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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作風》雜志

《作風》的開篇詩中，有這樣的段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習俗里開始他底奮斗，像鐵牢里雄獅的狂吼欲恢復他底自由;倘有人因他而奮起追求，倘有人因他而打破幽囚，他只感謝，他只感謝志友，他只感謝，因他得和志友來同把這革新的責任擔負。在這段詩里，反抗與斗爭的意味相當明顯。與此相呼應，2003年金田兵在回憶《作風》的內容時，有如下的表述:“內容著重于反戰、反掠奪及反映放逐、貧困生活的作品。當時是針對侵略戰爭，敵偽實施的‘國兵法’、‘抓勞工’、‘思想矯正法’以及‘出荷’、‘配給制度’等形勢翻譯的。”［1］(PP．101－102)由此可見，和內地的弱小民族翻譯作品集一樣，偽滿洲國的《作風》，也在通過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來曲折地、間接地回應和控訴處于偽滿洲國殖民統治之下的中國人們喪國喪權的政治和生活現狀。這里需要特別談一下放逐題材的作品，也就是在附表中被歸類為“望鄉”主題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以同情的口吻描寫被放逐出祖國的漂泊者們的思鄉之情。它們雖然并不直接對應偽滿中國人的處境，也與弱小民族文學的概念有沖突之處，卻能間接地傳遞偽滿中國人思念祖國、渴望重新成為祖國一部分的情懷。

①具體來說，在偽滿的中國人，并非從祖國放逐到偽滿洲國，而是在自己的家鄉被殖民，所以難稱“放逐”;而《作風》中許多被放逐者，比如白俄和墨西哥人，都是因為家鄉的解放革命而被迫流亡的被革命對象，所以同情他們的流亡，事實上恰恰與“弱小民族”概念所內含的民族解放獨立精神相左。但是，在一方面涌動著難以壓抑的民族主義情懷;另一方面卻不能直接批判殖民主義的偽滿洲國，放逐成為傳遞中國人向往祖國之心的替代性題材。這種以他國人民的放逐題材替代本國民族主義書寫的策略，不僅出現在翻譯作品中，也出現在偽滿中國作家的創作作品中。舉例來說，《作風》同人作家石軍在194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混血兒》，就曾因“通過亡命滿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來喚起滿洲民眾的祖國意識”而遭到檢舉。②總體來說，金田兵的總結與我最初閱讀《作風》雜志的感受基本一致。從文末的附表中可以看出，被放逐者的反戰和望鄉之情，以及底層人民生活的貧困，的確是《作風》所選作品中最普遍和突出的主題。而作品間主題的對應性，又更加渲染了單篇作品的進步意義。一些本來可以有多種詮釋的作品，因其中進步的主題能和其它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相呼應，而使閱讀整本雜志的讀者有可能將其作進步方向的解讀。舉例來說，《雪萊與現代》這篇文學評論，作者是日本學者橫山有策，以30年代中國的標準來看，并不能算弱小民族文學作品。但是評論全篇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傾向來解釋雪萊作品的意義，不僅本身屬于進步作品，而且在《作風》雜志中緊隨雪萊的散文《圓形競技場》之后，還可以影響到讀者對雪萊散文的解讀。雪萊的這篇作品，本來是一篇含義模糊而豐富的哲學性散文，在《雪萊與現代》的觀照下，其自由解放的思想得以凸顯。遺憾的是，《雪萊與現代》一文，因為思想傾向過于激進，在《作風》出版后不久就被偽滿洲國當局勒令刪除。［1］(P．102)關于其它作品間主題的呼應，將在下文討論朝鮮小說的翻譯時詳述。正如《作風》的編者所說，這樣大規模的翻譯作品的募集，在當時的偽滿洲國還屬首次。在那前后，從1939年到1941年，偽滿洲國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翻譯作品集，比如《世界著名小說選》［6］、《世界名小說選》(1－5)［7］，《近代世界詩選》［8］等，但這幾本都只是將已經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翻譯作品編選在一起而已。與此不同，《作風》雜志是由編輯者先聯絡散落在東北各地的有翻譯能力的作者，在他們同意投稿之后，由他們自選作品進行翻譯。

③因此，這本翻譯集包括了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并且大多從原文直接翻譯，而非通過日譯等中介譯本轉譯。如前所述，《作風》的編輯有一些總的編選傾向，譯者們選出的作品，也大多符合編選原則。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爵青翻譯紀德的《放埒之書》，就明顯是出于自己對紀德的喜好，對編輯的進步傾向似無過多考慮。換句話說，采用編者統籌、譯者自選的方式，在偽滿洲國對外國文學作品進行有組織的自主翻譯，在當時的確前所未有，這種編輯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整本雜志的主題保持統一，凸顯進步色彩，又盡可能給予譯者選擇和翻譯的自由，提高他們的參與熱情。當然，譯者自選的方式，也就必然會產生一些不能很好呼應統一主題的作品。

二、《作風》中的朝鮮文學作品翻譯

《作風》中收錄的朝鮮文學作品共有三篇，按順序分別是王覺翻譯的李光洙的《嘉實》，以及古辛翻譯的李孝石的《豬》和金東仁的《赭色的山》。譯者王覺為在偽滿洲國參與國民黨反滿抗日活動的國民黨地下黨員，作品可能是通過收錄在《嘉實:李光洙短篇集》中的日譯轉譯成中文的。［9］(P．146)譯者古辛背景不詳，其翻譯的兩篇作品均在1940年于日本出版的《朝鮮小說代表作集》［10］中出現，可以推測也是從該書中通過日文轉譯。這三篇朝鮮文學作品的選擇，都和雜志的反戰、放逐、貧困的編選主題相符。《嘉實》的故事發生在古代，講一個新羅的農村青年在和鄰家女子訂婚之后，代女子的父親服兵役。可是在戰場上和高句麗士兵的對話，卻讓他發現兩邊的士兵都因受統治者所蒙騙而被卷入毫無意義的戰爭。后來，他被迫留在高句麗的一個村落中生活，但始終想要回到新羅的家。在故事的結尾，他終于踏上了歸鄉之途。《豬》則反映底層農民的貧困，講述一位農民因為疏忽導致豬被火車撞死后的心痛。《赭色的山》將背景放在滿洲，以一位在滿洲旅行的朝鮮醫生的視角，講述在滿朝鮮農民受到中國地主的迫害后，一個不事生產的朝鮮混混挺身而出去討公道，結果被中國地主打死的故事。在死前，這位朝鮮混混望向祖國的方向，要求醫生為他唱懷念祖國山水的愛國歌，歌聲最后變成了全體村民的合唱。

當然，和所有文學作品一樣，這三篇朝鮮小說，其文本本身也都有多種解讀的可能性。但本文想要強調的是，由于《作風》整本雜志有統一的編選原則，所以選集性質的雜志便具有了規約文本意義、引導讀者以既定方式解讀文本的作用。因此，上面談到的故事梗概和解讀，也只是在《作風》這一選集的空間內獲得的闡釋。下面，我將以具體作品、特別是《赭色的山》為例，對此觀點作進一步說明。首先，雖然前文已經說過，《作風》和弱小民族之間的關系，有可能是編者的后見之明，但這里仍可以探討一下將朝鮮文學作為弱小民族文學翻譯的可能性。在前文中介紹的上海出版的一系列弱小民族文學翻譯作品集中，截至1934年為止，還沒有朝鮮文學作品出現，但1936年胡風的《山靈: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中，正式將朝鮮文學作為與臺灣相同的被殖民地文學介紹給上海的讀者。此后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說選》中收錄了胡風書中張赫宙的小說《山靈》，《弱國小說名著》則收錄了張赫宙的另一篇小說《姓權的那個家伙》。也就是說，到30年代中期為止，當時的殖民地朝鮮已經普遍被中國內地認為是弱小民族，其作品也得到上海文學翻譯界的關注。而將朝鮮小說作為被殖民地文學翻譯到偽滿洲國，則有更微妙的意義。當時，對上海的進步知識分子來說，殖民地朝鮮成為面臨存亡危機的中國的警示，而朝鮮人民則是同在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陣線上的同志，這成為他們翻譯朝鮮文學作品的出發點。但對于已經淪為殖民地的偽滿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翻譯講述朝鮮移民貧困生活和思鄉情懷的小說，直接成為高壓統治下自身現實命運的曲折代言。不僅如此，在滿朝鮮移民和其它那些因為國內解放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等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而被迫流亡，可以說是最符合“弱小民族”概念的表現對象。我以為，這些是《作風》翻譯朝鮮作品的出發點，也客觀上規約了在《作風》中對這些作品的解讀方式。以《赭色的山》的翻譯為例。這樣一篇強調偽滿中朝民族矛盾的作品卻會被《作風》的譯者選中翻譯，引人深思。小說的滿洲背景，曾引起偽滿中國讀者的關注。［5］此外，作品中的壓迫者是中國地主，而非全體中國人，中國讀者由此可以從階級壓迫而非民族矛盾的角度來解讀。這些都可能曾是譯者的考慮因素。不過我以為，譯者選擇此文翻譯，最主要的動因當屬故事的貧困和放逐主題，特別是后者。若說滿洲背景，在此文的翻譯底本，即日譯《朝鮮小說代表作集》中，有三篇都和滿洲有關。此文之外，還有金東里的《野薔薇》和李泰俊的《農軍》。

①前者寫一位朝鮮農民的妻子，在新婚丈夫赴滿之后，在媽媽的幫助下辛苦地攢出旅費，即將赴滿和丈夫團聚的故事;后者則取材偽滿洲國里中國農民和朝鮮農民之間的紛爭。在這三篇小說中，譯者唯獨選擇了《赭色的山》，或因為作品不僅描寫了朝鮮移民在偽滿洲國受壓迫的悲慘生活，更在文末大寫他們思念祖國的望鄉之情，這和《作風》中多篇作品的放逐主題相呼應:如《嘉實》中流落高句麗的新羅青年的思鄉之情、英國小說《敗北》中因戰爭而流落德國淪為妓女的俄羅斯姑娘的孤獨、法國小說《大尉索古普的茶》中白俄流民和墨西哥移民在巴黎的偶遇和互相溫暖、俄國小說《放逐》中一群流落西伯利亞的被放逐者們對故鄉生活的回憶等等。①反觀日譯《朝鮮小說代表作集》中另兩篇滿洲題材的作品，則并未突出民族主義意識。在朝鮮，金東仁小說發表當初，并未有什么反響，但戰后很長時間，該小說都被當作韓國民族主義文學的典范廣為傳播，還一度被收入小學課本。另一方面，已有韓國學者指出，金東仁的《赭色的山》的創作，客觀上聲援了日本帝國主義。小說最初發表于1932年，正是1931年7月的萬寶山事件剛剛結束之時。萬寶山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挑起的中朝農民沖突，沖突發生后，由日本操控的朝鮮媒體大肆夸張，編造鮮農死亡的新聞，在當時的朝鮮國內引發排華慘案。金東仁從未去過滿洲，受新聞報道的影響，民族主義情緒勃發，寫下了這篇和他的其它作品完全不同的愛國小說。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通過夸大在滿中朝農民的矛盾沖突，把自己打造成在滿朝鮮農民的保護人，從而獲得在該地區擴張勢力的口實。而金東仁的《赭色的山》，正應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11］(P．21)這或許也正是日譯《朝鮮小說代表作集》中會翻譯《赭色的山》以及其它滿洲相關小說的原因之一。不過，正如上文所說，《赭色的山》能被翻譯成中文，卻是因為其中民族主義情緒有可能和偽滿中國讀者反滿抗日的愛國情緒產生共鳴。也就是說，如果說《赭色的山》的原作中隱含著日本殖民者和中國地主兩種偽滿洲國朝鮮農民的壓迫者的話，那么在作品被翻譯成日文和中文的過程中，因為收錄的選集性質不同，被強調的壓迫者也就不同，這導致了作品的社會效果和作用不同。就《作風》而言，通過文學翻譯和選集編選，《赭色的山》中與日本帝國主義共謀的負面作用被削弱，愛國思鄉的反帝國主義傾向得到了強調。

但是，這樣的解讀，都只發生在《作風》雜志這一有限的、可控的文本和文化空間內。同樣的作品，在出離這一空間時，就會有不同的解讀。1941年，偽滿洲國出版了王赫編選的《朝鮮短篇小說選》，［12］按目錄依次收入了以下作品:金東仁《赭色的山》、張赫宙《李致三》、李孝石《豬》、李泰俊②《烏鴉》、張赫宙《山狗》、金史良《月女》、俞鎮午《福男伊》、李光洙《嘉實》。這些作品都由偽滿的中國譯者翻譯，已在當地報刊雜志上發表過，王赫再將他們結集出版而已，除了作品都是朝鮮小說這一共通點之外，沒有特別的編選主題。從中可見，《作風》中的三篇朝鮮小說也收入其中，但三篇順序并不相連。該書出版之后，文藝評論家陳因在1941年10月的《盛京時報》上以三期連載的形式將所收作品一一點評，其中對《赭色的山》尤其不能理解。他說:在這一冊選譯本，頭一篇題名《赭色的山》，金東仁昨(引者按，應為作，古辛譯)，是頗富有民族情調的一篇。……但，對著這樣的故事，越過了洶涌奔騰的鴨綠江，用了此岸的觀點，是很容易遭受到對這樣的作品，有著不滿的批評。……只(引者按，應為至)少覺得愕然。如彼此二民族，在同一的命運之下，反看到了自殘的作品不能覺得奇怪。［13］也就是說，評論者雖然看到了作品的民族主義傾向，但仍然把作品的中心思想理解為對民族矛盾的控訴，并由此感到不滿和不解。他承認偽滿洲國存在中朝民族矛盾，但仍然認為小說里的事情不會發生，而且作者“不能有更正確的世界觀，只在淡薄的、狹隘的民族圈子里玩把戲”。［13］不僅如此，評論者很清楚自己的立場可能與小說作者不同，特別強調“用了此岸的觀點”。換句話說，與其說這是一篇客觀的文學評論，不如說作者是在抒發作為中國讀者的不滿。反觀小說的譯者為了給具有進步傾向的《作風》組稿，特地在日譯《朝鮮小說代表作集》中、特別是三篇滿洲題材的小說中挑選了這一篇，其出發點與陳因的讀后感必然不同。前文已論述了小說的民族主義結尾與雜志主題和其它作品的呼應關系。這里，通過陳因的酷評，我們可從反面看到，不同的編選方式，有可能在根本上影響作品的解讀。

三、《赭色的山》和《富億女》:偽滿洲國朝鮮文學的位置和困境

《富億女》是偽滿朝鮮作家安壽吉的短篇小說，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篇被翻譯成中文的偽滿朝鮮作家小說，中譯發表在偽滿中文雜志《新滿洲》1941年第11期的“在滿日滿鮮俄各系作家展特輯”里，［14］(PP．225－228)比《作風》的出版晚一年。安壽吉(1911－1977)，偽滿朝鮮文壇的領軍人物，提倡朝鮮人應在滿洲扎根生活并積極建設這處“北鄉”。他不僅自己創作了大量書寫朝鮮人滿洲移民開墾史的文學作品，而且在偽滿積極開展文學活動，創刊并主編了偽滿朝鮮人作家同人雜志《北鄉》，并積極與其它民族文人交流。《富億女》的主人公是一個在朝鮮農村生活的貧苦女子“廚女”(在朝鮮語中與“富億女”幾乎同音)，她嫁給有錢人家以后受盡虐待，被趕回娘家暫住。在娘家居住期間，她和鄰家長工長松心生愛意。長松的親戚在滿洲務農，于是長松要廚女和他私奔到滿洲，但遭到拒絕。另一方面，廚女的婆家發現她的私情，于是徹底將她掃地出門。回到娘家，鄰家的小孩數落她，“想起長松了?現在哭啥，當初長松要和你私奔的時候，就該和他一起走啊”。①這篇小說被譯成中文，是安壽吉本人在和《新滿洲》的主編吳郎、編輯吳瑛(吳郎的妻子)溝通后自薦的。［14］(PP．75－85)縱觀安壽吉本人的創作和偽滿朝鮮作家的創作，主流都是講述朝鮮人民開墾滿洲的移民開墾文學。然而作家卻選擇這樣一篇非主流的、只和滿洲有想象性聯系的短篇《富億女》介紹給中國讀者，其背后有諸多考慮因素。當時，偽滿的朝鮮文人都非常期待自身的朝鮮語作品能被翻譯成日文或中文，能在偽滿文壇有更大的影響力，卻屢屢受到忽視和冷遇。而《新滿洲》的在滿各系文學專輯企劃，對他們來說是難得的機會。［15］(PP．195－211)安壽吉本人也對《新滿洲》的編輯吳瑛說過，“我們的處境相同，可以在文學活動中相互協助”。［14］(PP．76－77)由此可見，安壽吉非常重視本人作品的中譯，以及他與偽滿中國作家的聯系。在此背景下，他無法自薦移民開墾類作品，因為他“時刻警戒著滿系(包括漢族)將朝鮮系看成是侵略者、日本系的走狗。他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擔憂他們將朝鮮人的開墾移民史，理解為與日本人的侵略具有相同性質的行為”。與之相反，安壽吉可能會認為，只有像《富億女》這樣，在滿洲之外將滿洲想象成一片可以自由戀愛的新天地的文學作品，才能既和滿洲有關，又能為偽滿的中國讀者所接受。

將金東仁《赭色的山》的中譯與安壽吉《富億女》的中譯對比，可以看出偽滿朝鮮文學的困境。《赭色的山》的故事發生在滿洲，卻從根本上否定偽滿洲國和偽滿洲國中國人(中國地主)對朝鮮人而言的任何積極意義，可恰恰是這樣一篇作品被具有反滿抗日進步傾向的中文雜志《作風》選中，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而安壽吉精心挑選的向中國讀者示好的小說《富億女》，卻是一個發生在滿洲之外的、將滿洲理想化的故事，小說被譯成中文之后，在讀者中又并沒有什么反響。②這種種的轉折性的悖論，向我們提示著偽滿洲國朝鮮文學或偽滿洲國題材的朝鮮文學與偽滿洲國中國讀者之間的一種否定性的相關性:也就是說，真正可能引起偽滿中國讀者共鳴的《赭色的山》，它只能是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肯定自己的祖國而否定偽滿洲國的文學，又因為偽滿洲國中朝民族矛盾普遍存在，否定偽滿洲國的作品很容易對偽滿洲國的中國人采取否定態度。與此相對，偽滿作家安壽吉想要通過自身作品的翻譯和中國讀者建立友好的聯系，可最終卻只能推出一篇“滿洲不在”的作品，更談不上和中國讀者共鳴。民族主義所同時具有的連帶性和排他性，使得在同一片土地上同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朝鮮作家和中國讀者之間，只能建立起一種連帶和排斥共生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暴露了日本人宣傳的“民族協和”的虛妄，也使得中國讀者對偽滿洲國朝鮮文學或偽滿洲國題材的朝鮮文學的接受變得困難重重。陳因出于中國人立場對《赭色的山》的酷評就是一例。事實上，在偽滿時期，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作家都曾就中國和朝鮮文學之間交流的缺乏、了解的貧弱而展開討論，［15］但終未能打破這種局面。這其中，本文所提出的偽滿朝鮮作家與中國讀者間的“否定性的相關性”，或許正是原因之一。

作者：謝瓊單位：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