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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精神病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意識分為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三層，分別處在人心理的深層、中層和表層。實際上，當人們與某事物產生聯系卻未感知時處于潛意識狀態；當人們明確感知到事物存在并有意去判斷、辨別時處于意識狀態；而當人們朦朧感覺到其存在卻對其不能作肯定判斷時，就處在前意識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對某事物的認知及由之引發的行為都可以看作各層次意識之間的競爭或博弈。以下從人對事物的意識逐層遞進關系來分析漢語語法學史的分期。

（一）潛意識本能流露期（先秦—1323年）

從先秦時期具有語法分析資料的《墨經》開始，一直到1323年元代盧以緯虛詞專著《語助辭》出版前的這段漫長歷史中，人們對漢語語法的認識還處在本能反映狀態，完全是一種兵來將擋的架勢。但“今人用現論、方法分析出的語法現象，或是從語言事實中概括出的現論、方法，古人有所感性認識，以具體的分析事實表現出來”[1]（著重號由筆者添加）。各種語法現象及語法規則已然潛在呈現給人們，但人們并未覺察；在講經論道注書時，遇到解釋一些遣詞造句的規則，無意中就流露出語法分析。在這個階段，人們的語法意識應該不具備，但各語法要素（詞、詞組、句子）、語法研究方法、語義關系均有所涉獵。如：（1）《經》名：達、類、私。《說》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儷。將名詞分為抽象名詞、個體名詞和專有名詞三類。（2）《墨子•經上》：“謂：命、舉、加。”《墨子•經說上》：“謂：‘狗犬’，命也；‘狗吠’，舉也；‘叱狗’，加也。”暗指出漢語的三種基本句式：“名—名”主謂判斷句、“名—動”主謂表述關系的敘述句和“動—名”述賓關系的非主謂句。（3）“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谷梁傳•桓公二年》）。詞句似在分析漢語語法中的虛詞和語序，實際卻是展示當時的社會尊卑有序觀念。此時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南宋陳骙的《文則》。《文則》堪稱我國第一本語法修辭專書。全書主要講經、子等書的修辭句法問題。相比之前著作語法觀念的零星、瑣碎，《文則》則是對以前資料的概括性總結，從宏觀層面抽象理性地總結了助辭的作用、類別和句法。但陳氏也僅流露出一絲語法意識，如說助辭作用是理清文路，指出倒裝現象等；從眾多實例中歸納出一些句法規則，如“先總而后數”、“先數而后總”、“先總之而后復總”等，實為當今復句、多重復句和句組結構關系的分析。現人對當今的語法單位、語法結構關系和句型句式均有涉及，還出現了“句法”、“語法”、“語病”、“實字”、“虛字”、“死字”、“活字”等語法術語；但無論是對詞、詞的組合、句式的分析，還是對語法術語的運用，古人都只是機械地、下意識地進行，并未意識到漢語語法的存在；而且，對語句的分析分散于一章一句，只是古人講經道義時的一種陪襯、一種附帶；也就是說，“這些書不是徑直的對語句作語法分析，而是各書的論述中表現出了語法分析，也可以說是從各書的論說中我們發現其中蘊含有語法分析。”[2]

（二）朦朧欲試、初露鋒芒期（1324—1897年）

語序和虛詞是漢語語法特色。古代對虛詞的專門研究者不少。從元泰定元年（1324年）出現了盧以緯的虛詞專著《助語辭》（原稱《語助》）到清代1898年《馬氏文通》出版前的五百多年里，語法學者對虛詞的研究可謂入木三分。專著數量不少①，且著述隨著時日推移而日漸深刻、準確、豐富；最具代表性、影響巨大的著作除《語助辭》外，還有清代袁仁林《虛字說》、劉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經傳釋詞》三書。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虛詞專著是對前人約兩千年學習成果的總結，盡管深受詞義訓詁影響，但又不同程度地擺脫其束縛；它們不僅闡釋虛詞意義，更偏重分析句法功能、結構關系、結構統置、句式特點等，意即這些書不是所謂的“虛詞字典”，而是一本語法書，只不過研究對象只是虛詞罷了。當然，這些作者仍沒明確意識到“語法”存在，只是朦朧感覺到分析詞義外，還要結合語言事實分析其用法。這較前一階段是有進步的。如：（4）毋（《助語辭》）。禁止之詞。韻書云“女”中加一直，禁其勿為奸邪之意。又“無”字與之通用。……諸書中又“亡”與“無”通，只是俗語“沒”字。其有“毋亦”、“無亦”、“毋乃”、“無乃”、“毋寧”、“無寧”之類，此“毋”字，卻是帶“莫”字之意。（5）以（《助字辨略》）。《左傳•昭公十三年》：“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杜注云：“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愚按：“魯故之以”，猶言以魯之故，倒文也。（6）者（《經傳釋詞》）。《說文》曰：“者，別事詞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或字者，或言也者。《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曰：“王氏（指王引之）在對虛詞進行分類的同時，還對一些虛詞的語法作用及語法意義作了詳盡的描述。”除大量虛詞專著外，這一時期的常規性語法知識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出現了運用于蒙學的語法教材《對類》和“文法”術語，這說明此時古人多依據文法（句法）構造作訓詁考據，較之前一階段，此時是有一定朦朧意識地觀察句子的結構規則以及辨認句子結構規則運用的正誤。劃分詞類能依據詞在句中的位置和詞義特征，還對句法結構、句法語義關系、語法分析方法、古漢語特殊句式等進行了闡釋，甚至還能結合語用因素考慮語法知識。如：（7）“茸，草茸茸貌。”蓋草初生之狀之茸，“鹿茸”蓋取此義。……形容之詞，單音與重言同（《說文句讀》卷二）。（8）“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按：“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為文（《讀書雜志•淮南子•人間•良馬》）。（9）“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于”也，此倒句也，“何世于起”猶言起于何世也。……安、于一聲之轉，故“于”字或通作“安”（《經義述聞•大戴下•何世安起》）。

（三）自我能動表現期（1898—今）

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猶如石破天驚，它以其系統性、全面性開辟了中國語法學的第一塊里程碑；繼它之后，漢語語法著作猶如雨后春筍般沖土而出。從1898年到今天的一個多世紀，漢語語法學的歷程既充滿荊棘坎坷，又飽含著豐收的喜悅與值得思索的韻味。范曉先生說：“20世紀中國的語法研究，主要是中國學者向國外的各種語法學說學習和借鑒。”[3]的確如此，盡管中國語法學者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了漢語語法學的存在，但由于語法理論的缺乏和歷史因襲的積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語法學者多是用國外語法理論的外衣套用在漢語語法現象上。當然，在借鑒基礎上，我國語法學者最終認識到漢語語法的特殊性，并能對外國理論兼蓄并收、合理運用，將漢語語法學推向更深一程。依據這一階段語法學者對漢語語法研究特點，分為兩個小階段。

1.假借參考尋求自我期（1898—1966年）。語法學者們習慣于把《馬氏文通》到1938年的“文法革新”稱作語法學的“模仿時期”，“看來似乎可以作出定論，其實不然。首先，應該肯定《馬氏文通》是參照了西洋的‘葛朗瑪’，《新著國語文法》也確有仿照英語語法之處，但這是學術交流的正常現象……其次，兩部著作都存在符合漢語特點的創造，例如都放棄了西洋語法的形態部分，都注重句法。”[4]而《馬氏文通》作為我國第一部語法學者清醒意識狀態下的產物，在中國沒有任何一部完整系統語法著作依靠的情況下，借鑒拉丁語法是可理解的，何況馬氏并非事無巨細均依拉丁，“也繼承了一部分舊有的說法”[5]和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助詞”一說）；所以說，《馬氏文通》一書及此后一直到1966年這段時間里產的語法著作都只能說是在闡釋漢語語法自身特點和創立漢語語法自身體系的意識下，采用了假借、參考國外語法理論的手段。這一時期，無論古漢語語法著作還是現代漢語語法著作數量都是可觀的。其中，不乏參考西方傳統語法的語法著作，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高名凱的《漢語語法論》、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暫擬系統”和蘇聯語言學；也有運用美國結構主義理論確定語法觀點和創作語法著作的，如陳望道依據“功能”，從配置（組合關系）求會同（聚合關系）來決定詞類；方光燾的“廣義形態說”、陸志偉的“同形替代原則”；以及丁聲樹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胡附、文煉主張用詞與詞的“結合關系”來區分詞類，熙的《說“的”》和《句法結構》，等等。不可否認，假借參考僅僅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尋求自我漢語語法的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語文雜志社編的《漢語的詞類問題》（一）、（二）和呂冀平著的《漢語的主賓語問題》，對漢語詞類的劃分標準以及主賓語的判斷問題提出了符合漢語特點的見解。

2.審視批判、追求至善期（1978—今）。這一時期，漢語學家從單純模仿西方語法理論走向自主總結漢語語法現象和挖掘漢語語法規律，從而盡力擺脫模仿、尋找自身的研究路徑。這一階段的語法研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最大的亮點是出現了一批自覺整理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和著作。如果說假借參考努力尋求自我階段仍是在西方語法理論影響下的追求之作的話，而林玉山1983年發表的《漢語語法學史》就正式開啟了漢語語法學者清醒意識并研究漢語語法學的大門。它“是我國第一部從上古到當代、系統而又完備的漢語語法學史，起了某種奠基性的作用”[6]，是名符其實的“漢語語法學史的奠基石”[7]；大門開啟，原先被禁錮于門內的語法學者們蜂涌而出，接著出現了一批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和著作，分別是馬松亭的《漢語語法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龔千炎的《中國語法學史稿》（語文出版社，1987；1997年修訂本改名為《中國語法學史》）、董杰鋒的《漢語語法學史概要》（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朱林清的《漢語語法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邵敬敏的《漢語語法學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和《新時期漢語語法學史（1978—2008年）》（商務印書館，2011）。這些語法學史學者均按照漢語語法學本身發展脈絡，對漢語語法學發展進行了階段劃分，邵敬敏最具代表性。他分為醞釀期（西周—1898年）、草創時期（1898—1936年）、探索時期（1936—1949年）、發展時期（1949—1978年）、創新時期（1978—今）。

其次，選擇引進的西方語法理論必須契合漢語本身語法規律。尋求自我特色，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敞開胸懷，在吸收鑒別中發現自身規律與特色。故在這一階段，漢語界針對漢語重語義這一特點，有針對性地引進了西方的功能語法、認知語言學和俄羅斯的語義學派。代表作有：戴浩一、薛鳳生主編的《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搜集了《漢語使成式的語義》、《漢語中的時間和意象》、《形式主義、功能主義與漢語句法》等13篇論文，多是從功能語法觀探討漢語特殊句式和特殊語序；張伯江、方梅的《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沈家煊的《不對稱與標記論》和《“有界”與“無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漢語語法化的歷程》、《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動補結構的誕生及其影響》、《漢語語法的類型學視野》等；張家驊等著的《俄羅斯當代語義學》等等。在探索漢語語法現象和總結漢語語法規律時，學者們以西方理論作為理論基石或闡述起點。

最后，加強尋求漢語語法本身特色。與西方語言通過形體變化來表達各種語義不同，漢語語義是由大量虛詞和語序變換來實現的，這就導致了漢語語法學者從兩個角度探討漢語特色：第一是語形角度；第二是語義角度。此時期純粹從語形，即形式語法角度研究漢語語法的著作數量極其有限，主要體現在呂叔湘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和《近代漢語指代詞》上；在同時，學者們意識到語言形式的形成是一個逐漸演變過程，故多從歷史語法角度探討漢語語法特色，有洪波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吳福祥的《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和柳士鎮的《漢語歷史語法散論》等。相反，著重從語義角度探討漢語語法現象和規律的著作則日漸增多，典型代表是李葆嘉和徐通鏘，二人旗幟鮮明地指出漢語就是一種語義型語言，語義是語言的根本屬性，是所有語言的出發點與歸宿。李氏先后發表的《漢語起源于演化模式研究》、《語義語法學導論：基于漢語個性與語言共性的建構》和《中國轉型語法學：基于歐美模板與漢語類型的沉思》，徐氏發表的《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和《漢語字本位語法導論》都強調了漢語與西方語言的區別，并初步提出了漢語的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語言，漢語語法學要以一門學科的身份立于諸學科之列，必須要經歷漢語語法學者對其由潛意識到前意識，再到顯意識的轉變過程，而這個轉變過程又恰恰構成了漢語語法學史。所以，漢語語法學史的醞釀、產生和發展過程實際就是語法學者逐漸認知的過程。（本文作者：馮雪燕單位：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