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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燕單位：河北保定學院基礎教學部

清末民初的保定，自雍正二年（1724年）設直隸總督署以來的近兩個世紀里，帝王巡顧，商賈云集，文化昌盛，是清朝每位外官進京或京官外放的必經之地，也是每一位赴京趕考的舉子，在進京之前的駐腳之所在，再加上保定得益于水陸交通的便利，各地商賈往來不絕，遂朝廷官員、商賈士紳和青年學子云集于此，熱鬧而蕪雜，繁華而顯赫。官僚士子、學生、商人形成了一種極為微妙的社會生態關系，共同營建了這座顯赫一時的城市的光怪而復雜的社交、娛樂圈子。

在這個復雜的社交、娛樂圈子里，戲曲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戲曲演出被納入朝廷的儀典之中，朝廷官員觀劇活動“載于會典，誠重之也”。日益頻繁的內廷演劇與規模不斷擴大的賞戲不僅培養了大臣們的戲曲愛好，也對臣僚們產生了強烈的示范效應。于是乎，戲曲觀劇之風迅速由日常娛樂演變成一種官場上的社交儀規。時處于畿輔首善之地的保定自然跟風而起，并唯恐不及。戲曲觀劇活動不僅成為保定朝廷官員的一種重要的社交習規、娛樂方式，而且成為民間百姓的競相仿效的一種社會習俗，而保定地方戲曲則在這樣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下迅速成長并繁榮起來。

一、戲曲觀演成為保定高官們的一項重要的社交活動

清末民初，保定的朝廷大員們社交活動主要集中在飲宴應酬、吉慶吊喪等方面，這些活動又無不與戲曲相關聯。晚清許多朝廷重臣是在自己家中辦公的：“國初長官畫諾，皆在公署，以其無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職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閱折判牘，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見。往往追逐競日，司官以為苦事”。[1]所以，官僚之間的互訪，有時不單是私人間的交往，許多時候是因為公事。或公或私，官員互訪完成之后，根據雙方的身份和相應的禮節，主人一定總要宴請客人并觀看戲曲演出，這似乎成了晚清社交場合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曾國藩就有大量的戲曲觀劇記錄。例如：同治八年正月初十日，湖廣會館，團拜，“至湖廣會館團拜，聽戲良久……聽燈戲至亥刻。”同治八年二月初一，保定浙紹公館，官文（秀峰）及司道府廳宴請，“至浙紹公館，赴官相及司道府廳之招……午正二刻入席聽戲，直至酉初一刻，余始先散。”同治八年二月初六，保定浙紹公館，公請官文，“至浙紹公館，公請官相聽戲、飲酒，如初一日之式。”[2]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張集馨獲任陜西督糧道，其自敘年譜《道咸宦海見聞錄》詳細記載了自己終日迎來送往、請客宴樂的情況，充滿了自嘲與無奈：“每次客人到境，督糧道便跟隨將軍、巡撫等領導到官廳迎接，送至公館休息，然后張燈結彩，請戲班、備酒席。每次都要請兩班戲，酒席備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不論冬夏，總是子末丑初時分，戲筵才散。”[3]楊恩壽在《坦園日記》中曾談及地方上的官場禮儀效應，說凡同任升遷、同門赴任、同鄉聯誼，下屬官宦皆“請團拜，”，而凡團拜則必觀劇。“緣中丞李公，頗好音樂，輒張劇招引，故同官效之，梨園供役，殆無虛日，外間演戲甚少。”[4]

曾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在直隸總督任不足三年，關于公宴娛賓和迎來送往時的觀劇記錄達二百余次。清代官員們的宴飲應酬大多是在會館中進行的。會館是同鄉士人們聯絡感情、疏通關系、禮尚往來的重要場所。凡同鄉、同年之間逢升任、出差、紅白喜事及舊僚返京等官員們都要舉行宴會，而宴會之后必以戲曲來助興，期于盡歡而散。通過參與這些活動，官僚們可以從中尋求友情、交流學問、獲取官場上最直接的信息。

當時人看來，無論是打通官場上下的各種關節，還是希望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交往和應酬都是必須的，哪一方都要照顧到，不能有絲毫差池，應酬之繁便可想而知。

有人曾描述當時情況說：“凡座師、房師，及朝殿復試，閱卷大臣例執弟子禮，位尊者或投三四次始獲見，此外鄉會同年，及同衙門同鄉，皆須投謁仆仆不得少憩，日奔走宴會。霖性疏懶，應酬生澀不周，日覺抱疚，然已碌碌少暇，若貴游子弟，交游欲廣，投贈愈多，則終日困頓車馬酒食場中而已”。[5]官員們不得不把自己多半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繁雜的宴飲觀劇應酬中。翻閱曾國藩、王文韶等朝廷重臣的日記可見訪客、宴飲、觀劇幾乎日日有之，幾近應接不暇的地步。以致曾國藩輩相對嚴于律己者，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之意，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吉慶吊喪作為一種傳統習俗，也是保定官員們用以社交的重要方式。同年、同僚、同鄉、師生之間有人辦紅白喜事，一般都要舉行宴會，飲酒觀劇，聯絡感情，或出力幫忙或贈以禮金，這已成清代官場上的慣例，且已成一種規模：“自五品以下，遇慶會，具受賀，演戲終日，謂之請分子，每分多至八金以上，少只一金以下，每會可數百金，除費計贏若干，以為主人之得。”[6]可以說，戲曲觀劇已經成為清朝官員官場禮儀的主要方式。官僚們要想保持自己在同僚中的地位，就必須遵守這種禮儀規范，禮尚往來。官僚們繁雜的宴飲觀劇社交對當時保定的社會風尚產生了廣泛的示范效應，下層官吏群起效之，形成一種頑固的官場風氣。這種風氣反映到人際關系的禮尚往來上便是大小官吏熱衷于用戲曲觀劇活動編制出各種關系網，什么親朋故舊、姻親同學，什么同年同鄉、同門師生皆可拉上關系，形成了一種權力“官系網”。官系網以征逐酒食、觀劇應酬為外在支撐形式，“宴會之事彌積彌繁，若欲處處周到，雖日日謁客，日日設撰，仍有不逮”。[7]宴飲時，官員們追求豪奢的飲食，大肆揮霍，且逢宴飲必觀劇，講排場。一品大員“宴后必觀劇，戲班為名班，角為名角。”“尋常飲享無海錯山珍，無名角名票捧場，群以為恥，風俗奢靡莫此為甚。”[7]許多官員以善食、通戲而聞名，例如，直隸總督楊士驤愛好戲曲，尤好唱二簧。其文案即專陪楊清唱者，其內差即專為楊操琴者。傍晚時分，歌聲琴聲時達行轅以外。楊士驤歿于直隸總督任，賜謚文敬。有人為聯嘲之曰：“曲文戲文所以為文，冰敬炭敬是之謂敬”。[8]直隸總督如此，境內其他官僚、士子、商人自然上行下效。據傳，楊士驤督直時，直隸官員的最大的興趣是“宴會聽戲”，“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雖然時勢艱難，但以總督為首的官員們卻“俱尚浮靡”，“兩暑笙歌，竟無虛月”。聚眾泥飲看戲，往往通宵達旦。豪奢的宴飲觀劇活動在清末民初的官場上愈演愈烈，且影響深遠，成為晚清保定社會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淵藪。官員們以酒色征逐來彌補精神空虛，還利用色相賄賂權貴，以求在官場中獲取權力和錢財。例如轟動一時的“楊翠喜案”，直隸候補道段芝貴重金購買歌妓楊翠喜獻媚于商部尚書載振，段遂一夜之間超擢署黑龍江省巡撫，成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際，許多人還不知段芝貴為何許人。禁止官員狎妓觀劇的朝廷規定名存實亡，以經營茶園為幌子的娼妓業畸形繁榮起來，狎妓觀劇、縱情聲色成為清末保定社會的流行風尚。

二、戲曲觀劇成為保定商人、士紳們的主要娛樂方式

如果說朝廷重臣們的戲曲觀劇活動還多少有些保守，帶有一些不得不為的性質的話，那么，一般官吏、商人、士紳們對戲曲的態度則是主動的，其戲曲觀劇活動則要張揚的多，狂熱的多，戲曲觀劇被演化成一種極具大眾色彩的娛樂方式。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保定作為京畿重鎮，直隸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官吏、文人、商賈聚集，特別是清末，官吏、文人、商賈匯聚，眾多靠朝廷俸餉生活的官吏，以及較多的流動人口，形成了很大的消費市場。但由于清廷對官員娛樂活動限制較嚴，因而娛樂行業發展緩慢，商家數量有限，規模也較小，消費人群固定而數量有限，主要服務于外來商人和部分中上層市民，是城市生活的補充型行業。

到了清末，特別是庚子以后，官員出入娛樂場所之禁不復存在，進酒館戲園成為時髦，茶園、妓館等娛樂場所紛紛涌現。商人、士紳有錢有閑，是消費能力和娛樂需求最強的人群，加之新政展開，崇尚工商實業，特別是“京保之爭”后，保定又增建多所各類學校，流動人口迅速增多，休閑娛樂行業更加興盛。短短數年間，東大街、西大街、城隍廟街等街區，茶館、戲園、餐館、煙館、妓館數量大增，益形繁華，成為著名的娛樂消遣去處。到1910年，保定休閑娛樂商家已遍布街頭，據說，當時保定城內有名號的妓館有幾十家，鴉片煙館也有十幾家。除此之外，戲園、說書場等消閑場所最引人矚目，這里流行演出京劇，又是最早安裝煤氣燈的地方，于是，戲園里“大多日夕演劇，觀者云集”，高朋滿座，歌舞升平，形成了保定最繁華、最熱鬧的場所。時人感嘆道“：大小戲園開滿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營利性戲園的出現和數量的大幅增加，是保定城市化的需求，也推動了保定戲曲的發展，加快了保定戲曲商業化的進程。

隨著直隸省府由常駐保定變為保定、天津輪駐，保定的娛樂業受天津影響，形成了許多內地城市所不具備的開放局面。如省府遷津以前，保定的戲園多是日場戲，夜晚娛樂并不十分發達，在天津西洋之風的吹拂下，保定的夜生活開始變得豐富多彩起來，有人題詠保定大小戲園入夜張燈結彩、鑼鼓喧天，好似過年鬧元霄般熱鬧的情景時，寫道：“大小戲園開滿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繁華熱鬧的夜生活，成為保定社會生活的一個突出特征，使千百年來習慣于晝起夜伏、入夜后只能待在家里的人們，開始改變傳統習慣而享受夜生活。

以后又引進了更加明亮安全的電燈，到民國初年，電燈在保定城內普遍推廣使用，娛樂場所和商業中心街道開始遍設電燈，餐館、酒樓、戲園、茶樓、妓館等娛樂行業借助電燈而大做夜晚生意，保定的城市生活日趨活躍與豐富，商業化夜生活開始興旺起來。戲園夜晚生意的出現，催化了一種新型娛樂———捧角。有錢有勢的名流們將捧角視為高尚娛樂，成為他們業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們滿足虛榮心理的手段。

馳騁商場的商人們借捧角放松緊張的精神、緩解疲憊的身心；文人們以捧角附庸風雅，消解落寞的情懷。而其他諸如官僚、貴族等，則更多是為了尋歡作樂，借此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從而獲得心理的滿足。對這些人來說，進戲園的主要目的是娛樂，像梅蘭芳這樣技藝精湛、形象俊美的名角，對他們來說是神秘的，誘惑力和殺傷力是巨大，他們爭先恐后擁進戲園，只為一睹名角芳容。于是，清末民初的保定，達官貴族，社會名流，文人紳士紛紛投身到了這一娛樂活動中。特別是隨著梆子女伶的登臺亮相，戲曲的娛樂功能進一步增強，對女伶演戲趨之若鶩，以求聲色之娛，捧角熱情更加高漲，享樂之風風靡整個保定娛樂圈。捧角的出現，又帶動了晚清保定劇壇演淫戲成風。一個戲園，一出戲，若沒有女角，就沒人愛看；若沒有演淫戲的女角，座客就少；邀淫蕩的女角演污穢的戲，就有人連連叫好。有人說：“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教師。”以致此種消遣娛樂，漸成風氣，不僅富人為之，只要手中稍有銅板的人也起而效尤，終致“戲園中攜妓觀劇者，紛如也。翠袖紅裙，環坐幾無隙地”。晚清的保定實際上仍是一個政治消費城市，“商業社會是享樂主義的社會，它需要豐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娛樂作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為消閑、享樂服務”。在逐漸濃厚的商業氛圍中，捧角變成了保定城市大眾娛樂文化，這種娛樂文化是近代保定城市文化的重要內容，是通俗文化為追求消費效果的必然結果。

三、戲曲觀劇成為全民性的社會活動

王公大臣們的戲曲活動通常是請名角、名班演出，借助于飯莊或會館，且多以社交禮儀為主。商人士紳的戲曲觀劇多在戲院，以娛樂聚會為主，門禁相對松弛，戲曲觀眾范圍自然要大得多，（很多戲院還設有專門的女座，為眷屬子女觀劇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影響也比較大，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和大眾性。但是，比較起堂會演劇和茶園演劇，保定戲曲的廣泛普及還是在民間，在農村的寺廟草臺。

保定自明代開始有酬神祭祀的神廟戲臺，康熙年間，左都御史趙申喬奏稱：“直省寺廟眾多，易藏奸匪。旨準勒禁增建。”[9]清光緒《保定府志•祠廟寺觀》記載，定縣城關者有寺廟19座。至光緒初年，亦即在禁止增建后約160年，定縣村圖載城關祠廟寺觀22座，其中注明是新廟者9座，可知寺廟之眾多非一般禁令所能限止。在晚清，曾久住華北農村的西方人說：中國的事很難加以概括，但說村莊普遍有廟，大概不錯。的確，考察晚清時期的保定地區的村落，基本上可說“無廟不成村”。且“惟繁盛街市之神廟，或有戲臺”，其中火神廟、關帝廟、劉守廟等處的戲臺設計講究，建筑精良，稱為“大祠廟”。每逢神誕、祭祀、節日、慶典等活動，大祠廟的固定戲臺或一般祠廟的臨時草臺便有戲上演，市民可以免費觀看，場內還經常有唱曲、雜耍、木偶戲等以娛觀眾。這種祠廟的露天戲坪場地大，有的可站立上千至數千人。

寺廟演劇無疑是清末最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劇場。寺廟演劇的目的主要是酬神娛神，百姓看戲不過是與神同樂、與人同樂，一般不會像參加堂會和茶園那樣需要遵守某些禮儀，需要送禮或付茶資，因此寺廟看客大多是一些差役傭保、附近鄉民等的“無力之輩”，屬于各類公私堂會、會館甚至都市茶園之外最大的觀眾群體。當時保定地方戲如保定老調、哈哈腔等還沒有完全脫離臨時受聘演出的模式，戲班多受聘在周邊縣、鄉或村趕場演出，很少受邀到城里的戲園演出。堂會、會館和戲園的演出，多為京劇、梆子等“大戲”，票價也比較高，非普通市民所能承受。以有相對固定收入的產業工人為例，民初保定產業工人日收入在2至4角，而戲院消費最高可至6角至1元，最低的也需1角。因此，盡管清末民初保定的地方戲已大有發展，觀眾也在增加，百姓進戲園的機會也在不斷增多，但總體上來說，赴堂會欣賞戲曲或到戲園看“大戲”基本上還是官員或社會上層人士的專利，中下層普通市民及廣大農村百姓除有熱鬧一時的神誕節慶酬神廟會的草臺戲可一飽眼福外，是不可能經常領略“大戲”這種貴族滋味的享受的。因此，寺廟演劇，多以演唱地方戲為主，不需要華麗的舞臺和貴重的行頭，不受場地的限制，演唱較隨意，因此更易于流傳，有更深厚的群眾基礎。加之演出地方戲時間可長可短，極為靈活，又能共娛共樂，因此常“招引戲班以消永夜”。還有七夕、中秋、端午等民間節日，各家、各村、各鎮常“邀集親友，喚招戲班，作終夜之樂，平家小戶，亦必勉力為之，以應時節”。費用則由眾人捐資，這種極具大眾化的戲曲觀劇方式，將保定的戲曲演劇活動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

保定地方戲入戲園、茶園等公眾舞臺演唱，大約是30年代以后的事了，那時的戲園和茶園已基本擺脫了其貴族身份，幾乎成為保定市民公眾娛樂的主要方式。據記載，最早入保定東大街“文明茶園”的地方戲戲班是周福才的老調班。聽眾包括商人、手工業者、醫生、教師、學生、記者、軍人甚至苦力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形成了保定文化娛樂最龐大的參與群體。保定市民在喝茶的同時，無需額外付費就可欣賞到戲曲演出，以至于保定市民把“飲茶，看女伶”看成是一件平日極愜意之事。

戲園的娛樂性和商業性集中體現在戲園的空間設置上。保定的戲園將觀眾分成不同的等級，等級不同享受的服務也不同。客座分樓上樓下兩種，樓上靠近戲臺的地方，用屏風隔成三四間單間，內設桌幾和座椅，這叫官座，是專給官員、豪商、富戶準備的。一、二品官員用紅色坐褥，其他官員用藍色坐褥，富商、士人則用各種錦褥。官座中下場門第二座的票價最貴，因為此座中人能與旦角直接交流、互送秋波。捧角的都以高價搶買此座，離戲臺遠的座位價錢則相對便宜些。樓下沿戲臺周圍設長凳，看戲的肩靠肩的挨著坐，這叫散座，散座也設座墊，除了收座兒錢外還外加收座墊和茶壺錢。在散座的后面設一些高腳座位叫池子，價錢更便宜，多是一些收入不多又愛看戲的平民百姓。有時戲園為招徠觀眾請唱連臺本戲的戲班，往往是每日開三軸子戲，早軸子戲常因觀眾不齊，草草開場，繼之是散套戲，由名角演出。演完散套戲是中軸子戲和壓軸子戲，壓軸子戲由名伶擔任主角。壓軸子戲之后是大軸子戲，演全本的新戲，且連日演出，靠驚險奇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吸引觀眾，一部全本戲能唱10至20天。豪商富客一般是在中軸子戲之前來戲園，聽完散套戲，然后與來戲園看戲的熟人、客商應酬，等壓軸子戲結束后離開。大軸子戲是給平民百姓看的，有的戲迷為了看連臺本戲，能跟著戲班轉幾個戲園，從開頭看到結尾，場場不脫。[10]

總之，形式各異、數量眾多的戲曲觀劇活動帶動了保定眾多百姓的參與自娛自樂，使戲曲幾乎成了全民性的娛樂。而圍繞戲曲觀劇而展開的所有社會活動，則構成了保定絢麗多彩的城市生活的組成部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清末民初保定社會的整體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