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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式與中國現代文論

范式(paradigm)一詞的英語詞義是范例、模范、詞形變化表、語法模式等等,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史研究對該詞的創造性使用,賦予了該詞嶄新的內涵。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說:“所謂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定時期內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里的范式意指一定時期內的科學共同體所共有的信念、世界觀、形而上的思辨方式、認識和操作程序、技術、規則和標準、以及具體的實踐范例等等。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再論范式》都試圖準確地界定這個概念,但是庫恩最終對這個概念的表述還是不夠清晰,因為這一點庫恩的范式概念招致了英美主流科學哲學家的諸多批評,甚至他本人也沮喪地承認“范式”一詞造就了過分的可塑性,“幾乎可以滿足任何人的任何需要”。然而事情在相反層面也往往會具有意義,正是內涵的模糊和含義的曖昧為范式一詞賦予了廣泛的影響力,使它成為當代最熱門的詞匯之一,人們對它的使用也遠遠地超出了最初的科學史的范圍,擴展到有關傳統和創新的一切領域。

鑒于思想和理論在結構上的相似性,對其他領域的概念范疇的恰當借用往往能夠為本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野,這種借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種理論的創新,這一點正如庫恩本人對“paradigm”一詞的創造性使用一樣。本文所提出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的,這種提法的學理根據在于以下兩點:首先,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形態在晚清發生了一次巨變,由此萌生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批評與古代文論之間的某種程度的斷裂,使得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呈現出“革命性”的特征,中國現代文論的這種歷史和邏輯上的特征在結構上類似于庫恩對科學史上的斷裂性變革的理解,在庫恩那里,“科學革命”是指“科學發展中的非累積性事件,其中舊范式全部或部分地為一個與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嶄新范式所取代”,因而,科學史與中國現代文論史在歷史和邏輯兩個層面的結構相似性,使得范式一詞在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通約性;其次,按照庫恩的理解,相對規則、標準來說,范式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具有優先性的約束也就是說,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史層面的理論研究來說范式具有首要的導向意義,范式代表著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共同擁有的對世界和研究對象的信念,它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層面規定了把握和研究對象的規則,并且提供了具體的、范例性的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可以說范式先驗地規定著、并且現實地描述了某一時期科學史的“基本面貌”,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史來說,正是作為“文學研究共同體”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者所共有的文學觀念、相關的批評方法、批評話語、以及作為典范的研究者及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構建了中國現代文論演進的內在邏輯機制,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根據提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這一概念。

毋庸置疑,談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必定繞不開“現代”一詞,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是以中國的近現代歷史為背景的,中國的現代歷史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層面的現代轉型。從政治層面講,中國現代史是經歷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之后的以民族圖強為首要任務的政治革新史;從文化層面看,中國現代史則是一部學習現代西方、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文化轉型史。關于中國現代史開端的時間劃分問題,不管是定在晚清、1912年、1919年、還是1949年,一個公認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形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發生了一次巨變,這次巨變所產生的時代斷裂標志著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史階段,歷史分期只是通過時間的劃定來標示其邏輯階段的,這一點同樣也體現在西方思想界界定西方現代史的“現代性”問題所關涉的歷史分期上。中國現代文論的時間分期既要參照中國現代史的時間劃定,又要有自身的劃分依據,在這個問題上庫恩的范式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指標。按照庫恩的理解,科學史上的科學革命不是累積性的事件,與科學傳統的突變式的斷裂標志了新的科學革命的時間界限,其中起標志作用的就是新的科學范式的產生。同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相對中國傳統文論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轉型,其轉型的依據和時間界標正是新的文學理論批評范例的產生,按照庫恩的范式理論,中國文論的現代分期就必須依據這種新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現代范例的產生時間來劃定。

二、王國維與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

按照庫恩的說法,新范式的產生與新范式和已有范式的斷裂是同步的,因而新范式產生的節點往往凸顯于歷史的斷裂處,正如地標作為不同地域之間區分恰恰標志了這些區域的界限一樣,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應該在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和新的文論批評的“區域相接處”尋找。按照這種考量,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例毫無疑問地定位在王國維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上。王國維是第一位引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來研究和批評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善于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提出中國文學的新問題、發現和研究中國文學的新材料,其文學研究開創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王國維是用現代西方觀念和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奠基人,他的創造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標志著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斷裂,開啟了被稱為現代文論的新的文論形態。王國維開創性的詩學實踐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的共同的信念、觀念、價值和方法,其詩學實踐無疑為中國現代的文學批評樹立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把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選定在王國維的詩學實踐上,憑借這個立足點,能夠更清楚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本質特征。上述的論斷也是符合庫恩的范式概念的內涵的,因為“庫恩的其他的和潛在的更為重要的貢獻,是他把范式構想為范例:即具體和共享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它們有助于引導科學家以可還原為遵循普遍法則的方式進行思維。”

庫恩對“paradigm”的轉借保留了其原初的內涵,即范式也意指范例、典范,被科學共同體共同承認和遵循的信念、價值、規范正是通過典型的研究和實踐范例來體現和傳授的,因而庫恩十分重視科學和科學實踐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范式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提出問題、解答問題的范例。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來說,正是王國維的開創性的詩學實踐為現代文論提供了一個范例,一個不能繞過的個案研究的典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通過這個典型的案例而被本質性地例示出來。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實踐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借助這個范例我們獲得了能夠“一葉落而知秋”般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立足點。參照庫恩范式概念的內涵,本文把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界定為: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專業或非專業實踐者、文學概論教學工作者、文學家、文學讀者等等)共同遵守和信仰的(區別于中國傳統文論的)一整套世界觀和方法論,亦即從本體論和方法論層面對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的闡釋和批評活動。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既包含對文學的形而上的、批評觀念的、規范教條方面的“現代性”地把握,也包含體現著上述觀念內涵的具體文學批評的現代式研究和批評的操作程序。借鑒庫恩對“paradigm”的理解和定義,并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的史實,體現于具體的文學理論批評活動中的中國現代文論的范式可以被表述為以下三個層面:第一,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信守的文學觀,這是從世界觀、本體論的層面對研究對象的信念和觀念上的把握;第二,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采用和遵守的文學批評方法,這是從方法論層面(理論的、規范的層面)對文學的把握;第三,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約定和使用的語言表述和理論術語,這是從語言、符號的技術操作層面對文學的把握,這個層面可以視為對第二個層面的具體化。下面我們通過對王國維文學批評實踐的考察,從上述三個層面來透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借此揭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的某些本質特征。

三、現代的文學觀

文學觀是從文學本體層面對文學這種人類文化現象的把握,是以理論性的思考和話語表述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的回答,這種把握與回答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回答,必然意味著在“世界”的背景之下為文學活動的存在做一個界定,“文學是什么”只有在世界的“是”(存在)中才是其所是。反過來看,“文學是什么”的另一面是“文學不是什么”,“文學不是什么”的區分以否定的方式定義了文學的本質,然而這種與文學自身所是的不斷區分必然生成一個“世界”,即是說只有在世界的背景下才能進行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分。正因為文學觀是從本體論角度對文學的觀念性把握,文學觀在任何一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者文藝美學體系中都占據著首要的地位,從理論角度看,對“文學為何”的本體論解答奠基了文學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文學價值論、文學作品、創作、接受等等層面都是對文學觀的理論再現,這些層面的理論基礎都在于對文學本質的理解。王國維的文學觀典型地例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一個層面———現代的文學觀念,這是從世界觀層面對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規定。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曾表述過一種截然區分于傳統文論的文學觀,這種觀念反對文學的功利性,強調文學自身獨立于載道、政治、名利等方面的自身價值,茲舉《文學小言》第三則的內容為例:人亦有言,名者利之賓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餔錣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為名者,而真正文學乃復托放不重于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后,則又為虛玄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繡的文學與餔錣的文學之記號也。

對王國維的上述文學觀,我們只聚焦他的文學觀所體現出的“現代性”特征。雖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在形態上表現為印象式、直覺性、感興型的特征,但這種形態上的特征并不能否認中國文論的邏輯體系。不同的中國文論形態必定擁有屬于體系自身的文學觀,文學觀的更替是文論史的常態,言志、緣情、載道等等變遷都是中國古典文論內部的演化。因而這里的問題不是王國維與中國古典文論的文學觀的表面區分,而是探討究竟是何種本質性的斷裂使得王國維的文學觀典范地例示了現代的特征。事實上,中國古典文論也有自己的非功利性的文學觀(如著名的“聲無哀樂論”),因而倒不在于無功利性的因素,真正標示了《文學小言》中的這種文學觀的現代性特征的是:這種文學觀體現了西方哲學美學、文藝理論與中國文學、文論思想的交匯,其中的“游戲說”“平息欲望”等觀念明顯來自于康德和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思想。然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比如,對于劉勰的美學巨著《文心雕龍》來說,誰也不能忽視佛學在其中的重要影響,那么又是何種原因賦予了王國維的這種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以現代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西方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現代性”一詞,要知道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從晚清向現代過渡的階段,思想、文化、學術、政治、經濟、制度、器物等各種領域對西方現代性的接受,正是中國近代歷史向現代變革的根本途徑和表現特征。在美學和文論的領域,這種“現代性”就體現在王國維對西方現代哲學美學思想的接納和改造上,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美學思想是西方現代思想的典型代表,不論啟蒙還是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思潮都是思想現代性的標志。與現代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科學思想的交流,賦予了王國維的文學觀念以現代性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王國維的文學觀是屬于現代的,這一點揭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文學觀上的本質特征。

王國維的這種在西方現代美學、文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不僅僅體現在《文學小言》里,也鮮明地體現在《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中。對于中國近代文學觀念的變革來說,王國維是從西方美學和文論角度實現觀念變革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一個學者,而這種在接受與借鑒西方現代的美學和文論基礎上完成的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世界觀上的特征,新的世界觀決定新的文學價值觀,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詞的品評一樣,“詞有境界者為最上”所體現的正是一種現代式的文學觀。這不僅僅是王國維個人的理論特征,其所折射的是整個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也正奠基于此,在這個方面可以說王國維的文學觀體現并引領了中國文論在文學觀念上的現代形態。

四、現代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

文學觀是對文學這種研究對象的觀念把握,這種把握決定著我們指向、對待文學的途徑,對于文論實踐來說,是文學觀決定著文學的研究和批評方法。對于中國文論現代范式來說,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必定帶來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的現代轉換,這種邏輯上的演進,正是中國文論現代范式的第二個層次的內容,其表現在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方法上。王國維通過引進西方現代美學、文學觀念來改造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由此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層面完成了文學觀念上的現代革新。在方法論層面,通過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上的新問題和新材料,王國維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境界,其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層面上的創新,奠基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上的現代模式。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在理論形態上往往呈現出直覺、印象式的、非體系性等特點,雖然這并不否認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的系統性和邏輯性,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中國古典文論、美學確實缺乏思辨、形式邏輯和科學上的自覺,誠如王國維在對中西學術特征的比較上所做的斷語: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饰抑袊修q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對于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來說,雖然也有劉勰《文心雕龍》這樣的“體大慮周”之作,但是,即便是《文心雕龍》在概念使用和命題的表述上也缺乏應有的形式上的思辨和邏輯特征,按照王國維的理解,其根源就在于我們的傳統文化缺乏思辨、科學上的理論自覺。出于這種認知,王國維主張通過引進西方的科學方法和思辨精神來補充和改造中國傳統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活動中就成功地實踐了這種學術主張上的革新。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一改傳統研究的索引和考據之風,用西方現代的哲學美學思想來闡釋紅樓夢,滲透于其中的學術分科意識和用悲劇、人生來關照小說文本的方法,都典型地體現了王國維對其方法論層面的學術主張的實踐?！段膶W小言》《人間詞話》的體系和結構安排,圍繞核心概念和命題,按照邏輯層次展開并表述其理解和評價文學的方式,關于文學類型的新的分類方式等等,都體現出了強烈的思辨精神和科學意識,這是王國維在研究方法上引進西學改造中國學術的比較成熟的例證。在后來的《宋元戲曲考》中,我們能夠看到王國維的這種現代式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更為成熟的實踐形態,《宋元戲曲考》翔實的材料、精審的考證、嚴謹的?？迸c輯軼,體現了王國維深厚的中國傳統考據學的功底,但決不能忽視融合其間的西方邏輯學和新的歷史學的觀念和方法,事實上,正是中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相互借鑒和改進奠定了王國維文學研究的成功。通過引進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而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借助西學改造中學、借助中學改進西學,王國維實現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方法論層面的現代轉型。這使得王國維成為用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術潮流的奠基人,這種方法論上的革新開創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折射了中國文論和文學批評的現代特質,西方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滲透伴隨著中國現代文論和文學批評的整個現代進程,塑造了中國文論方法論層面的現代品格。

五、現代的文學理論批評術語

對于中國現代文論來說,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與批評方法的現代轉型構成了其范式現代性的主要方面,但無論是文學觀念還是文學研究方法最終都要落實在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上。只有通過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這個語言符號的技術層面,中國現代文論才最終完成其現代轉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現代式的批評話語的生成標志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誕生。在對中國現代文論和中國古典文論的形態做比較研究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就是批評和文論話語的表述層面,之所以說中國古典文論重直覺、印象、感悟等等,中國現代文論批評重科學、邏輯、系統等等,主要的依據就在于二者在批評術語和文學理論概念與命題表述上的區分。雖然命題和理論語法才是文學思想和文學研究方法在話語表述層面的真正體現,但是批評話語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及其存在形態的標志則體現在一些基本的概念、術語上,無論是對于思想史還是對于思想家個體來說,其思想形態或者理論體系最終會在語言表述層面濃縮為一個或者幾個基本概念、范疇。因此,王國維創造性地使用的批評術語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三個層面———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話語層面。

概念、術語對于思想及其所關聯的把握世界和研究對象的方法的重要性,在王國維那里是有相當程度的理論自覺的,這種自覺見于《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一文,在此文中,王國維論述了概念對科學的重要性。王國維于1905年發表于《教育世界》96期上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更為明晰地表述自己對創造新的學術語言、新術語的態度和思考。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王國維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代表了思想本身,因此新思想的輸入就意味著新的學術語言的輸入。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歷史中所表現出的某些局限性就表現在學術語言的不足,正如當初佛學術語的輸入對中國學術、思想的推進一樣,通過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語言改造中國的學術狀況,進而創造出新的學術語言,必定會推進、光大中國的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中確實實踐了自己的“新學語”主張,借助吸收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新思想、新方法,結合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取長補短,或者以西學之觀念和方法改造中國文學的研究傳統,或者以中國文學的材料參證西學之觀念,或者以中國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來發展和補充西學,這些努力最終就凝結在一批新的文學批評和文論、美學術語上。茲舉以下概念作為例證:“美學”“美術”“藝術”“優美”“古雅”“感情”“境界”“悲劇”“欲望”“形式”“消遣”“他律”“自律”“發泄”“解脫”“意志”“天才”“自然主義”“隔與不隔”“痛苦”“生活”“?；蟆薄霸炀场薄皩懢场薄坝形抑场薄盁o我之境”。

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實踐中創造和使用的這些新的術語,是轉型了的中國文論的新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方法在語詞概念上的表現,它們標志著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最終成型,這種學術術語層面的特征烙印了中國現代文論的存在形態。六、結語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晚清發生了一次質的突變,這次變革促生了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本文對庫恩的范式概念的轉借恰當地描述了這一轉型,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王國維的文學研究和批評個案中得到了本質性的例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表現為文學觀念、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文學批評術語三個層面,王國維的例示揭示了中國文論現代范式的本質內涵,是通過學習和輸入西學而完成的,在上述三個層面的西方現代學術與中國傳統文論融合的新的文論形態。

作者：王中原 單位：河南大學 文藝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