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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怡單位：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性善”說產生的原因及局限

孟子的時代，屬于戰國時代。戰國時期戰亂頻繁，分裂割據不斷：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了爭奪一座城池，常常殺人盈野。目睹如此民不聊生之景，孟子特此提出人性“善”的重要性。同時，時局動蕩也引發了思想界的百家爭鳴，思想活躍也從客觀上刺激了孟子“性善說”的產生。

此外，孟子的理論全面繼承于孔子，正是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性善”。孔子認為戰爭“不美不善”，提出“禮”是“仁政”和“民本”得以實現的基礎，這體現了事物發展的外部規律，與春秋時期相對平和的環境有關。

而面對戰爭頻繁的戰國時代，目睹流離失所，橫尸遍野，孟子在全面吸收了孔子的理論之后，認為禮崩樂壞已經不能解釋時局如此動亂的原因，因此更加深入挖掘，提出了“王好戰”——戰爭發生的唯一原因，即事物發展的內部原因在于“人”，這就使孔子的理論在孟子這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不僅如此，孟子提出的“性善”說系統完善，一方面將孔子的理論體系化；另一方面，時局和孟子的發展使之具有了可行性和實用性，雖然當時沒有采取孟子理論的國家，但在當今社會，孟子的理論卻得到了廣泛的實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時代影響，孟子的“性善”說卻有著不可避免的弊病：首先，孟子的理論是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服務。孟子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說明君王實行仁政，實質是為了讓百姓歸順，以使國家強大，不受外敵侵擾，從而君王“仁者無敵”；其次，孟子的理論實質是從從主觀唯心出發。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因而有不忍人之志”，典型從“心”出發，認為“人之心”是第一位的；“人人皆可為堯舜禹”也體現出其思想中缺乏實踐的一面。據以上兩點可以看出，孟子的理論缺乏科學的依據，后人難免對此提出異議。

“性善”對孟子文學觀的影響

孟子的文學觀主要有兩點：“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這兩點都是基于一定的時代背景提出的。他們的意思是說：要想正確掌握作品的精神實質，單從作品本身分析是不夠的，還需要聯系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其所處的環境和時代背景，只有在此基礎上推敲作者在文中的意思，不斷章取義，不妄下斷言，才能真正把握作品本身，因而可以說“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是相輔相成的。

雖然單獨看孟子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說是正確的，但如前所述，孟子的理論具有很強的整體性，所以還應看到：“知人”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礎之上，比如萬章問象欲殺舜，談及舜的反應，孟子說：“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溪偽焉”（《孟子•萬章上》），表明孟子認為君子不偽，具有“四端”，據此形成了閱讀理解和文學交流的方法論；“意”和“志”（不管是作者之意，讀者之意還是學者之意，總歸是人的意志）也都是建立在孟子對于人性本善的原初認識的基礎之上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萬章上》）一定程度上它使文學擺脫神學領域而進入文學領域。但是“性善”說是基于唯心主義的認識，因而孟子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基礎就是唯心主義，這與強調實踐第一的唯物主義馬克思思想存在著矛盾，所以其實“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是不正確的。

雖然孟子的思想存在著局限，但其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有力抨擊了斷章取義的社會風氣，“養氣”和“知言”是司馬遷的“發憤著書”，韓愈的“不平則鳴”的先驅；今人在接受孟子理論時不忘用辯證的眼光加以吸收，仍可發現其理論中有價值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