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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藝術教育觀

豐子愷出生于清末舉人家庭，從小就喜愛畫畫，極具繪畫天賦，6歲起在父親的私塾中接受傳統教育。1914年他考人浙江第一師范，師從一代名師李叔同，學習圖畫、音樂。可以說，是李叔同引導他步人藝術殿堂。李以其精湛的技藝與“先器識后文藝”的文藝觀啟迪了豐子愷稚敏的藝術心靈，初就了他風骨中的藝術因子。1914一1919年，豐子愷在第一師范學習的五年間，恰值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該校貫徹“與時俱進”的辦學方針，思想活躍、制度更新，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校長經亨頤提倡“人格教育”，注重學生德、智、體、美諸方面的和諧發展。飽受新思想、新文化薰育的豐子愷不僅獲得了深厚的藝術滋養，對藝術教育于人格造就的意義也有了深刻的理解。1921年豐子愷曾短期游學日本，所學所得對他的藝術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長期的藝術教學生涯既是他藝術教育思想的實踐場所，也是這些思想不斷更新、完善的源泉。豐子愷對于藝術教育的理解是深人而寬泛的，從宏觀的人生角度加以淦釋。他認為人生不僅有“物質”的生活，還有“精神”的生活，更有“靈魂”的生活，這多層人生并不是一般的苦悶生活著的人們所能窺見的，“須通過了真善美的理想而窺見”，而“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窺見崇高廣大的人世的”，“是教兒童對于人生世界的理解”與“看法”，是教兒童擁有“真善美一齊發育”的“崇高的人格”，也只有這樣的教育才是“健全的教育”。[2](洲)

他指出，健全的教育須從三方面人手，“科學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藝術是美的、情的，這是教育的三大要目”。川(幾25)所以藝術教育是“美的教育”，是“情的教育”，是“人生的很重大，又很廣泛的一種教育，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識小技能的教授”。[’](幾24)藝術教育的任務不應是傳授小知識、小技能，而應是“一茶一飯，我們都能嘗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們都能領略其真趣，一舉一動我們都能感到其溫暖的人生情味”，“授人以這副眼睛，教人以這種看法。”川(凡27)由此可見，豐氏的藝術教育觀可謂是“大藝術教育觀”，他把藝術教育看作是廣泛的大人生觀的教育的一部分，把藝術教育擴大延伸到整個教育甚至整個生活的每一角落。它不是單薄的、純理想化的，它是建立在豐子愷對人生、藝術、教育三者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的，既有對傳統藝術教育思想的秉承，又揉合了時代變革的需求，寄托了他希望以“藝術教育運動”來改變舊中國災難迭生、民生凄離的善良愿望。“大藝術教育觀”是貫穿于豐氏藝術教育理論始終的主線，也是其藝術教育思想精髓之所在，較早可見于1922年的《藝術教育的原理》一文。文中豐子愷通過藝術與科學的異同比較，指出“藝術教育的原理是因為藝術是人生不可少的安慰，又是比社會大問題的真和科學知識的真更加完全的真，直接了解事物的真相，養成開豁胸襟的力量，確是社會極重要的事件”。[3j(P，6)

1938年至1939年間寫成的《教師日記》則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如他在6月22日的日記中提出“藝術心—廣大同情心(萬物一體)，藝術—心為主、技為從(善巧兼備)，藝術教育—藝術精神的應用(文質彬彬、溫柔敦厚)。”川(”156)在11月26日的日記中提出“我教藝術科，主張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間接效果，不求學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畫，但求涵養其愛美之心，能用作畫一般的心來處理生活，對付人世，則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為藝術的最大效用。”川(P4，)筆者以為這“藝術精神”與“作畫一般的心”無非是使人擺脫實利生活的拘泥與迷戀，游刃于理想與現實世界的一種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就是自由的精神與博愛的心靈，它們能使個性得到呈放，使社會文化得以豐富傳承，從而凈化社會、美化社會，使所有的社會人生崇高而廣大，浸浴在祥和敦厚的文明風尚之中。大藝術教育觀決定了實施藝術教育途徑的廣泛性。豐子愷曾明確指出學校藝術科是實施藝術教育的重要途徑，但不是完全的負擔者，藝術教育應存在于學校中的每一個角落。豐子愷在春暉中學任美術、音樂教師時，曾在校刊《春暉》上發表《英語教授我觀》一文，談到對英語詩、韻文的教學，除了內容的選擇外，還需講求音樂的要素。該文還談到文學與音樂的關系，建議取英美的名詞，配上英美的名曲，合成音樂，吏學生更切實地體驗英美人的思想和精神。這種將美育滲透于智育，把英語教學過程也作為美育過程的做法是值得借鑒與學習的。在《關于學校中的藝術科》一文中，豐子愷還進一步提出“把藝術教育融入教育的全部中去”，[2J(出2)文中借用德國教育學者威柏教育藝術化的主張，援引了他的一段話來表明此意:“我們要把教育的、教授的、教師的全活動，人間教育的全行為，當作近似于一種藝術活動、藝術行為的東西而著想。”

二、面向大眾反映現實

基于上述大藝術教育觀，豐子愷極力提倡大眾的藝術教育。他認為就像真善美殊途同歸一樣，“藝術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51(瑪，)因而藝術教育與道德教育一樣具有陶冶之功與教化之力。“灌輸知識、宣傳教化、改良生活、鼓勵民眾精神，皆可利用藝術推進之助力。”[’](瑪叫他還指出深人民間的藝術是附設的，內含的是文化，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劇、小說、年歷畫等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傳承著中國文化，是活生生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傳承體。要傳承文明，改進社會，必須重視發展深人民間的大眾的藝術教育。然而，舊中國深受洋人經濟與文化的雙重侵略，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極端貧困，很少有接觸藝術或藝術教育的途徑與機會。豐子愷深感“藝術出象牙之塔”的口號在中國是失敗了，因為出象牙塔之后便進了小洋房，民眾仍得不到好處，遂提出“應從民眾人手提倡藝術”，藝術要由“曲高和寡”變成“曲好和眾”，要走出洋房進人工廠，要選用花紙、戲文等與民間生活最貼切的泛格的藝術形式作為藝術教育的重要途徑，這樣，才能使藝術與現實的人生、普通的民眾緊密相連，使更多的民眾通過藝術鑒賞水平的提高來獲得浸潤著藝術精神的祟高生活。面向大眾的藝術教育，其內容必須反映現實的人生，必須與普通民眾的生活緊密相聯，豐子愷以自己的藝術創作活動作出了表率。他借鑒竹久夢二的簡筆畫法，獨創了以描寫人之常情、人生百態為務的中國漫畫，使中國畫脫下文人畫的羅綺，走人普通民眾的生活，成為藝術由“曲高和寡”變為“曲好和眾”的典范。但是，當時的藝術教育狀況卻不容樂觀，在(教師日記)中，豐子愷談到，中國的藝術家，有許多已變成洋人，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藝術如此生吞活剝，藝術教育遂游離人生，而成為一紙具文。”t’1(附)他呼吁應“促使中國藝術教育開辟一新紀元，掃除以前一切幼稚、生硬、空虛、孤立等流弊，務使與中國人生活密切關聯，而在中國全般教育中為一有機體。”[41(腳》在大聲疾呼的同時，豐子愷也作出了有益的嘗試。

時值抗戰烽火正濃，他把謳歌抗戰愛國作為藝術教育的重要內容。在桂林師范學校講課時，他以畫有被敵機炸后滲狀的漫畫作教材，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在《桂林藝術講話之三》、《藝術必能建國》、《漫畫是筆桿抗戰的先鋒》、《談抗戰歌曲》、《談抗戰藝術》等文章中他主張“藝術必能救國”[5](瑪3)、“抗戰藝術必須具有宣傳的效力”[3J(P16)，指出“藝術應該是活的，所謂活藝術，就是能適用于萬事，而與人生密切關聯的藝術”[，](卿)，反對僵化的“死的藝術”[5](咫)。豐子愷力倡大眾的現實的藝術教育，要求藝術教育須面對大眾，反映現實人生，并不是一味跟從流行，或追求實用和實利。他認為抗戰時期的美術教師應以抗戰愛國為己任，但不能過分追求實用，只畫抗戰宣傳畫，忽略其他的教育內容與要旨。他認為大眾的音樂作品應是反映健康的生機勃勃的精神生活，“和眾”的同時必須“曲好”。而當時流行的“毛毛雨”一類的流行歌曲，有消極不健康的成份，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大眾的音樂。音樂教師應選擇優美健康的歌曲傳授給無數天真爛漫的兒童。豐子愷在強調藝術教育須反映現實人生，須與普通民眾的生活緊密相聯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吸收中外藝術之遺產，作出了許多精辟的論述。在《中國畫的特色—畫中有詩》、(中國美術的優勝》、《談中國畫》、《東洋畫法論理的研究》和《中國的繪畫》等文中，他對中國畫作了深人的研究，相當客觀地介紹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及其特點，在肯定了中國繪畫種種詩一般的優點之后，也指出中國畫只畫綸巾道袍、紅袖翠帶的古人和古代背景，與現實的人生、普通民眾的生活相距甚遠，應該加以變革。藝術與生活融合方為自然，健全偉大的藝術必是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他分別在(西洋美術史》、(西洋畫派十二講》、《畫圣米葉的人格及其藝術》、《藝術修養基礎》等著作與文章中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西方美學思想與西方藝術史，并指出中國畫須吸取西畫的特點—寫實，須兼收并蓄中西藝術瑰寶，方能得以長青。

三、順乎自然，發乎童心

豐子愷不僅對藝術教育的宗旨、內容進行了深刻的闡述，而且也非常重視藝術教育實施的方法。他在長期的藝術教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出了順乎自然、發乎童心的藝術教學原則。早在上海專科師范學校任教期間，豐子愷就提出“藝術是從自然產生的，繪畫必須忠實寫生自然，方能成為藝術”。[21(巧97)在《我的學畫》、《寫生世界》和《野外寫生》等文中，他一再強調觀察實物、師自然的重要性，認為寫生才能培養藝術的心。在春暉中學任教時，豐子愷寫就《青年與自然》一文。文章開頭，他引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句來說明自然對于人類的意義:“嫩草萌動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們的教訓，比古今圣賢所說的法語指示我們更多的道理。”接著，又指出“青年是人生中最中堅的，最精采的，最有變化的一部分……唯有極盛的青年期受自然的感化最多”。[v](圖文中談月、談花，談這些自然中能給青年人美的陶冶的物件。他認為它們能給人以真善美的感受，能使人產生同情心與愛，青年人要親慕它們，感饋它們的美與愛的力量。這些均表明豐子愷讓青年學生在自然之美中獲得陶冶、獲得發展的“順乎自然”的教育理念。豐子愷非常喜愛兒童，他大量的文藝作品都以兒童為題材，許多作品中都可看到他對童態的褒揚、對童心的呵護。在《關于兒童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兒童對于人生、自然的態度與藝術的態度是一致的。他說:“藝術教育就是教人這種做人的態度的……就是教人學做小孩子，就是培養小孩子這點‘童心’，使長大以后永不泯滅”。[z](叨3)豐子愷是性善論的信奉者，他認為“人類之初，天生是和平的，愛的，故小孩子有藝術的態度的基礎，只有成人以后，或者為各種‘欲’所迷，或者為‘物質’的困難所壓迫……全無半點‘愛’的面影。”川(洲)因而，藝術教育的出發點須是“發乎童心”，也就是對童心的開啟和持有。至于童心怎樣培養?他又指出:“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種趣味，培養童心，就是涵養趣味。”[2](心5)“要處處離去困惑，不守傳統，不順環境，不照習慣，而培養其全新的、純潔的‘人’的心。”〔2〕(陰6)在具體的學習方法上，豐子愷結合自己學畫、教畫的經歷，循循善誘，為藝術學習者提供了良好的指引與建議。在《為中學生談藝術科的學習法》一文中，他鄭重提出:學習藝術第一須勞苦;第二須涵養感覺;第三須學健全的美(即不迎合庸俗的趣味)。

講到圖畫與音樂的學習法時，他指出在均須辨識門徑之外，前者更要磨練眼光，后者更要確修技術。豐子愷不僅對藝術學習者有所要求，對藝術科的教師也寄予較高希望。他在《冊年藝術教育之回顧》中指出藝術近姍年沒有進步，學校的藝術科游離人生，疏遠教育，既不受重視，又缺少效用。這種狀況是由師資缺乏、教學法不佳及太偏重藝術的末技而忽略藝術精神的傳揚所致。他認為一個教師若“只求學科的直接效果，而不求其間接效果，只知技法傳授，而不知精神修養，不合乎普通教育的宗旨”[s](巧7)，那么只稱得上是“教書匠”，而不是“教育者”。他呼吁應多辦幾所質量較好的中小學藝術師資養成所，培養出一批“具有圓滿的人格，抱著熱誠的教育心，學得正當的技術，深明藝術教育的大義”[5](附)的教育者。豐子愷以自身的教學實踐為藝術教育者作出了楷模。在浙大師范學院任教“藝術教育”、“藝術欣賞”兩課時，因時處內遷之地，上課設備極其簡陋，他揚長避短，充分實施其重藝術精神傳揚、輕實技訓練的教育理念。他那深明藝術教育大義的演講深受浙大學生歡迎，聽者甚眾。這在豐子愷的《教師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如“上午續講藝術教育，聽者驟增，共約百余人，后排無座位，均站立，如看戲然……。下課后聞學生言，其中有許多人逃他課而來聽吾講”。[’](P，28)“下午到文廟上藝術欣賞課，教室僅容二三十人，而聽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門外，傲傲待坐。”閉(P[29)自1912年蔡元培提出把美感教育作為培養健全國民人格的重要方面列人民國教育方針后，藝術教育的重要性逐漸被人們所認識，開始在學校教育中燕得一席之地。在普通學校藝術教育的生存和發展中，豐子愷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忽視的。他提倡的大藝術教育觀，他的面向大眾、反映現實的藝術教育內容以及順乎自然、發乎童心的藝術教學原則，對中國傳統藝術教育的教育對象、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進行了平民化、大眾化的改革，使藝術教育作為普通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可能。正是豐子愷等美育先驅的不懈努力，蔡元培旨在培育健全國民的五育方針才得以貫徹實施。由此可見，豐子愷的藝術教育思想不僅在中國近代藝術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對當今素質教育的實施也有可借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