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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將在更大的范圍內和更深的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經濟的交往必將促使文化產業和文化交流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文化在與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因差異而產生沖突，由溝通而形成融合，這是一種趨勢。在沖突與融合中，信息傳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與商品交換一樣，都必須堅守誠信原則。
我們應把握時機，克服以往傳播中存在的弊端，全面真實地宣傳中國，讓世界人民更好地認識中國；同時，也要全面真實地介紹世界，使中國民眾更好地認識世界。
關鍵詞：文化交流沖突融合信息傳播誠信原則
2001年，中國經過15年的談判和努力，終于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它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國將在更廣泛更深入的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入世，不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大有好處的。這種好處也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而且也必將表現在由經濟引起的政治、軍事、法律、文化等諸多方面。本文僅就入世后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沖突和融合予以闡述。
一、中國入世意味著什么
中國加入WTO將會促進我國經濟步入全球化的軌道，按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游戲規則辦事，使中國的經濟融于世界經濟的大家庭之中；使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轉變，按著世界人的一般規律去思考問題。在這里，中國應以落伍者的姿態加快自己的行進步伐，以此來改變自己的面貌，同時也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貢獻。
中國近20多年來進行了許多偉大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都是從我們國家自身體制創新開始的，也就是說，內在型的體制創新處于主要地位。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百多個成員國都必須遵守的規則，這個規則不是我們提出，同樣我們也無權作原則性的修改——學習和適應將是我們進入WTO以后一個時期的艱巨任務。過分地強調“中國特色”，以自己的特殊性去輕視或忽略大家共同制定的行動規則，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同時也是不允許的。“國際慣例”將第一次作為我們研究決策的主導因子，任何“中國特色”都將服從和服務于“國際慣例”——由此帶來的人們和領導決策群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將是艱巨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中國必須要完成這一次深刻的轉變，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步入世界發展的良性軌道，也只有這樣，中國才可能真正自豪地說，中國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了。
中國加入了WTO，將加快中國經濟規制的市場化改革，為其提供有準備的參照系和新的動力。由于WTO規則總體上體現了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加入WTO也對中國經濟規制變革提出了某些原則性、方向性要求。這些要求可以用“規范、統
一、效能、服務、透明”10個字來概括。
規范。它表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和行為首先要符合國家法律規定，要求經濟貿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經濟規制要不與WTO基本規則和中國承諾的義務相沖突，符合國際通行做法。
統一。在涉及WTO多邊規則的領域我們必須保證經濟貿易法律和政策的統一實施，確保地方政府職能與中央的一致性，避免執法和行政過程中的隨意性。
效能。政府經濟管理要更新理念。從重審批轉向審批與管理并重、管理與服務并重，要從全面監管轉向以重點監管為主；改運動式、間歇式大檢查大清理為常規的間接監管，顯著提高政府監管水平，改進管理規則，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個案處理，方便大多數守法企業，嚴厲處罰個別違法違規者。
服務。市場經濟是親商經濟，政府重要職能之一是為企業參與國內外競爭創造良好條件。政府經濟管理寓于服務之中，服務又寓于管理之中。
透明。政策要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穩定性，特別是在涉外經濟活動中，所有政策法規要在指定媒體上公布，保持公開性，而且要提高制定與執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1]
這里雖然講的都是經濟范疇的規則，但是，這些規則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在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指導下進行。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道德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2]
21世紀，人類的經濟活動已經逐步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在這個時代，文化與經濟已經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種市場，一種可以帶來高額利潤的消費市場，以致使文化成為經濟的主角。1993年，美國以文化產業為核心的版權產業產值達2386億美元，占GDP的3．7%;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文化產業對該州的經濟支持率達10-15％，與其最大的產業紡織和旅游業不相上下；德國貝塔斯曼集團1997－1998年度的營業額為257億馬克，其中圖書出版及俱樂部的營業額達到73億馬克；藝術業在英國擁有170億美元的產業規模，與其汽車工業不相上下，其旅游收入的27%直接來自藝術；1993年，美國廣播電視、有線電視、電影娛樂、報刊雜志等部門的總收入達1000億美元以上，1995年美國電影實現的國內外票房收入105億美元，占全球電影票房總額的71．42％，成為美國繼電腦、航空、石油業之后的第四大出口支柱產業。美國體育經濟收入超過了石油工業與證券交易所的收入，NBA一年的利潤就有650億美元。“迪斯尼樂園”的建設，成了奧蘭多市發展的轉折點，使該市的經濟增速從60年代末比所在的中佛州慢3％發展到80年代末的快41％。日本娛樂業經營收入超過本國汽車工業產值，日本國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達到總需求的55％，超過了對物質產品的需求。
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同時，文化的發展也規范著經濟的方向和促使它的發展。
新的世紀，經濟的全球化向我們展示了文化信息產業的發展特性：
第一，信息資源的最大共享。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快，文化產業加強了對全球資源的爭奪和分享。無論在出版、報刊、音像、還是在影視、娛樂、廣告和旅游業中，資本的國際化、技術的國際化、智能資源的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新的信息載體不斷出現，一些現代化程度高的圖書館和資源庫收藏的新載體范圍正在不斷擴大，包括各種實物和博物資料，如書畫、樂譜、手稿、服裝、電視節目等，涉及與人類文明有關的一切紀錄及其載體。比如法國國家圖書館就已經收藏了200萬件樂譜、音樂家手稿、檔案，90多萬件錄音資料，6.2萬件錄像資料，2.8萬件多媒體資料和30萬份數字化影像資料以及400個唱機設備。這些豐富的信息資源為文化從業人員進行文化生產，為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因為數字化革命強化了知識的編碼過程，各類資料、圖像、音像等都可以編碼化，電子網絡則將各種信息資源連接起來，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識存量的增長速度和知識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個全球化的信息網絡。美國學者J?W?豪斯指出：好萊塢從業人員大量收集世界范圍內的知識和信息資料，每投入100小時即花費時間成本1500美元（每小時折合15美元計算），形成的創意和構思平均可產生效益7720美元。難怪英國“滾石”廣播電臺不惜巨資，千里迢迢來上海錄制老碼頭工人哼唱的“碼頭號子”，1992年好萊塢安布林娛樂公司從網上獲得了中國云南祿豐的侏羅紀恐龍化石，以及轟動世界的河南西峽恐龍蛋的資料和圖像，受到極大啟發，攝制出科幻巨片《侏羅紀公園》。為此，他們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商業利潤，上演31個星期國內票房收入達3.4億美元，而海外票房更達破記錄的5.3億美元！
第二，資源配置的國際間合作。文化資源國際化的基礎是工業的大規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場的開拓。以往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內部的分工和協作，已經發展成為一系列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分工和協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資源。比如《日本經濟新聞》和《朝日新聞》從1996年2月起同時在香港開設衛星版。設在東京的報社總部每天將排好版的樣報，采用電腦和通訊衛星傳到香港，幾分鐘后，香港的印刷廠和日本的印刷廠幾乎同時開印，再利用香港作為信息中心的優勢，迅速傳播到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實際上也是由7個國家的30多家公司協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給了有16家多國中小技術公司協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樂制作包給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質量的音樂制作使全片獲得極大的商業成功，音樂場面占有全片的75％長度；又如美國的《讀者文摘》以19種語言發行，它的48種國際版本發行量達到2800萬份，遠遠超過它在國內480萬份的發行量；針對婦女的美國《大都會》雜志也有36個國際版本，1996年國內發行270萬份，而國際銷售額突破450萬美元。它的北美部負責人說，誰能夠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有效的分工協作，誰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場！
第三，資源利用的集團組合。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資源，許多文化企業紛紛走向聯合與兼并，形成大的集團。這樣做可以達到兩個目的：（1）通過共同使用機器設備、信息網絡、交通工具、專業人員等，降低成本，提高產出；（2）通過產權交易、兼并和破產，把效益差的不良資產拋向市場，再把優良資產組合起來，提高資產效益。據統計，從1986年到1990年，美國有400個獨立電視臺和電視臺集團在產權市場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電視臺被交換了一次所有權。而1993－1994年間，又有200個以上的電視臺進入了產權市場。
聯合與兼并為提高資源利用率，迅速增強文化產業的實力提供了可能，也為產業資本的跨行業滲透提供了重要條件。社會對文化產業的投入不僅采取贊助和政府撥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參股、控股和資產運作的形式，比如法國著名出版集團Hachette股份的50％為法國經營航天、通訊和高速鐵路業的馬特拉工業大財團所購買，后者投入了大約20多億美元；另一個出版集團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國通訊公司和電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國公用事業、建筑業和通訊業的巨頭CGE公司投資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綜合出版集團哈瓦斯集團30％的股份。[3]除此，還有社會投入的多元化和資源投入的無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中國入世，意味著中國將徹底全面地打開了封閉的國門。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現代社會，影響人們行為的文化結構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加以改造和轉換，否則，它將阻礙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一個新時代是不可能建筑在舊文化上的，但是舊文化卻可能拖延新時代的進程。社會的發展首先是人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所以，中國在加入世貿，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學習和遵循國際經濟慣例，還應當注意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能夠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應該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內核，又具時代性。它要求人們拋開實用理性的消極方面，剔除理論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來審視周圍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頭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強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嚴而不是趨炎附勢、依傍權力；提倡公開、公平和公正的行為規范而不是欺上瞞下、黑箱操作的舊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們說中國的入世是中華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對外開放，這里就包括人們的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開放和更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國人文化意識上與國際接軌，取人之長補已之短，揚已之優抑人之劣，激濁揚清，互通有無，只有這樣，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沖突與融合
中國入世不僅引起了國人的關心，同時也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納的這個新成員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它既有漢民族文化的輝煌，同時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燦爛；它既是一個經濟上發展中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國；昨天它曾經影響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響。中國要全面地認識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認識中國，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雙邊任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近百年的歷史中還有著閉關鎖國的慘痛教訓，一旦國門真正全面打開時，對于百姓大眾來說總有一種或多或少的不適應和不可名狀的滋味。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中國加入WTO，隨著經濟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沖突是必定無疑的。文化沖突是不同性質的文化之間的矛盾和對抗。一個社會集體的文化接觸到另一個社會集體的文化，必然會出現內在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異質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文化沖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文化差異的存在，文化對產生它的環境是適應的，但對其他的環境卻不一定完全適應。[5]這種不適應便產生了矛盾和沖突，而其前提則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較和差異。
中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演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注重和諧、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傾向于順其自然；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重視社會穩定，政治價值優先，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強調對國家和集體的無私奉獻精神，肯定對國家和社會的報恩或獻身意識，肯定上下級的忠誠關系，遵守紀律，官本位，官民一體化，習慣于“人治”，辦事講“關系”；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不突出個人，以家庭為本位，穩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顧好成員的職責，重視教育，望子成龍，以儲蓄、勤儉為核心的財富態度，堅守以孝道為中心的家族主義，個人利益服從家族或組織利益，敬業樂群，和睦人際關系，注重個人自我修養，等等。[6]中國傳統文化好比是太極圖，圓滿、優美、包容性強，是內斂型的；而西方傳統文化的圖騰是十字架，即鋒芒畢露，剛勁有力，是發散型的。中國人古代修長城是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開，而不是為了向外界進攻，中國近代的開放也是在西方堅船利炮的逼迫下進行的。與此相應的是中華文明在海外大范圍主動傳播的機會較少，對于偶爾傳入的異質文化的整合力卻非常強；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來的“天賦使命”觀，使他們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廣，這種基督救世文化傳統決定了他們在對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態。[7]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
第一，事物價值判斷標準上的差異。對相同事件或現象的不同評價，是好還是壞，是肯定還是否定，是有用還是無用，是優良還是低劣，這都反映出一個人、一個民族對事物評價的價值觀，而決定這種價值標準的卻是植根于人們頭腦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國醫學博士斯賓塞?約翰遜撰寫的著作《誰動了我的奶酪？》風靡世界，在全球的銷量已超過2000萬冊，連續78周蟬聯亞馬遜網上書店最暢銷書榜首！自然，這本字數不到4萬，定價16.8元的小冊子，也在中國的大地上走紅，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開印9次，各種書報的廣告宣傳和書評文章更是不計其數。這是一本什么樣的著作呢？作者在書中虛構了四個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過四個角色的演繹，告訴人們如何在今天變革的時代，笑對變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簡單得很。這本書和他在20世紀80年代與他的朋友肯尼思?布蘭查德合寫的小冊子《一分鐘經理》一樣，并沒有什么高深的理論，完全是一本通俗讀物。但是，就是這樣的著作卻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睞，促使年輕的一代和廣大讀者從書中受到教益，正確面對新的競爭和挑戰。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醫學博士，卻寫了管理方面的著作，這在國人看來又是“不務正業”了。）一年又一年的職稱評聘、職務晉升、評比獎勵，有多少學者為著那厚厚的著作和長長的論文而煞費苦心，因為字數和厚度不夠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發表、評上職稱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眾面，對社會又有多少促進作用，這是參評者和主評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關部門至今仍樂此不疲，參與者仍需忙于應付。盡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們上書呼吁，要對科普作品予以關注，予以獎勵[8]，但是此意始終未能成行。什么是學問，怎樣做學問，看來中西方的學者和大眾們的評價標準是不同的。
一般來說，文化素質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學問，文化素質低的人喜愛讀通俗的讀物，但是，這在中西方有時卻相反：20世紀80末，在中國大陸曾風行一本由丹麥出版中國翻譯的大書，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調節技術》，37萬字，書很專業也不好讀，但是在北京一次發行就是20萬冊。中國的出版商和廣告商還有新聞傳媒，不遺余力地為其大作宣傳推銷，外國人的錢是賺飽了，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并沒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國也出了兩本書，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隨筆》。要說這兩本書也都不是通俗讀物，也沒有什么言情，特別是王元化的著作，還有幾分晦澀。但是，在大陸，在年輕人中間卻還很受歡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種變革時代的浮躁可見一斑，一種在開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亂可見一斑。
對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經濟價值外，如何把握它潛在的精神意義，中西方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到國外旅游的人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好不容易買到一件紀念品回國，打開一年原來是中國制造的。筆者曾到歐洲大陸出訪就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參觀法國國家第三電視臺，客人們回贈給我們的紀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開文件包一看，在夾縫中卻發現“MADEINCHINA”的字樣。參觀巴黎艾菲爾鐵塔，在塔頂紀念品購物處購買的卻是中國溫州生產的鐵塔玻璃鏡框。一個國家的標志物，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出售和送給客人的物品卻不是本國生產的（這些紀念品不僅是送給中國人），這在中國是不會出現。從來沒有聽說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售美國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具有反映中國形象的紀念品。但是，外國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們完全從商品的價格考慮，只要委托國生產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們能賺到錢，顧客又喜歡，請哪個國家生產都行。在這里沒有中國人一般認識的那種狹隘的“愛國主義”等精神的束縛。
人們的文化觀念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況下，在緊要關頭，訓練有素的民族也會有它出色的表現。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廈遭遇恐怖襲擊，讓熱愛和平的人們永遠記下那慘絕人寰的一幕。其中有兩個細節卻更令世人刻骨銘心永志不忘，因為她揭示著美國民族中最溫馨最光彩的瞬間。
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上大廈，電梯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匯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樓梯上。在最為危急的關口，它竟然暢通無阻，不光身強力壯的人逃了出來，傷員被抬了下來，心臟病發作者被救下來，連盲人牽著導盲犬也從人流中走了下來，幾乎所有從樓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來。難怪人們要贊美，秩序是文明，是禮儀，秩序更是生命。而為了這秩序，人們經受了怎樣的生與死的考驗。
“9.11”事件中還有第4架飛機，那架飛機上曾經有一個男人用手機給地面上的妻子打過一個電話，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決定與歹徒搏斗。”飛機后來在匹茲堡附近墜落，歹徒與乘客同歸于盡。在文明社會中，遭遇劫持，放棄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慣例，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別人的生命作為冒險的代價，去完成那一類“英雄行為”。但在獲悉世貿大廈已經被襲擊的前提下，搏斗則是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犧牲，為此打破慣例，不僅是正當的也是正義的。盡管如此，也必須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幾分鐘，還能想到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自由。這就是美國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積淀。這種積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學者朱學勤先生所言：“如果沒有1787年費城制憲以來的200多年積累，就不會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一事例。我們也難以否認，沒有憲政環境中一生養成的習慣，就不會在最后一分鐘以那樣謙卑和自然的口氣說，我們投票決定。”[9]再來看看中國大陸上發生的幾次火災和事故，盡管里面也有我們時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卻很難見到他們在危急中表現出來的大義凜然。1994年11月新疆烏魯木齊一劇場由教育部門組織上千學生觀看演出。突然，劇場因電線短路發生大火，結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為學童。造成這么多人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時教育官員和老師不僅沒有很好地組織撤離，有的還為了防止大火燒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結果致使不少學生在爭相逃生時互相踐踏致死！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大陸開始注重培養人們的法律意識和道德修養，這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在繁華處大都有了指揮交通的紅綠燈，有的設施與外國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紅燈面前，中國有不少人的表現是與外國朋友大相徑庭的：外國人見了紅燈，不論是有車還是沒車、有人還是沒人，都要站住，不會通行；而我們有些同胞，遇到紅燈，先看有沒有車，如果沒車，可能會通過；如果沒車又有人先過，他保準會通過。西方人心目中的“紅燈”是法律條文和道德約束，“紅燈”和“綠燈”分別代表著“合理合法”與“違法悖理”；而我們有些國人心目中的“紅燈”是“被人看見”，是“目擊者”，只要沒有“目擊者”，紅燈綠燈都是可以通過的。對此，有學者從“人格底線”上進行深刻的闡述：中國人為人處事最在乎他人會怎么說，其價值判斷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為人處事最在乎法律會怎么說，其價值判斷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來，一個人只要不傷害他人，也就是說不違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個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獨立人格；而對中國人來說，人生道路上的綠燈反倒很少，舉手投足，都要顧忌別人會怎么說怎么看，他人的意見對個人行為的規范有著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見而我行我素，其代價是人格形象的喪失。這種“他人意見”常常是與“法律意見”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紅燈常常有意無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紅燈。[10]在當今與世界接軌的形勢下，中國的國民應建立起新的價值判斷體系：一方面要繼續尊重“德先生”和“賽先生”，加強民主和科學的教育；另一方面則應該請進“馬（Market）先生”和“騾(Law)先生”，即加強市場和法制的觀念。用法律的“紅燈”規范人們在市場中的行為，同時對個體在“綠燈”下的合法行為持寬容的態度。從現實的層面考察，這種價值判斷至少有兩個意義：一是為個體的人格行為提供更大的空間，同時又可以保證個體自覺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紅綠燈”。全球的現代化從工業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質和工具層面上的歷史進程，并不是人類現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現代化的實質。美國學者阿歷克薩?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11]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表明，我國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對生活方面的滿意度在很多項目底于西方國家（見表一）。在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別（見表二）。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異和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加入了世貿，在經濟步入全球化的同時，作為人的現代化的任務更加繁重和漫長，這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的一個重要問題。
由于經濟利益和人們的文化觀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異而發生沖突這在國際上是常見的事，我們也不必過分憂慮。如美國和加拿大雖然都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而且兩國相鄰，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與美國有將近8900公里共同的邊界線，對多數人來說是共同的語言——英語，來自英國歷史的共同傳統，接近的政治經濟制度、共同的防衛體系，特別是學術和行業的聯系，以及貿易和投資關系。在經濟上，它們是相互之間最大的貿易伙伴——彼此的投資者和消費者。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超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國的投資，也比在其它任何國家都多。兩國每年的邊境往來達數千萬人次。然而，在總的友好關系中，也有不和諧的音符。這兩個北美鄰居之間最傷感情的沖突包括大眾傳播方面的爭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電視率先發展起來，而加拿大是從1952年才開始電視廣播的。由于大多數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邊界以北的沿線一帶，處于美國電視的覆蓋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觀眾廣泛地接收美國電視節目。其后，加拿大線纜系統發展起來，并熱衷于從邊境美國電視臺轉播節目信號。從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許多小城鎮，多數居民都可以享受熱門的美國節目且無需付費。加拿大廣告商認識到美國電視節目在加拿大觀眾中的影響，便開始在美國邊境電視臺購買廣告時間，這些廣告是針對加拿大消費者的。于是，滾滾財源流入美國電視臺，70年代每年達2千萬美元。終于，位于邊界線以南的24家美國電視臺卷入了爭議，其中最主要的電視臺是3大電視網在紐約州布法羅市的3家電視臺和在華盛頓州貝靈漢市的一家附屬臺。這場爭執被報界稱為“邊境戰爭”，美國電視節目被稱為“特洛伊木馬”。
為了遏制加拿大企業“出口轉內銷”的廣告流向美國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幾種政策法規。70年代中，當政策付諸實施后，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屆政府都介入了長期的國際爭端。
美國和加拿大幾十年的爭論，無礙乎兩大因素，一是經濟利益，二是文化觀念。加拿大擔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國所吞噬，他們追求的是文化的發展，他們把廣播當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來使用。他們不承認所謂“簡單的保護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罪名；而美國卻強調自由經濟，市場競爭，借助實力，建立霸權，他們追求的是消費者的選擇。他們也不承認所謂“帝國主義和商業侵略”的大帽子。[12]由于文化傳統和經濟利益的不同，爭論也許會長期進行下去。但是，隨著雙方的交流與溝通，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產業都將會促進兩國的發展。這不僅是兩國同時也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所然。
由于差異產生沖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來說文化沖突不會像政治沖突那樣升級為戰爭（當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東地區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戰爭）；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過彼此的了解和調適達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各種文化因素之間相互滲透、相互結合，最終融為一體。這種融合，一是把外來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一樣，充分利用文化傳播這一促進文化發展的動力，不斷地以漢文化為基礎融合我國各少數民族和其他國家的文化，為自己注入新鮮血液，增添生機和活力，從而使其保持相當長時期的繁榮燦爛；另一種則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異質文化中去。這種融合是在深切了解異質文化的深層意蘊的基礎上，揚棄自己原有的認知結構，從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異質先進文化所達到的時代水平。如滿族在漢化的過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漢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為例就足以說明世界各國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據史料記載，日本人來華，“目睹東方文化發祥地的中國，有統一的政治組織，有燦爛如花的物質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對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愛慕與追求”。[14]“必須突進文化母國，直接移植優秀的文化，才能滿足其欲望。”[15]與此同時，從宋代開始，日本有些文化也傳播到中國。如日本的民族繪畫——大和繪在中國廣泛傳播，鋒利的日本刀劍也大量銷往中國。[16]新晨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層次的不同，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們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樣的，正如龐樸先生所言：“文化之間的交流過程啟示人們：物質文化因為處于文化系統的表層，因而最為活躍，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處于文化系統的中層，是最權威的因素，因而穩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為深藏于文化系統的核心，規定著文化發展的方向，因而最為保守，較難交流和改變。”[17]不論交流與融合的層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與融合中，為實現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目標，堅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18]
2002年是中國的馬年。在馬年的正月初三，又是西方的“情人節”。在北京，原價1.5元一枝的普通玫瑰漲至8元，一種從荷蘭引進的新品“咖啡色玫瑰”每枝賣到25元。細心人發現，即便沒有“情人節”的因素，北京人今年過節在保持傳統民俗的同時，也多了幾許“洋”味。一方面，中國結、大紅燈籠掛滿大街小巷和商店、飯店的店堂，春聯貼進居民小區，唐裝盛行，窗花、剪紙裝點市民窗戶，民俗廟會依然火爆；另一方面，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生意興隆，“巧克力”、“大腰果”等“洋食品”俏銷，壓歲錢由人民幣換成了歐元，“洋廟會”開始向傳統廟會“叫板”。就連京郊延慶縣也搭起了“洋戲臺”：充滿異域風情的狂歡巡游和烏克蘭國家歌舞團的演出，春節期間吸引了眾多的城里人。對此，民俗學專家陳勤建指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變遷，使人們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發生著巨變。這種巨變是相反的作用力向兩極延伸：一極是不斷地融入全球化，一極是民族自我的重新回歸。這種心態在馬年春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9]我們在與世界文化交流時應該堅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獨立性；但是，這種堅持不應是狹隘的封閉的，否則便會走入固步自封、井底之蛙的境地。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基礎上堅持和提升中華文化的特質，科學地借鑒和吸收西方文化中先進成分，這才是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正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