本身對外界事件的迅速反應。1932年高爾斯華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年《現代》刊登“約翰•高爾斯華綏特輯”。1933年2月蕭伯納來華，在接下來的3月份國內期刊中出現3個專號，分別是《論語》“蕭伯納游華專號”、《青年界》“蕭伯納來華紀念”、以及《矛盾》“蕭伯納氏來華紀念特輯”。一些外國著名作家的誕辰、紀念日等也成為開設專號的好時機，1924年拜倫逝世100周年《，小說月報》推出紀念號“拜倫專輯”；1923年，《創造》也推出了“雪萊紀念號”；類似的還有1932年《現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輯”等。從以上專號的內容來看，以國外近現代作家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亞特輯在民國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現，1937年《新演劇》《戲劇時代》分別推出“莎士比亞特輯”，1941年《戲劇春秋》為莎士比亞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亞紀念輯”，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專輯”。

特輯、專號往往包括了作家小傳、作品譯文、相關評論等內容，對作家作品做出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呈現，從而有效推動了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以“編者注”或“譯者注”的形式對外國文學作品進行介紹，也是民國期刊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策略。雖然自晚清以來，隨著翻譯業務的逐漸發展，國內讀者早已接觸到國外的文學，但民國期刊中出現的大多數作家作品對當時讀者來說仍然是陌生的，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動外來文化與思想的傳播，各期刊往往會在刊發譯文的同時，對作家作品加以說明，內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紹、創作背景等，編者（或譯者）有時也會對作品做出點評，這些或長或短的注解構成了讀者在閱讀譯文之前的“期待視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讀者對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創造》季刊登載了多首雪萊詩歌譯文，詩前都有一段文字，不僅介紹了詩歌創作的時間、地點、緣起，同時也多有短評，如認為《西風歌》（OdetotheWestWind）“原詩音調極其雄厚，真如暴風馳騁，有但丁之遺風”。而更明顯地體現出這一點的是《學衡》的翻譯，在譯介外國文學作品時，《學衡》編輯經常會加入“編者注”，有意識地引導讀者閱讀。以1925年第39期華茲華斯詩歌翻譯為例，在譯文前編者先以“按語”的形式對華氏文風做出介紹，認為其詩“高曠之胸襟，沖和之天趣，而以簡潔明顯之詞句出之，蓋有類乎吾國之陶淵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詩也”。將華茲華斯與中國古典詩人相提并論。而對于下文所譯“露西”組詩第二首的解讀，“按語”也從中國古典詩歌托物喻志的傳統出發，認為該詩“蓋威志威斯（華茲華斯）理想之所寄托”。通過“編者按”的形式《，學衡》編輯對華茲華斯這位浪漫主義詩人“改頭換面”，使其帶有了中國古典詩人的色彩，并進一步實現了借外國文學來彰顯古典文學價值的目的。圖文并茂，以插圖的形式使讀者獲得對外國文學更直觀的認識，是民國期刊譯介和推廣外國作家作品的又一個策略。插圖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讀者對外國作家產生直觀印象，消除距離感，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為民國期刊在推介外國文學時經常采用的編輯策略。如1923年14卷9號的《小說月報》推出“太戈爾號”，封面即印有泰戈爾像，刊內除登載泰戈爾作品譯文以及各類評論文章之外，還附有7幅插圖，分別是“太戈爾像”（兩色版）“、一八七七年時的太戈爾”“壯年時的太戈爾”“幼年的太戈爾對他父親唱歌”“太戈爾的手跡”“在美國時的太戈爾”（2幅）。1924年15卷4號《小說月報》刊登“詩人拜倫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圖，包括了拜倫不同時期的畫像，詩人手跡以及故居圖片等。插圖的加入使紀念特輯有點有面，詩人形象更加生動可感，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外國作家作品在國內讀者中的傳播。1925年魯迅的小說《傷逝》中就曾提到“一張銅版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志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同時還提到了“雪萊淹死在海里的紀念像”?！秱拧返墓适驴赡苁翘摌嫷?，但其中提到的這一細節卻真實反映了雜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讀者中的影響。一些外國作家如拜倫、雪萊等的偶像氣質，及其在青年讀者心中的深刻影響，都與期刊中頻繁出現的作家肖像有關。

三、民國期刊與外國文學譯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對翻譯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國時期外國文學的翻譯與傳播。一方面，與書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價格低廉，覆蓋的讀者群體也更廣泛，通過期刊的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在國內傳播的時間大大縮短，同時也有機會面對更多的受眾。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與靈活性，也使其容納了更多樣的外國文學作品，從而使國內文學翻譯更加豐富和多元化。民國期刊對于外國文學譯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觀上促進了譯者隊伍的發展。從譯者身份來看，當時期刊譯文的來源主要有3種途徑，一是名家征稿，現代文學史上知名的學者、作家如胡適、魯迅、周作人、徐志摩、聞一多、沈雁冰等，同時也是外國文學的翻譯名家，他們大多有國外留學的背景，精通一門或幾門外語，因此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同時也為多家雜志供稿。張芝聯在回憶40年代的雜志編輯時，就提到“當時滯留上海的著名翻譯家”，以及“西南聯大的一些成名譯者”都曾為《西洋文學》提供稿件。另一種來源是期刊編輯的譯稿以及自組稿件，如前文所述《學衡》出現的一詩多譯，主要譯者都是主編吳宓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期刊所選譯文則是他們在翻譯課上的作業，其中陳銓、賀麟、張蔭麟等后來都成為我國著名的翻譯家。還有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讀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統的翻譯專號之前，期刊都會提前發出通知向讀者征稿，如《論語》第52期發出消息征集譯文，并在第56期時推出了“西洋幽默專號”。

徐志摩也曾在《晨報副刊》發表《征譯詩啟》，列出6首英語詩歌原文，并向讀者征集譯文。期刊對翻譯作品的大量需求，推動了譯者隊伍的壯大，也進一步促進了文學翻譯的繁榮。期刊的譯介及其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促使單行本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外國文學的傳播。由于期刊的靈活性與快捷性，很多外國作家作品都首先在期刊中得到譯介，在產生一定影響后才出版單行本。如我國對莎士比亞作品的介紹，雖然很早就開始，但真正以白話文和完整劇本的形式介紹莎翁劇本，是1921年《少年中國》2卷12期刊登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譯者為田漢，該劇本于次年作為《莎氏杰作》的第一種由中華書局出版。1922年田漢又翻譯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刊載于《少年中國》4卷1期，后作為《莎氏杰作》第六種出版。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一般來說，期刊的翻譯都早于譯本出現，在經過了期刊的譯介，并在讀者中積累了一定的人氣之后，外國作家作品才能夠進入出版商的視野，因此期刊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前站。此外，也有一些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只出現于期刊中，而并未出版其他譯本。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作品如短劇、詩歌等，并不適合出版單行本。同時一些非名家名著，在讀者中影響不大，缺乏接受的基礎，也導致單行本的缺失。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反映了期刊譯介的豐富性和多樣化。民國時期，各類期刊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不僅使讀者更廣泛地接觸到外國文學作品，同時也進一步展示出該時期文學翻譯的完整面貌，構成了現代文學翻譯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喬艷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長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