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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輪會談了，主題是中西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轉型毫無疑義是由西方開始的。西方首先開始了由中世紀向近現代的轉變，然后通過18世紀殖民化或全球化的浪潮，把東方的很多古老文明帶入到現代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今天先由我來講一講西方文化的變革。我的提綱已經放在這里了，我準備談四個問題。

近代西方文化變革的時代背景

大家知道，15、16世紀一向被中外歷史學家說成是人類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湯因比甚至把它說成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說它是分水嶺，主要是從舊大陸的范圍來看，那時新大陸還沒有被納入到人類文明的視野之中。當時的舊大陸可以說是三分天下的格局:整個西方，包括西歐和東歐，屬于廣義的基督教文明范圍，包括西歐的天主教和東歐的東正教;東方是中國的大明朝，從精神文化層面來看，中國人信奉儒家倫理，可以稱之為儒家文明;而東西方之間是廣大的伊斯蘭教世界，包括三個國家形態，一個是西邊的奧斯曼帝國，一個是中間的薩珊王朝，還有一個是印度的莫臥兒王朝，印度當時也是處于穆斯林的統治之下。這種三分天下的格局，如果站在15、16世紀的角度來看，在三者之中，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最沒有希望的。無論是在經濟上、軍事上，還是文化上，西方都無法與東邊這兩個文明相比。在軍事上，當時最強大的要數奧斯曼帝國，它從15世紀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就對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勢，一直持續了好幾百年。而在經濟和文化上，中國的大明朝可以說獨領風騷，明朝的經濟和文化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頂峰。大家知道，宋、明兩朝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15、16世紀的時候正好是西方中世紀的末期，那時天主教社會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危機，但是新的文化還沒有形成，所以當時西方的狀況確實是非常糟糕的，與東方的兩個文明相比明顯處于弱勢。正因如此，所以20世紀美國一位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里寫道，如果1500年的時候在火星上有一個觀察者，他看到當時舊大陸三分天下的格局，一定會斷定，未來的世界不是屬于信奉儒家倫理的大明朝，就是屬于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他絕對不會預料到未來數百年將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天下。所以，當時在這樣一種格局下，西歐的天主教專制已經到了最后的時期，文藝復興已經發生，宗教改革也開始爆發，這個時候整個西歐都處在一片混亂之中。上次對談時我講到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分裂現象，就是基督教的理想與羅馬教會的現實之間出現了一種嚴重的分裂以及普遍的虛偽。所以當時的西方文化處于嚴重的困境之中，非要發生改革不可了，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第二個背景呢，就是西方的二元政治結構，就是教會和王權之間的沖突，即教俗之爭。教會和王權之間的沖突到了15、16世紀也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實際上從14世紀開始，教會就出現了衰落的跡象。14世紀由于法國的興起，導致了70多年的“阿維農之囚”，后來又出現了40年的教會大分裂，在歐洲形成了兩個教廷，一個在羅馬，一個在法國的阿維農。這兩個教廷互相爭奪正統性，結果是使教會在人們心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因此實際上從14世紀開始，天主教會首先是由法國國王控制，然后又出現了教會自身的分裂。在這一段時間里，首先是法蘭西的崛起，到15世紀英格蘭也開始崛起。這些世俗國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世紀那個徒有虛名的神圣羅馬帝國，成為羅馬教會的強勁對手，所以羅馬教會一統天下的格局已經開始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西歐天主教世界就開始了變革，而這個變革的原因也有很多。從14世紀開始，主要是15、16世紀，這個變革分為兩支，一支是拉丁語世界的變革，那就是文藝復興運動;還有一支是日耳曼語世界的變革，那就是宗教改革運動。這兩場變革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盡管在中國的教科書里面總是喜歡把這兩場變革相提并論，但是實際上這兩場變革的差別非常大。可以說拉丁語世界的變革仍然是在天主教的影響之下進行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出現的那些人文主義者，他們基本上都受雇于羅馬教廷。盡管文藝復興運動也產生了一些新觀點，比如說用人性來沖淡神性，用人間的生活來取代天國的生活，這都是一些人文的因素，但是總的來說，這場運動并不反對羅馬教會。相反，它和羅馬教會的關系還很密切，甚至整個人文主義思潮，基本上也是在羅馬教廷的默許和支持下發展的。然而日耳曼語世界的宗教改革運動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是一場直接針對羅馬教會的變革運動。盡管它的初衷一開始只是想幫助羅馬教會革除弊端，但是它的最終結果卻是與羅馬教會徹底分道揚鑣，從而導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以及后來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后果。西方社會真正的變革，從廣義上來說的文化變革，即包括政治、經濟以及狹義文化本身的大變革，其根本原因并非拉丁語世界的文藝復興，而是日耳曼語世界的宗教改革。面對著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專制格局所造成的一切社會弊端，唯有宗教改革運動才是西方文化變革的真正開端，這是我個人一直堅持的觀點。

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吊詭性

在這里，我要說明一下為什么說宗教改革才是真正導致西方文化發生現代化轉型的原因。宗教改革運動具有一種吊詭性，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區別開來。從主觀動機來說，發起宗教改革運動的那些人，如馬丁•路德、加爾文等人，包括英國國王亨利八世，他們從主觀動機上來說，一開始并沒有想過要開創一個新世界，更沒有想過什么資本主義的發展，什么現代化的問題。他們的目的只是想回到中世紀早期，回到一個比較純真的基督教狀態，回到早期基督教會的那種真誠信仰和純潔道德。但是這場改革的結果卻是非常吊詭的，路德等人本來是出于一種非常保守的主觀動機，但是無意中卻開出了一個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新世界，最后竟然推動了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下面我從三個方面簡單說明一下這種歷史吊詭性。

第一，本來馬丁•路德、加爾文這些人發動宗教改革，只是出于一種虔誠的信仰。他們認為羅馬天主教會的信仰是非常虛假的，它導致了中世紀后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所以他們主張回歸到早期基督教會的狀態，回到奧古斯丁時代，甚至保羅等使徒時代的真誠信仰。關于他們的神學主張，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信仰變成每個人心中的事情，這一點被馬丁•路德的那個著名觀點“因信稱義”明確地表述出來。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上帝眼里成為一個義人，關鍵就要看他心中有沒有真誠的信仰。這樣一來就把信仰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把一個人得救的根據從教會手里轉向了人的內心中。宗教改革運動用信仰的權威來挑戰羅馬教會的權威，最終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由于把信仰從教會手里轉到了每個人的心中，而每個人對信仰的理解又不一樣，這樣就必然會導致大家在教派歸屬和教義解釋方面的分歧，導致教會的大分裂，于是就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了路德宗、加爾文宗、安立甘宗，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新教教派。這樣一來，統一的基督教世界就變得四分五裂了。這種四分五裂的格局首先會使每個人都認為只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才是正統的，其他觀點都是異端，這樣就導致了持續100多年的宗教戰爭。但是在經歷了宗教戰爭之后，西歐人終于發現，為了宗教信仰而打仗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信仰只是屬于個人的事情。所以到了17世紀中葉，具體說就是30年戰爭結束以后，人們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人們終于意識到，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條條大路通羅馬，大家沒有必要為了不同的信仰而打仗，這樣就出現了宗教寬容。而宗教寬容呢，我覺得就是西方整個社會寬容的前提。首先是宗教寬容，而后才發展為政治寬容、生活方式的寬容、文化觀念的寬容等等。西方的寬容首先是從天主教與新教徒之間的寬容開始，進而擴展到廣義的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信仰之間的寬容，然后再到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之間的寬容，最后發展為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生活態度和不同文化觀念之間的普遍寬容。18世紀的伏爾泰在他的論敵盧梭遭到法國當局的迫害時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也就是說，我們的觀點可以不一樣，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同等地具有自由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這就是一種普遍的寬容。在西歐，最初正是由于信仰的虔誠而導致了宗教的分裂，這種分裂首先引發了不同教派之間的武力沖突，然后才逐漸走向寬容。到了17世紀中葉以后，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終于可以和平相處了，大家再也不必因為信仰分歧而打仗了。寬容精神構成了西方科學和民主的共同溫床，只有在寬容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地談科學、談民主。

第二個方面，加爾文教的宗教改革，還有一些其他的新教教派，他們本來是想通過自己的宗教虔誠來獲得上帝的恩典，但是沒想到結果卻導致了資本的增殖。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宗教改革無意中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種合理性根據。也就是說，那些虔誠的加爾文教信徒，他們出于彰顯上帝恩典的主觀動機而勤奮工作，但是他們的這種宗教虔誠卻為世俗世界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資本增殖和發財致富。在中世紀，一個人要想進入天國，要想靈魂得救，他的主要表現方式應該在教會的范圍里，要做出羅馬教會所要求的各種“善功”，例如購買贖罪券、參加十字軍等等。但是加爾文教卻把“善功”從宗教活動轉向了世俗勞動，加爾文教強調，一個人要想在上帝面前稱義，不僅要靠內心的信仰，而且還要靠外在的善功。但是這種善功并不是中世紀所稱道的那些虛假的“善功”，而是直接表現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在你的工作是否勤奮，你的生活是否節儉等世俗美德中。加爾文教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鼓勵勤奮節儉的生活態度，而勤奮節儉無意中就構成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精神根據。按照這種精神根據，一個人越勤奮、越節儉，他的靈魂就越純潔，他就越是能得到上帝的恩典。這樣一種純粹宗教的動機，結果卻推動了世俗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馬克斯•韋伯對這一點強調得非常多，他認為，加爾文教的“天職”觀念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合理化根據。現在大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去發財、去創造財富了，但是要記住，發財不是為了你自己的揮霍，而是為了增加上帝在世間的榮耀，為了證明你的確是上帝的選民。我曾經指出，資本主義最初是宗教改革運動的一個無意結果，每個人都為了天國而奮斗，但是結果卻導致了世俗世界的繁榮。這恰恰也是湯因比所說的那種吊詭結果，即“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獲”。人們的眼睛本來是盯著天上的，沒想到卻促進了人間的繁榮。這是第二個方面的吊詭性。

第三個方面的吊詭性表現在民族教會和民族國家的關系上。宗教改革導致了基督教會的大分裂，產生了很多新教教派。而這些新的教派之所以能夠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北方日耳曼語世界里面的一些王侯貴族們的支持，正是他們的支持才使得宗教改革能夠產生一些新的教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新的教會就叫做民族教會，這些民族教會得到了當地世俗統治者的大力支持。這些世俗統治者之所以支持民族教會，是因為他們早就對羅馬天主教會打著拯救靈魂的大旗來從事世俗的爭權奪利活動心懷不滿。但是在中世紀，他們卻斗不過掌握著靈魂上天國的權力的羅馬教會。現在終于有人在他們的領土上建立反對羅馬天主教的專制統治的民族教會了，他們當然愿意支持!這樣一來，就導致了民族國家的發展，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強大，而民族國家的強大反過來又制約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專制權力。在歐洲，自從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二元結構，這就是教會與世俗王權之間的對立。在中世紀盛期，羅馬教會曾一手遮天，把世俗王侯們玩弄于股掌之間。但是隨著西北歐國家、也就是日耳曼語世界中的那些民族國家的崛起，羅馬教會的權力就開始一落千丈。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像英格蘭、蘇格蘭、尼德蘭、瑞典、丹麥、芬蘭等新興的民族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會，這些民族教會反過來又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崛起。所以像英格蘭、荷蘭、瑞典等民族國家，都在16、17世紀時紛紛崛起，成為西歐的強國，取代了以前的那些王朝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的霸主地位。可見，宗教改革運動以及民族教會的出現，對于羅馬教會的專制統治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除了以上三點之外，還有一點也與宗教改革運動有一定的關系，但也不完全是由于宗教改革，那就是關于地理大發現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對西方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實際上，地理大發現雖然不是由于宗教改革運動所導致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地理大發現活動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它的發生與發展都與宗教熱情、尤其是南部歐洲天主教世界的宗教熱情有著密切的關系。地理大發現最初是由葡萄牙、西班牙這兩個國家發起的，葡萄牙人從事航海探險活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動機，就是想到東方去尋找早年失散的基督徒，以便前后夾擊處在中間的伊斯蘭教徒。

所以后來當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來到了東方，來到了印度、澳門這些地方，以及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來到了中美洲時，他們發現這些地方并沒有基督徒，因此大失所望。西方的殖民活動最初源于地理大發現，源于西方人到東方去尋找財富和基督徒，后來卻導致了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大家都知道，近代西方的崛起，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內部的變革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建立了海外市場，海外市場的建立就是通過地理大發現而實現的。實際上，葡萄牙探險者是在1480年前后才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海外航行，但是在亨利王子、達•伽馬等人進行航海活動之前，我們中國的鄭和已經七次下西洋了。從鄭和1405年第一次出海，到1433年停止航海活動，中國人的航海要比西方人早半個世紀。而且那個時候鄭和的船隊已經到達了非洲的東海岸，如果繼續往南前進，就可以繞過好望角去發現歐洲了。但是1433年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停止了航海活動，從此以后中國人就不再去進行海外采買了，從此以后就閉關鎖國。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西方人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其結果誠如湯因比所言，游牧民族3000年來想通過草原來實現的征服世界的偉大夢想，被西方殖民主義者通過海洋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正是通過寬闊的海洋，西方人迅速地征服了整個世界。以上談的就是第二個問題，即宗教改革的吊詭性，它的保守動機和革命性后果之間的辯證關系。

宗教信仰與科學理性的協調

下面講第三個問題，我想談一談宗教信仰與科學理性的歷史關系。近些年來，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雖然宗教改革運動在客觀上構成了西方現代化的重要開端，宗教改革運動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分裂，促進了民族國家的崛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場運動最初在16世紀以及17世紀上半葉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唯獨信仰，唯獨圣經，唯獨恩典”，一句話，就是強調信仰的至高無上性。由于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旨就是用真誠的信仰來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虛假信仰，所以信仰本身就成為宗教改革的領袖和他們的支持者們大加弘揚的東西。正是由于這樣，所以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所導致的直接結果不是對科學理性的弘揚，而是對科學理性的壓抑，具體地說，就是“唯獨信仰”的宗教立場對科學理性的壓抑。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真正實現西方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就必須大力推動科學理性的發展，而這一點則是得益于英國。這些年來我一直認為，如果歐洲沒有英國，沒有這個對于歐洲大陸來說是孤懸海外的島國的話，那么西方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是很難想象的。英國人自古以來就具有一種經驗理性精神，他們一向比較注重經驗，英國中世紀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像羅吉爾•培根等人，都具有明顯的經驗主義傾向，所以英國很早就成為實驗科學和經驗主義的搖籃。還有一點，那就是英國人在政治上比較注重法治，13世紀的大憲章運動就確立了“王在法下”的政治傳統，就是說國王也要講法，英國國王也在法律之下。正是由于有這樣一種注重經驗和實驗、同時又比較強調法治的傳統，使得英國很早就出現了科學理性的萌芽。在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所營造的“唯獨信仰”或者信仰主義的氛圍，在17世紀的英國率先受到了挑戰。

17世紀的英國人不像18世紀的法國人那樣公開用科學理性來反對宗教信仰，因為當時理性的力量還非常弱小，還必須借助于信仰來發展自身。17世紀的英國人潛移默化地把理性精神滲透到信仰之中，悄悄地將理性確立為基督教信仰的基礎。現在信仰已經開始逐漸變得合乎理性了，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一說到信仰就是建立在奇跡之上，具有一種反理性的特點。在17世紀的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中間，流行著一種自然神論的觀點，自然神論的實質就是把理性引入信仰，用理性來作為信仰的標準。自然神論有兩個基本觀點，其一就是認為我們所面對的自然世界是上帝根據一定的理性法則創造出來的，這種至高無上的理性法則就表現為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自然規律，這個觀點得到了牛頓創立的機械論世界觀的驗證。另一個觀點則認為，我們每個人作為上帝的作品，都被賦予了一種高貴的稟性，即理性精神和道德良知。我們運用上帝賦予的理性精神締結了社會，確立了法律和國家，因此社會或國家也必須遵循一定的法則，這個觀點得到了洛克等自然法學派思想家的證明。這樣一來，天上有了一個尊重自然規律的上帝，人間也必須有一個遵循社會法律的君主，于是一個以理性為特征的文化體系就建立起來了。這個變化當然很復雜，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但是英國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說15世紀是屬于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時代，16世紀是屬于德國、瑞士等地的宗教改革家的時代，那么17世紀則毫無疑問的是屬于英國理性主義者的時代。17世紀對歐洲影響最大的兩個人都是英國人，一個是牛頓，另一個是洛克，而他們后來分別成為科學和民主的象征。17世紀的英國人開創了一種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最初源于自然神論的思想。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說牛頓就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是牛頓所創立的機械論世界觀卻是和自然神論的基本思想相符合的，他實際上是進一步驗證了自然神論的基本觀點，證明了天上確實存在著一個創立并維護著自然規律的上帝。而洛克則給人們開創了一個完全按照法律而運行的人類社會，既然天上有一個遵守自然規律的上帝，那么人間就必須有一個遵守法律的國王，這兩者是相互對應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17世紀的英國人率先開出了科學和民主。

后來到了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最初都是向英國人學習的，他們把英國人溫和的自然神論發展為偏激的無神論。作為法國老一輩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早年曾經避難來到英國，他宣稱自己是牛頓和洛克的學生。其實伏爾泰到英國避難的時候，牛頓和洛克都已經去世了，但是伏爾泰的確是繼承了牛頓和洛克的理性精神。伏爾泰后來回到歐洲大陸，到處都以英國人作為楷模，宣揚理性精神和一種有節制的民主思想。在他的影響下，法國啟蒙運動在年輕一代的啟蒙思想家狄德羅、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等人那里被推向了戰斗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以往我們都比較注重法國人的啟蒙運動，殊不知西歐啟蒙運動的發展是一波三折的，法國、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所經歷的啟蒙運動也互不相同。啟蒙運動最初由17世紀的英國自然神論者發其端，后來法國的伏爾泰也好，孟德斯鳩也好，這些老一輩的法國啟蒙思想家都是受了英國理性精神的影響。然后到了較為年輕的法國百科全書派那里，他們又受到伏爾泰、孟德斯鳩等老一輩啟蒙思想家的影響。那些激進的啟蒙主義者們表現出法國人一向喜歡標新立異、劍走偏鋒的特點，把理性精神推向了極端，從而導致了科學理性對宗教信仰的無情批判。但是在稍晚半拍的德國，啟蒙運動的結果并沒有導致科學理性對宗教信仰的毀滅性打擊，而是導致了科學理性與宗教信仰的相互協調。

我最近在《社會科學戰線》雜志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講西方的啟蒙運動是怎樣一波三折地發展的。綜觀啟蒙運動的整個發展歷程，近性精神最初萌芽于英國人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論中。到了18世紀，法國人開始走向用科學理性來批判宗教信仰的激進的無神論。再往后，到了相對穩健而保守的德國，就開始在新興的理性精神和傳統的宗教信仰之間尋求妥協，最后終于在理性與信仰之間達成了一種互補關系。一直到今天，在西方文化中仍然維持著這種互補關系，科學歸科學，信仰歸信仰，一個負責治理外在世界，一個負責撫慰內心世界。這就是西方啟蒙的最終結果。另外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那就是，當我們談到啟蒙運動時，無論是英國的啟蒙也好，法國或者德國的啟蒙也好，大多是在談知識分子的啟蒙。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當時的歐洲還有很多人不是知識分子，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還是極少數，17、18世紀的西歐知識分子可謂鳳毛麟角。在當時廣大的平民百姓中間，啟蒙理性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而宗教信仰仍然具有極大的感召力。當17、18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們在推崇理性和批判宗教時，歐洲的普羅大眾們正在干什么呢?他們一方面固然會受到知識分子推崇的理性精神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在經歷了理性批判宗教的啟蒙時代之后，在18、19世紀的歐洲民眾中間，也曾一度出現了一個宗教信仰大復興的浪潮。無論是在英國也好，德國也好，法國也好，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個宗教信仰的大復興運動。這個現象很有意思，知識精英們在推動理性啟蒙，而普羅大眾一方面受知識精英的引導，開始踏上理性教養的歷程，另一方面在他們中間卻興起了一場信仰復興運動。比如說英國的宗教大覺醒運動，美國的宗教大復興運動，德國的敬虔主義運動，還有天主教世界的宗教復興運動等等。這些靈性復興運動對于歐洲老百姓的影響非常深遠，它們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使信仰直接落實到人心之中。從此以后，信仰的真正場所不再是有形的教會，而是人的心靈，人的真實情感和靈性體驗。18、19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們直接深入到民間，與那些貧苦大眾們直接面對面、心對心地傳播宗教信仰。這樣一來，基督教信仰就變得越來越人性化，也越來越情感化、內在化了，實際上就是直指人心了。我覺得這場宗教大復興運動的成效是非常大的，本來按照馬克思的預言，英國、法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將要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這些國家最終并沒有發生革命。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福利政策的改善、貧富差距的縮小等等，但是在精神層面上，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正是基督教信仰使得歐洲的普羅大眾放棄了暴力，對現實苦難采取一種忍耐態度，并努力通過各種和平的和建設性的方式來改變環境。到了20世紀，歐洲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改良，從資本主義的血汗制度逐漸走向了福利國家，階級矛盾也得到緩解，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了。可以說，基督教信仰的大復興和大覺醒，是致使歐洲社會的內部矛盾得以緩和，并最終形成一種和諧的新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最后一個問題，我想簡單講幾句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我個人認為，在全球化的歷史中，從18世紀以來，西方的科學理性也好，宗教信仰也好，都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但是總的來說，近代以來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可以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是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堅船利炮;然后是制度層面，搞君主立憲或者民主共和;最后是精神層面，引進西方的“賽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學和民主。但是這樣一個學習西方文化的漸進過程，總的來說是非常盲目的，而且是囫圇吞棗，急功近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即使是到了最后一步，中國人對西方文化仍然采取一種二分法的態度，就是取科學而舍宗教。無論是全盤西化派，還是國粹派，基本上都認為科學是個好東西，而宗教則是不好的。在這一點上，當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堅持用科學來反對宗教。到了1949年以后，中國人又在變革中經歷了三個時代，首先是政治意識形態統治的時代，這個時代一切都要講政治。改革開放以后，是市場經濟原則為主導的時代，它的特點是大力發展生產力，一切向錢看。到了今天，中國既不再受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也不能一切都向錢看，中國社會今天已經出現了較大的問題，特別是信仰和道德的缺失，開始引起國人對文化重建的關注。所以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文化身份的重塑。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到底是什么身份，究竟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社會主義文化，還是其他什么身份?我們現在天天講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但是如果我們弄不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將如何來弘揚和復興自己的文化呢?我想這個問題就要由郭教授來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