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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也同其國粹派同仁一樣，認為要研究國學，即研究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以發揚優良傳統，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章太炎看來，“血統”與“文化”是一個民族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征，如果“血統”與“文化”中斷了，則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滅亡。所以，要維持民族共同體的生存，首當其沖的便是要維護民族的“血統”與“文化”的綿延。那么怎樣才能保證做到維護民族“文化”的延續呢?章太炎認為在于保國學，存國性，只要國學不墜，國性不失，則文化不滅，民族不亡［5］。章太炎發出“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6］366之感嘆，可見章太炎深刻地認識到“國粹”對于建立現代國家的重要意義，顯示出其高瞻遠矚、洞燭先機的目光和視野。在此情結下，章太炎提倡的“國粹”，包括三項內容:一是民族的語言文字;二是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好東西;三是國族的歷史中的建功立業、有學問的優秀人物的事跡和道德情懷［7］。他認為三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在世界歷史上，異族侵略、破壞、毀滅一個民族，往往都從這三個方面下手［8］。“群之大者，在建立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系，曰語言、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俄羅斯滅波蘭而易英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支那而毀其歷史。”［9］而這“國粹”的第一項就是語言文字。在晚清時期的國粹派看來，一個民族如果語言文字滅亡了，便會淪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如果語言文字不亡，即使遭到亡國的命運，還可以藉之作為復國的基礎，實現民族的復興［3］256。章太炎更是將振興民族語言文字作為使民族強盛的重要手段之一。透過對世界各國歷史的考察，章太炎發現，強國對于弱國的征服，往往是并其語言文字而滅亡之，如俄羅斯之滅波蘭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證［3］256。章太炎及國粹派為了對抗西學東漸的迅猛之勢，增強本民族的自我認同感和自我價值感，以民族語言文字作為斗爭工具，其實質是將語言變成了爭取社會權利的重要手段。章太炎的主張雖然與語言民族主義在原因和目的上有相似之處，但其主張并不是語言民族主義的體現。

(一)與“新世紀同人”的爭論

由于中國國土非常遼闊，全國各地存在著眾多的方言，這不僅造成了全國各地在主體文化之外形成眾多亞文化存在形態的歷史格局，而且還妨礙了散處在全國各地人民之間的交流。并且，由于漢字屬于表意文字系統，識解頗難，不易于進行文字的普及。所以，漢語與漢字發展到近代若不對之進行改良，便不能適應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需要［3］257。建立一套易于普及的標準化的統一的語言文字系統，便成為歷史賦予時人的一項重要使命。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現了以吳稚暉為代表的萬國新語派。掀起了“萬國主要是以他們所創辦的刊物《新世紀》為陣地來發表他們對于漢語言文字前途的看法的，所以，他們又自稱為“新世紀同人”。“新世紀同人”提出廢除漢字而代以拼音文字、廢除漢語而代之以世界語的主張。他們的理由有兩條:一是他們認為漢語言文字是野蠻文字，是落后不開化的，而萬國新語是優良文字;二是認為漢語言文字識解、讀音、印刷頗難，不利于普及和開啟明智。與此同時，章太炎同時人一樣，也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了建立標準化的統一的語言文字系統，對于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他把語言文字作為他所倡導的“國粹”中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立志使傳統的漢語文存在格局“恢明而光大之”，其意既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化的漢語言文字系統，使漢語文揮發出新的生命，并且，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他們正在從事的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需要［3］280。但在建立一套什么樣的易于普及的標準化的統一的語言文字系統問題上，章太炎同“新世紀同人”進行了激烈的論戰，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章太炎認為語言文字是歷史的產物，它與民族生存、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把語言文字看成是一個歷史性、社會性的存在。所以，他反對“新世紀同人”漠視語言文字作為歷史性及社會性存在的價值，忽視“習慣”的作用，而將自然科學真理的普遍性應用于人文社會，用“科學之理數”進行“齊一”語言文字，“人為”地實現世界語言文字的“大同”的主張［3］269。章太炎對于“新世紀同人”的主張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反駁的理由:他認為漢語言文字屬于象形字的表意文字系統，歐西諸國語言文字屬于合音字的表音系統，這是由于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地的不同產生的，無關乎文化的優劣。如果將使用象形文字稱之為野蠻，將使用合音文字稱之為開化，那么，章太炎指出“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但我們卻不能說馬來、蒙古的文化要優于中國［3］265。從文字內部來看，合音字徒識其音不知其義，與象形字能辨其義不識其音，本是各有長短，在半斤八兩之間［11］74。因此，章太炎認為:“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6］254其次，對于“新世紀同人”認為漢語言文字識解頗難，不利于普及和開啟民智的看法，章太炎則以俄、日為例給予了駁斥。他認為俄國使用的也是合音文字，但俄國人的識字率卻少于中國;日本人使用的是混合文字，在其文字里雜有漢字，但“日本人既識假名，亦并粗認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為奇恒難瞭。”［6］257在章太炎看來，開啟民智，提高國人的識字率，并不在于是使用象形文字還是合音文字，而在于“強迫教育”的有無，教育的發達與否。并且，章太炎還認為，國人識字與否，還系乎其本身的需要與否，譬如說，農民種地似乎無需乎識字［3］266。因此，章太炎認為隨著國人需要的增加，如果國家再實行“強迫教育”，那么，“何患漢字之難知”呢?［10］267漢字讀音較難，章太炎認為可以在中國先前反切方法的基礎上，創造一套新的簡便易行的注音方法。“新世紀同人”認為從印刷來看，中國文字字粒制造很難。章太炎從漢字與歐西文字的特征，以及援引日本印刷為例給予了駁斥［3］267。此外，章太炎還認為如果中國人采用世界語廢棄漢文，則不能“宣達職志，條鬯性情”［6］255，即中國人將無法表達自身。例證有二:一是社會學家杜爾斯兌曾經指出中國的“道”字，任何一種外文皆難以準確譯述［3］267。二是漢文中“持”的精細化。在漢文中，“持”是通名，但抗、提、捽、抱、奉、儋、臺、扛等表達不同的“持”，被傳教士稱為漢文的“獨秀”［12］，其實這樣的例子在漢文中比比皆是。因此，漢語言文字作為一個歷史性、社會性的存在，與其文化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我們不可能做到將語言文字從其文化之中游離獨立出來。所以，在章太炎看來，將普行歐洲一隅的萬國新語當做普行全世界的統一語言文字，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章太炎的以漢語和梵語為中心的語言的亞洲視野，與章太炎政治上的亞細亞主義是同構的。這正印證了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認為的那樣:“語言同現實世界是‘同構’的，人與世界不是主客體緊張的對立關系，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所以，與其說章太炎的漢語觀是語言民族主義的體現，倒不如說是章太炎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使然。

(二)章太炎的標準化漢語言文字系統

鴉片戰爭以后，中西文化不斷碰撞，中國社會開始了大規模、有組織地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傳統的社會———文化結構由表及里地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與之相隨的是新生事物的不斷涌現出來，這不可避免地會對漢語言文字構成沖擊，漢語言文字正在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變化時期。章太炎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既看到了積重難返的傳統漢語言文字的窘迫處境，又非常清楚我國自身語文的巨大發展潛力［13］。所以，他在如何統一全國的語言的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建立起了一套統一的標準化的漢語言文字系統。章太炎主張應在原有的民族語言文字的存在格局之下，將“漢口音”確立為建立全國統一的標準語言的“正音”，以“漢口音”為基礎，再以其他各地的方言補其不足，以確立全國統一的標準化語言。為了使“正音”規范化并普行全國，章太炎主張應在研究漢語言紐、韻的基礎之上，確立漢語言的標準紐、韻，并以此標準紐、韻制成“切音字母”來標注“正音”［3］280－281。所以，章太炎對于漢語言紐、韻的研究也是注力頗勤，他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確立漢語言的聲紐為三十六，韻部為二十二，并以“古文、篆、籀經省之形”，制成“切音字母”五十八個，以之來標注、規范“正音”［6］276。但此“切音字母”只能作為原有漢字的“注音符號”來運用，不可以用之替代原有的漢字。章太炎的統一的標準化的漢語言文字系統可以說是他的中西文化觀的集中體現，一方面，他尊重文化傳統和民族習慣，從古代典籍中提取“典語”，以為“正音”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又借西方音素文字的長處，創制切音符號，附注于漢字之旁。這是他既保留民族特色，又效取西方之長的文化思想的典型例證［8］。實際上，章太炎是將西方語言文化本土化、階層化，使之成為本土文化、本階層文化的一部分，用以堅持和發展本身語言文化，以彰顯自身的身份和價值追求。清末民初之際，章太炎從漢語言文字本身的特質出發，奮起捍衛漢語言文字的尊嚴，反對“新世紀同人”以萬國新語取代漢語言文字，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獨立而完整的標準化漢語言文字系統，為弘揚民族精神、振奮國人愛國情感做出了特殊貢獻。特別是他對于漢語言“正音”的厘定，及其創制的“切音字母”，為解決漢字識讀難問題提供了方便之利，也為解決漢語言的普及和統一問題做出了巨大貢獻［3］282。從而真正地為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提供強固的紐帶與強大的凝聚力。章太炎所擬定的漢字注音符號，1913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一致決議采用，遂成為全國統一語言的標準“注音符號”(在實際運用中略有增損)［14］。由章太炎創制的“切音字母”，以后一直沿用多年，這一偉大的學術成就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之下，已經愈來愈顯示出其深遠的意義了。

(三)漢語言文字本身的近展

章太炎認為語言和文字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發展的必然產物，語言文字必定要隨著人們社會交往的日益繁復而不斷發展。反過來，人們對語言文字的意識和重視與否，也會對語言文字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章太炎指出，當代世界最為發達的語言應數英語。相比之下，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大為落后。在近代，西方先進國家“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蘗”，中國古老的語言文字再若停滯不前，那勢必引發嚴重后果［15］。因此，章太炎在進行漢語言文字標準化、統一化的同時，對漢語言文字在近代的發展也非常關注。關于漢語言文字在近代的發展，章太炎同樣也注重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因襲，主張在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進行。具體而言，第一，章太炎主張呼吁新詞匯的創作要做到名實必符。當時的新詞匯“格致”和“維新”在章太炎看來就是名實不符的。他認為時人將西方的聲、光、化、電及有機、無機諸學概冠以“格致”之名，會讓國人產生西方的聲、光、化、電及有機、無機諸學“皆中國昔時所固有”［16］的謬見。而“維新”一詞，會導致國人喪失反清革命大義，“以維新為溫和主義”，章太炎斥其為“妄”，其影響之壞，較“格致”一詞為尤甚。第二，關于“外來語”的翻譯，章太炎則主張應當音譯、義譯相輔而行，不能義譯的聽其譯音，能夠義譯的則可為之“特為作名”，但不能強相比附。如關于西方的海軍、陸軍之帥，時人或強相比附譯為中國的“提督”，章太炎認為:“譯之以提督，則權甚輕也”［9］298。有人譯之為“大將軍”，章太炎表示這種譯法更確切些。第三，關于“廢棄語”，章太炎主張舊有的廢棄語，經過作時代性的創造，化腐朽為神奇，仍然可以繼續為時代服務。因此，章太炎認為廢棄語只要用之得當，仍然不失為一條豐富與發展漢語言文字的途徑［3］288。1906年7月15日，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章太炎提出新時代語言學的三項新的使命:其一，根據造字的先后，推見建置事物的先后，從而深入了解先前的社會和歷史;其二，能夠按照文字固有的規則增造新字，以反映新事新物;其三，提倡小學，以使文辭優美，以達到“文學復古”，產生愛國保種的力量［10］424。通過上面對于章太炎關于漢語言文字本身近展的研究成果的系統梳理，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章太炎為我們指明了中國語言學發展的新方向，以使漢語言文字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文化的進步，使中國的漢語文有大發展。

(四)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

章太炎在致力于進行漢語言文字近代轉化的過程之中，還特別地注重對于傳統語言文字進行研究。他依據自己在小學方面的特長，對中國文字的發音、起源等進行考證，對文字的古今損益、一字重音、古雙聲、語言的緣起、轉注假借等，一一進行考證說明和梳理，使之得以明晰［17］。他在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及《國故論衡》卷上諸書，這些專著成為了中國近代語言學的奠基性著作。《國故論衡》卷上收錄論文十余篇，從理論上闡明語言發展規律。書中的主要內容包括對中國文字的構成方法“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做出了新的詮釋，并對語言和文字出現的先后順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人類先有語言，然后方才形諸文字;文字總是先有聲，然后方才有形。形以表音，音以表言，言以達意。因此，形體、音韻、故訓三者必須同時并重。在論述語言起源問題時，章太炎明確指出:語言的產生是“不馮虛起”，“諸言語皆有根”“故物名必有由起”［11］26。他認為語言起源于對于客觀事物固有特征的反映，起源于人的實踐，因此，語言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而“其在人類亦然，異種殊族，為之特立異名。如北方稱狄，東北稱貉，南方稱蠻、稱閩，其名皆特異”［11］26這實際是指出種族或地理位置的差異導致事物名稱的不同。章太炎對于語言文字起源及形體、音韻、故訓的研究，不僅對了解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及其社會文化內涵提供了門徑，而且對中國語言文字如何依循其固有規律在新時代獲得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章太炎著眼于發展近代統一的民族語言，努力從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形體、語音、字義發展過程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關系的演變，闡明其起源及其演變規律，揭示其內在的統一性［10］429。《文始》和《小學答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始》根據古代聲韻演化的軌跡，從語源窮究文字如何孳乳變化［10］433。《文始》對初文(指純象形、純指事的文字)及準初文(指合體、渻變、兼聲、重復而產生的文字)510字，加以考釋，揭示了初文、準初文510字同《說文解字》中近三分之二即五六千字之間的內在聯系及演化方法。《小學答問》專明本字借字之流變［10］433。它在指出清代的《說文》研究的不足的基礎上，從《說文》中的一個字開始，征引相關古籍，闡明其本字、借字如何演變;對于字音相關、字義相同或相反者，則努力揭示其內在聯系［10］430－431。《新方言》則從方言俗語中推尋古音古義，從語根理其會通［10］434。章太炎在其中重點探討了中國各地方言的聲音條貫、原始意義等，從而揭示了全國各地方言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流變［10］428。《新方言》是從語源學角度，充分利用他豐富而精深的聲韻學知識，揭示古今及各地方言演變規律的一部具有原創性價值的著作。它開啟了現代中國方言研究之門，推動了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方言文學的搜集與整理，形成了有系統的分析語言、比較音韻、詞匯語法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10］429。這是《新方言》的學術價值，而它的社會政治價值則在于它保留了華夏民族精神的種子，集中體現了晚清國粹派“以國粹激動種性”的思想。這幾部著作構成一個整體，闡述了中國語言文字的內在的統一性與規律性，是章太炎對支撐民族思想文化底蘊的載體漢語言文字的清理和凈化，從而為民族復興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實證支持。章太炎對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這也令章太炎的學術研究呈現出多面的樣態。（本文作者：叢日宏、徐曉艷單位：遼東學院裝備與材料學院、遼東學院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