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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面臨的困境

(一)失衡。理論有用是因為它對創作具有制衡功能，制衡著創作不可違背規律，過于隨意，尤其在當下，“有助于克服庸俗的拜金主義對文學的扭曲，有助于對抗壓抑性的外部力量對文學的異化，顯示出一種抵抗和解放的性質”。評價一個作家是否有成就，一部作品是否有價值，是看作家是否就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做出了描寫和探討，作品是否對人的精神解放、自由有啟迪和幫助。然而，在當下，理論的這種功能和批評的這種有效性都已經喪失。表現在理論上，有人將低俗當高尚，將病態當常態，常快意于惡俗、低俗、庸俗的江湖氣息中不能自拔;有人將主觀當作客觀，將個人趣味當大眾趣味，只強調自己的口味而忽視大眾的感受。表現在批評界，有人公然用印數的多少來衡量作品的好壞，以碼洋的多少來衡量文學的質量，以好處費的多少選擇發聲的方式。現如今的批評既無力成為文學的清道夫，也無力成為文學的拯救者。

(二)失語。20世紀，西方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正因如此，中國文學一直受制于西方，處在失語的狀態。表現在創作上，西方文學一直充當著引領者的角色，而中國文學一直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在中國文學敘事中，不但西方“敘”的影子時隱時現，而且西方“事”的影子也處處可見。表現在理論上，一些理論家熱衷于在西方理論的螺殼里做道場，以炒作西方理論為樂事，以販賣西方文論為能事，試圖從西方理論的蛋糕上分一杯羹，他們的文章連篇累牘的是西方時髦的概念，不管不顧中國文學的實際情況，也缺乏對文學的真切感受和發現，空洞浮泛而又高深莫測。他們不知道，西方理論盡管花樣百出，但為了吸引眼球，達到標新立異的目的，普遍犯有片面化和絕對化的通病，它們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把“現實———作者———文學，作品———讀者———現實，人為地和機械地分割開來。其結果，不是說現實與作者無關，便是斷然為‘作者死亡’，要不就是以文本代替文學作品，認為文本僅僅是‘互文性’的文本，一個文本僅僅因為另一個文本而存在，同時把讀者絕對化，聲言文本僅僅同讀者有關，而同作者無涉”。表現在批評上則是許多批評文章，論點是西方的，概念術語是西方的，論證方式是西方的，中國文學成了注腳和佐證。而也正是由于這種缺乏融會貫通的弊病，導致中國文學批評中西方思潮過剩而本土經驗缺乏，偏離了研究的目的與初衷，失去了理論闡釋和批評實踐應有的分量，最終讓自己陷入到了困境中。

二、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困境的成因

首先，社會的轉型消解了理論與批評的優越感和權威性。文學，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現象，任何社會變動都會對文學產生影響。隨著市場化的進一步加劇，作家向市場尋求話語資源屢屢得手，理論家和批評家面對市場的邏輯和法則，面對泛濫的、低俗化的描寫和抒情，面對大眾審美趣味的娛樂化、碎片化、感性化、日常化，也進行過極力的“反對”和“抵抗”，但是隨著文學的失寵，他們的反抗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種不識時務自說自話甚至矯情。市場話語成為中心話語，“消費主義乃至拜金思想正成為某些人的唯一信念。不長的時間里，文學在內的各種精神產品撤到了邊緣”。其次，方向的迷失和立場的喪失溶蝕了理論與批評的價值和尊嚴。就理論與批評而言，兩者雖側重點不同，但總體目標都是為了促進文學的健康發展。因此，指明發展方向和堅持公正客觀是理論與批評應有的態度和立場。在理論界，雖然我們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但在實際的建構中，各種理論魚龍混雜，嚴重擾亂了文學的秩序和視野。在批評界，雖然我們一直強調文學的精神作用，但當市場標準代替批評標準，當對話關系變成合謀關系，批評家要么蛻化為作家御用的“吹鼓手”，要么蛻化成文學的市場推銷員，失去了應有的尊嚴。是的，理論失之于膚淺不要緊，但失之于方向的迷失則很可怕;批評失之于偏激不要緊，但失之于立場的喪失則很可怕。

可惜在當下，理論與批評就是如此，這也就難怪必然性式微了。再次，創造力的匱乏導致理論與批評失去了對現實的把握能力和評價能力。自1990年代，面對洶涌而至的經濟大潮，理論家和批評家還未來得及覺醒和成熟就被裹卷進去了，其結果就如南帆所說:“現在，商業大潮推到知識分子面前的是消費者大眾。知識分子又一次成為落伍者，可是，他們似乎不知道如何評價這種狀況。”其實，創造力的不足并不是當下中國文學理論界與批評界才出現的問題，而是早就存在了。就拿現實主義來說，當我們早已習慣了用“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這樣的觀念去衡量一篇作品是不是現實主義時，殊不知這種陳舊的觀念早就遠遠落后于現實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因為從19世紀開始現實主義就已經多樣化了，它們本身就分化出了許多的類型，如象征式現實主義、反映式現實主義等。可如今，我們還依舊用這種觀念來看待現實主義，足見我們思維的守舊和創造力的貧弱。

三、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出路

面對困境，唯一的出路是突圍，這也是當下文學理論與批評必然的選擇。首先，堅守文學理想，發揮引領作用。在當下，表面上文學是邊緣化了，但從某種角度上講這恰是文學應有的位置，因為歷史早已雄辯地證明，文學從來就沒有占據過社會話語的中心，過去不會現在也不會。然而，這是不是意味著就可以任憑文學繼續邊緣化呢?不是的。因為歷史也雄辯地證明，越是精神失衡的時候，文學的價值和意義越突出，人們越需要文學的引領和安撫，這是文學的理想使然的結果。表面的邊緣化并不代表真正邊緣化，問題的根本在于如何幫助文學重新找到久違的自信。而要做到這一點，離開了理論和批評是不行的。因為理論和批評不是空洞的議論，也不是西方理論的任意演繹，它是文學實踐的總結，它源于文學又反作用于文學。只有它最清楚文學這個母體的好壞，只有它最明白文學這個母體的價值所在，只有它能夠幫助引領文學走出泥淖，健康發展。理論和批評應該認準自己的位置，明確自己的責任，堅定文學的信心，堅守文學的理想，切實做好正本清源、振綱去弊、褒優擊劣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堅守文學的理想，引領文學發展的方向，與其說是理論與批評在拯救文學、幫助文學，毋寧說是在拯救自己，盡自己的本分。

其次，發揮理性思維的優勢，用實績為文學開道，贏得作家的尊重和信任。文學理論與批評源于文學創作，其服務對象仍然是文學創作，因此能不能贏得作家的信任和尊重，是理論與批評是否有效的關鍵。這也是為什么作家需要理論和批評的原因。只不過很多時候，理論與批評的這種作用要滯后一些。希利斯•米勒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文學全盛理論衰落，文學衰落理論興起。他的根據是他發現許多理論都出現在文學衰落時期，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寫在希臘悲劇衰落之時，20世紀引人注目的理論思考出現在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作為西方文化中一個主要力量趨于暗淡之時。的確，相對于創作的當下性而言，理論與批評需要歷史的沉淀，有時候完善一個理論或者形成一個方法需要幾代人的辛勤努力。當下的中國文學，經過幾十年的起伏興衰，成績和問題都有目共睹，急需要總結，這就需要理論和批評發揮自身理性思維的優勢，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總結規律，發現真理，批評不足，發揚長處，克服短處，給文學一個明確的定位，給作家一個明確的交代。

具體講就是理論與批評要做好已有經驗的現代化，西方經驗的本土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現有經驗的創新化這“四化”工作。所謂已有經驗的現代化是指將文學已有的豐富的寫作經驗放在現代思維和現代視野之下進行闡釋和觀照，“古為今用”，使之成為當代作家可利用的有效資源;所謂西方經驗的本土化是指將西方的文學經驗與中國文學相通約，“洋為中用”，使之成為當代作家回觀自身的一個窗口;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是指將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與中國文學的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維指導和幫助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論體系，使之成為當代作家前進的指路明燈;所謂現有經驗的創新化是指回歸現實，針對寫作的實際問題，及時發現具有創新意義的寫作經驗和智慧，加以理論歸納和總結，提升其理論價值，并用來分析文學的成敗，最終使得作家獲得一份理論的自信。我想理論與批評如果能夠做好這些工作，為文學開辟出了一條康莊大道，作家怎么能夠不信服呢?他們怎么能夠不愿意接受理論與批評的指引呢?如此，文學又怎能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當中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回歸中國文學，以中國文學為對象，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評價標準，讓中國文學獲得公正的評價。事實上，當論和批評走向困境也與我們長期以來缺乏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評價標準有關，理論家和批評家必須回到自己的陣地上來，站在中國的文學立場上，接上中國文學的“地氣”，研究中國文學的問題，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評價標準，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資格理直氣壯地向世界發聲。這絕不是民族自大主義，而是世界文學的需要。因為世界文學是各民族文學組成的，而各民族的文學只能由各民族人來譜寫，各民族文學的成敗得失只能由各民族文學自己的理論和批評來解決。任何一種理論都只能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民族的，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理論。如果到現在我們還不覺醒，還“任性”地拿著別人的“鐮刀”來收割自己的“稻子”，我們的文學只能越走越遠。這個意義上，當下理論與批評必須盡快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評價標準。

作者：呂玉銘 單位：河西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