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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作品中的文化重構

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需要按照符合目的語文化和目的語讀者預期的預設進行文化意象重構。這就要求譯者首先對自己頭腦中儲備的文化預設相關信息全面了解，同時要努力提高自己對譯入語文化的了解和把握能力，其次要具備雙文化能力。在中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鬧天宮》反映的是孫悟空大無畏的叛逆精神，為中國人所樂道。可是該書在被譯成阿拉伯語時成了“大鬧天堂”的意思，結果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強烈反感。因為在阿拉伯國家的觀念中，天堂是至高無上的圣潔之殿，豈是可以大鬧之地。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包括傳統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世界觀或人生觀、民族心理和性格、社會歷史文化習俗、宗教信仰、審美范式、審美傾向、文化取向等。每一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信息也會異彩紛呈。譯者要根據自己頭腦中的預設知識對作者預設的信息進行推斷和填補，從而做出合理的解讀，并對譯入語語境進行準確把握和重構，以恰當的方式讓譯入語讀者易于接受，從而達到文化交流和交際的目的。

二、文化預設重構的途徑

從文化出發的翻譯一般采取歸化和異化的方法。歸化法能夠讓讀者比較自然地接受熟悉的“本土文化產物”，而異化法能夠讓讀者對外來的“異國他鄉的新事物”產生興趣，把讀者帶入外國情境。比如，傅東華翻譯的《飄》，其譯本采用的就是歸化的手法，為了讓中國讀者容易接受，使作品深入大眾，把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姓名加上了中國傳統的姓氏，譯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釋說歸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實于全書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實于一枝一節”。另外，楊憲益先生在翻譯《紅樓夢》時所確定的翻譯目的就是傳播源語文化，讓中國的文化更廣泛全面地被西方所了解，同時也為了傳播中國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因而在其譯文中較多地應用了異化的手法。讓喜歡新奇勇于探索的西方人對神秘古老、包羅人間萬象的中華經典產生興趣。在對文學材料處理時，譯者要考慮到兩種文化所涉及的具體語境，從文化態勢、主體區分、言語對象、表現手法、語用效果、翻譯質量等方面綜合把握。總體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文化意象的處理。

1．對等植入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雙方在影響的范圍和力度上是不平衡的，態勢是不對等的。譯者在翻譯文學時，一方面要考慮源語所表現出來的的交際意圖；另一方面譯者應該考慮到潛在的讀者的接受能力，充分把握譯語讀者的審美情趣、心理需求、知識背景等，注重譯語讀者的可接受性。中國龍和Dragon翻譯之爭影響較大。從最初這兩個概念被關聯到一起開始，就表明作為弱勢文化代表的中國龍，怎么樣才能被西方人所了解，于是乎找到了外形略似的Dragon以迎合西方人的認知。殊不知這兩個概念在各自文化中有著天壤之別。近些年有學者提出取消他們兩個的對等關聯，中國龍應該像其他的文化意象一樣直接進入英語，比如拼讀造詞Longe或者在現有單詞中賦予新解Long，等等。這樣對等植入的依據是中國國力的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愿意了解中國，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中國也已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中國的形象也煥然一新。這樣才真正豐富和弘揚了中國文化，并使這一形象日益為普通大眾所接受。

2．文化修潤與轉化文化所包含的各種基本成分范圍涉及很廣泛，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技能、社會關系、社會組織、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模式、語言符號、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樣等都是文化的要素。文化翻譯的任務不是翻譯文化，而是翻譯容載或蘊涵著文化信息的意義。文化特色帶來的美感，主要是異域感和新鮮感。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心中潛在著期待，渴望“獲取異域文化知識，通過想象思維欣賞異域風貌，滿足跟閱讀本族語作品不同的審美需求”。譯者可以順著源于作者的意圖積極引導讀者，恰如其分地翻譯，會激活讀者的已有圖式信息儲備，充分調動讀者的主動性去想象和理解那些并不熟悉的異域文化。所以，文學翻譯傳達的不應只是信息的內容，還應特別強調信息的效力和效果。通過對兩種文化的全面了解和具體作品中出現各種文化意象的精準把握，在有不對等或不等值的情況下，在切合主題的前提下，譯者可以對源語信息進行必要的修潤加工，適當的轉換。修潤可以提升語言文字在譯入語語境中的準確度，增強文化意象在譯入語讀者認識理解中的準確定位和清晰度，可以很好地渲染、突出主題。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西風頌》的翻譯曾經在學界引起熱議。英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西風，實際是春天的使者，預示著美好的未來，是對春的謳歌。在漢語的文化中，“西風”則剛好相反，刮西風令人聯想起大風、降溫、秋冬的瑟瑟寒意。因為中國東臨太平洋，西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亞，“春天的風”是“東風”。漢語中的“東風”讓人想到萬物復蘇，春意盎然，東風象征著溫暖、希望、正義。南唐李煜《虞美人》：小樓昨夜又東風。唐杜牧《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楊朔《海市》：一般得春景天，雨后，刮東風，才有海市。諸如此類詩句中提及的“東風”在中國文化中就是春的寫照。

3．基于翻譯意圖的叛逆與文化意象的創設譯者是游走在兩種文化之間促進世界精神交流的中間人，應該本著在各種文化和文明之間加強文化交流與建設的目的去認識分析各種文化現象和文化意象，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正確的翻譯立場出發，處理好文化意象的傳遞問題。在實際翻譯中，有時為了凸顯譯者的身份，提高翻譯的地位，體現翻譯意圖，達到預期目的，在采用各種手法處理譯文時，新的東西可能會被加進去。誠如意大利諺語所說：“翻譯即背叛”。文學作品是傳情達意，表現美的語言藝術，應該看到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即便精通語言能進行順利閱讀，也不見得能完全了解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深層次的內涵、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重大意義。由于中外讀者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讀者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可以進行創造性的嘗試。

譯者所秉承的翻譯思想和策略會直接影響到文化意象的重構和翻譯的方向。因為作家在寫作時是有其特定的意圖的，所以，作為譯者，有時會考慮到社會文化和發展狀態，會依據其個人的翻譯意圖和預期來處理譯本的最終表現。《尤利西斯》是一本探索人類內心世界為主旨的意識流小說。Joyce創作的意圖是讓那些所謂的教授學者們爭論不休、永無答案和使自己的著作成為不朽之書，因此故意把它寫得令人難懂。而蕭乾、文潔若兩位翻譯家的意圖跟Joyce的意圖卻不同，他們從翻譯工作者的使命的角度想在兩種文化之間架通橋梁，要讓中國的文學方面的專家教授們和一般讀者都能看到這部作品，讀懂這本書，了解其所涉及的異國文學、社會文化、社會心理、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們不僅克服語言方面的障礙，盡最大努力解讀了艱澀難懂的原作，而且使譯文盡可能流暢、口語化，可讀易懂，為中國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當代西方重大影響文獻資料的窗口，于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重大意義。在原作者和譯者的意圖不一致的情況下，譯者要在對原作者負責還是對讀者負責問題上做出選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文壇震動不小，翻譯界的討論和研究也已廣泛深入的展開。他的作品經由兩位外國翻譯在國外出版，陳安娜是莫言的瑞典文翻譯，葛浩文則是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譯。“這些中國作家的作品被從英文翻譯成德文，而不是從中文翻譯成德文。”對于“用中文讀，用英文寫”的翻譯方式，葛浩文并不諱言。他曾表示，譯者下筆要同時考量作者原意、讀者喜好、編輯建議和自己的專業判斷，在其中尋求平衡，受到的限制比作家多。盡管如此，兩位譯者都是站在對讀者負責的角度，翻譯時從文化的傳遞交流，文化意象的處理，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認可與接受等方面對莫言的小說進行了一定的叛逆和創設，使其作品走出國門在異域傳播開來，有一定的讀者群和影響力。當然，莫言對翻譯的開放態度，也給了譯者很大的自由和發揮空間。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也從某種意義上證明了對讀者負責的翻譯理念的合適性。

文化預設，說到底就是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社會共識”或“群體意識”。在文學作品翻譯中，原作者的預設和譯者對其把握與重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譯者的翻譯主張和策略。譯者要熟悉這兩種語言的使用特征和規范，從文化態勢對比，對兩者文化預設的認知程度等跨文化的因素出發，對譯語文化預設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符合譯文讀者的文化與認知期待的前提下，并從文化交際的目的和最終效果入手，對譯入語文化意象進行重構，進而力求準確地翻譯，為文學作品的傳播起到畫龍點睛、錦上添花的功效。

作者：蘇文軍單位：寶雞文理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