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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已歷經14年發展①，雖然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在逐年擴大，然而與經濟貿易領域強勁的增長勢頭相比，我國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并不容樂觀，以致中華文化“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從文學角度來看，雖然中國文學從未停止過海外傳播的嘗試，近年來國家更是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外譯優秀的文學作品，然而迄今為止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歷程中仍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與突破。究其原因，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制約“走出去”的因素。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Le-fevere＆Bassnet，1990:1)之下，翻譯的功能不囿于語際間的轉換，而成為跨文化交際的主要途徑。因此，關注承載當代中國形象的文學作品在海外的譯介與接受，便成為考察文化“走出去”現狀、效用與前景的一個切入點。

1．翻譯與中國文化“走出去”

長期以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努力與翻譯活動密不可分，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發展史從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翻譯的發展史。回顧新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歷程便可發現，政府即組織開展了中國文學的翻譯與海外推介工作，《中國文學》雜志的創辦便是中國文學走出國門的第一步?！吨袊膶W》(1951－2001)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分別于1951和1964年問世。20世紀80年代，在楊憲益先生的主持翻譯下，“熊貓叢書”作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系列叢書正式發行。叢書翻譯出版了107種外文圖書(英、法語為主，少量日、德語)，其中包括《詩經》、《離騷》、《聊齋志異》等6部古典文學作品，以及《魯迅文集》、《女作家作品選》等上百部現當代作家、詩人作品。《中國文學》代表了當時國內文學外譯的最高標準，發揮著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窗口代言作用。

21世紀以來，在文學作品出版的市場化潮流之下，一方面，我國文學外譯工作吸取既往經驗，采取政府牽頭、學術界實施的模式。由知名高校主持召開外譯、翻譯會議，共同探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新途徑，并組織翻譯優秀當代文學作品，發行作家集冊，擴大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影響。例如，2006年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與2009年的“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均采用該模式。另一方面，海外漢學家仍然是目前我國文學作品外譯的主要倚重力量。例如，《中國文學》于1985年刊登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后，即引起了海外漢學家的注意，在葛浩文的推動之下，莫言的作品得以陸續譯介到英語世界，也為其最終獲得諾獎創造了可能性。當代中國經濟的崛起贏得了西方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日益關注，通過與國外出版社、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式，許多當代作家，比如莫言、余華、韓少功、畢飛宇、嚴歌苓等的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進入西方大眾讀者視野。

2．畢飛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譯介與接受

當代文學作品承載著當下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因此中國文學外譯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簡單的文本翻譯，更擔當著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使命。文學作品的“譯”和“介”是同等重要的兩個部分，“譯”是基礎，但“譯”的目的是為了文學作品在譯入語世界得到更好的推介與傳播，從而在潛移默化中擴大中華文化的海外影響力。美國社會學家拉斯韋爾(HaroldLasswell)(2013:1)曾提出著名的傳播學“5W”理論，即誰(Who)→說什么(Says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對誰(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這一理論運用到文學作品譯介的分析之中，則推論出譯介模式中的五大要素應為“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以及“譯介效果”，對這些因素進行逐一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探索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譯介模式(鮑曉英，2013:62)。

2．1畢飛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譯介過程在5W傳播理論之下，要考察作品的譯介過程，首先需要分析作品的譯介主體與內容。譯者作為譯介主體，承載著作品的翻譯，譯者的優劣直接影響著譯本的質量。若想追求文學作品在海外傳播的最佳效度，西方漢學家群體仍然是最理想的譯者，這從莫言在西方世界的認可度可見一斑。他們“既熟悉中國的歷史與現狀，又了解海外讀者的需求與閱讀習慣，同時還能使用母語進行文學翻譯，并擅于溝通國際出版社與新聞媒體及學術研究界”(胡安江，2010:11)。畢飛宇的作品首先被譯成法語，3位法國譯者均為母語為法語的法籍漢學家。在目前出版的6部法語譯本中，除《雨天的棉花糖》和《推拿》之外，其余四部《玉米》、《青衣》、《平原》以及《上海往事》均由克勞德•巴彥(ClaudePay-en)翻譯完成。巴彥是法國著名漢學家、文學翻譯家，法國教育騎士勛章獲得者。巴彥自1965年開始學習漢語，正逢中國時期，于是當時中國發行的報紙、作品以及《語錄》都成了他的學習材料(克勞德•巴彥，2010)。這一段獨特的學習經歷加深了他對中國歷史、特別是時期的中國農村的了解，因而畢飛宇作品中的時代背景對他而言并不陌生。之后，巴彥先后在人民警官大學和對外貿易學院任教，這段工作經歷也加深了他對中國現狀的認知。因此，他是一位了解中國歷史與中國式思維習慣的優秀漢學家。在法譯本出版之后，有著“中國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之稱的葛浩文接受了英國TelegramBooks出版社的邀約，與夫人林麗君女士(SylviaLi-chunLin)聯合翻譯了《青衣》和《玉米》，成為畢飛宇作品英譯本的譯者。

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下，文本背后所蘊藏的社會文化場域成為翻譯需要關注的重要內容。文學作品的翻譯，并不是按字、句翻譯即可，也并非簡單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而這多出來的一種情緒正是文學性與作者的風格(高方、畢飛宇，2012:50)。畢飛宇的作品將深厚的傳統戲劇文化、特殊的時代背景都糅合進了他所刻畫的角色中，因此，如何將異域獨特的文化傳達給讀者便成為翻譯過程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以書名的翻譯為例，巴彥在翻譯時依照作品內容對名字進行了意譯的處理，以期在保持中國特色的同時兼顧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比如，小說《玉米》講述了“”時期一個普通山村里，不同性情的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玉米作為三姐妹的大姐，也是小說首先展示的人物，翻譯時，若直譯為mas(玉米)自是不妥，但如若選擇用拼音，西方讀者看到時，也會感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巴彥將其翻為Troissurs(三姐妹)(Bi，2005)，清楚地將小說結構內容傳達給讀者，可謂簡單傳神。而《青衣》則以中國傳統戲劇作為框架，以戲劇角色來映托人物性格，因此被翻譯為“月亮戲劇”(L’Opéradelalune)(Bi，2003)。這樣的譯法一方面表達出鮮明的中國特色，能夠吸引讀者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是對文中京劇《奔月》的翻譯?！侗荚隆纷鳛轶阊嗲锏某擅?，和她命運緊緊相連，以該戲劇作為小說名，既關照了中國文化特色，又暗合文中的核心內容，可謂匠心獨具。巴彥對《青衣》、《玉米》名字的翻譯精煉傳神，法語版本發行后的其他譯本也受其影響，比如葛浩文所翻譯的英譯本《玉米》(ThreeSisters)、《青衣》(TheMoonOper-a)在譯名上與法譯本采用了相似的譯法。

2．2畢飛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傳播途徑在確保好的作品與譯本的基礎上，譯介途徑便成為制約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國不缺乏好的文學作品，但一部作品外譯的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能找到合適的海外出版商。如葛浩文所言:“很多時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譯，還得看出版社的意思”，許多翻譯好的優秀作品，就是因為沒有合適的出版社，只能滯留在譯者的抽屜里(季進，2009:47)。中國作品在海外出版社發行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經由任職于高校的漢學家翻譯之后，依托學校資源，由高校教育出版社發行出版。這類譯本質量優良，但作為非盈利性出版機構，資金有限，針對作品所做的宣傳較少，在普通讀者中的知名度較低，因而受眾群體多針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漢學家以及漢學專業學生(季進，2009:51)。第二個途徑則是由國外商業出版社選中文本后，組織翻譯出版，在此過程中職業作家經紀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家經紀人會將自己作家的作品推介給出版社，并代為洽談版稅等相關事宜。作家經紀人就像一條紐帶，一頭連接作家，另一頭連接的就是市場(朱波，2014:13)。在中國作家存在語言障礙、不熟悉海外出版市場的情況下，海外人是理想的媒介?？梢哉f，尋找到優秀的海外經紀人，作品海外譯介就邁出了第一步，一些作家例如莫言、閻連科等都是經由經紀人幫助聯系合適的出版社，畢飛宇也不例外。在法國出版社擔任策劃的陳豐博士擔當了畢飛宇的海外經紀人，幫助他的作品打開法國市場，繼而傳播到美國、德國等國家(高方、畢飛宇，2012:51)。畢飛宇和法、英出版社的順利接洽和合作，可以說其海外人功不可沒，正如作家自己坦言:“中國文學向海外輸出的最大問題不在翻譯，而在缺乏職業的文學人?！?高飛、畢飛宇，2012:51)畢飛宇作品法譯本分別由南方文獻出版社(ActesSud．Coll)與畢基埃出版社(EditionsPhilippePicquier)出版發行。其最早翻譯的作品為《雨天的棉花糖》(Bi，2004)是經南方文獻出版社主編、法國漢學家何碧玉(IsabelleRabut)翻譯出版。1997年開始，何碧玉開始擔任該出版社中國叢書的主編，翻譯出版的作品包括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和池莉的《煩惱人生》等。正是在池莉推薦下，她閱讀了畢飛宇的中篇小說，并首先開始翻譯了其早期作品《雨天的棉花糖》(Delabarbeàpapaunjourdepluie)(何碧玉、畢飛宇，2011)。然而，2003年，當兩家出版社爭奪其作品出版權時，畢飛宇最終選擇與畢基埃出版社簽約合作，其中原因引用其原話是因為“他們喜歡我的作品，并且承諾，哪怕虧，也會一本一本出我的作品”(高飛、畢飛宇，2012:51)。畢基埃出版社也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這樣的承諾。該出版社創辦于1986年，正是外域文化引進熱潮在法國悄然興起的20世紀80年代，畢基埃出版社的成立可以說是順勢而動。創辦人菲利普•畢基埃(PhilippePicquier)(2012:86)稱:“當法國文學界正專心于形式的研究時，我則視亞洲為另一股新鮮的氣息?！睗h學研究在法國歷來源遠流長，2004年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之后，在整體翻譯作品出版量減少的情況下，中國文學出版量卻是逆勢而上(Jean－YvesMollier，2007:252)。畢基埃出版社對畢飛宇作品的堅持出版一方面是對畢飛宇作品的認可，另一方面正是預測到中國文學在法國的巨大前景。近年來，畢?；霭嫔绯霭媪酥袊F當代多位作家的作品，莫言、韓少功、余華、閻連科等均在其列，出版有“畢基埃青少年叢書”、“畢基埃袖珍叢書”系列以及“中國系列叢書”等。在與畢飛宇的合約上，畢基埃出版社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先后翻譯發行了《青衣》、《推拿》、《平原》、《玉米》以及《上海往事》五本書，使法語成為海外出版畢飛宇作品最多的語種。畢飛宇作品在法國的出版推動了其他語種的發行。在人的推薦下，英國TelegramBooks出版社在閱讀畢飛宇法語作品后，看到了其作品潛在的商業價值，決定出版發行英譯本。2007年，《青衣》英譯本在英國TelegramBooks出版社發行之后，2009年，美國HoughtonMifflinHarcourt出版社順勢而動，將其作品引入到美國。這兩家出版社均為英美主流商業出版社集團，在作品的出版發行上采用了傳統的商業運作方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畢飛宇作品歸為學術化、小眾化作品，而是納入到主流圖書商業運營，展示到普通大眾讀者面前(吳赟，2013:94)。

2．3畢飛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接受效果評價作品海外傳播的效度，應當從譯介受眾與譯介效果這兩方面著手。一般而言，譯介受眾分為三類，即學術權威、文學批評家與讀者大眾。學術界權威和知名批評家會關注作品的學術價值與文學地位，而讀者的接受度則決定了作品是否流傳(王寧，2000:57)。只有綜合分析這三者的情況，才能得出作品在譯入語世界的真實接受情況。與老舍、巴金等所著的現代中國經典作品相比，畢飛宇作品海外譯介始于2003年，時間較短，因此文學界尚未對其作品進行深度研究。相比較之下，時效性更強的新聞媒介很快地做出了反應，眾多主流媒介的文學評論家均對其進行了品評推介。2007年《青衣》英文版在英國出版發行后，《泰晤士報》以“男人與男性抗爭，而女人一生是與自己抗爭”(Saunders，2007)來評論文中筱燕秋的命運。2010年，《玉米》在美國發行后，美國圖書館協會刊物《書單》(Booklist)稱《玉米》展現了“年輕女性的奮斗”(Hooper，2008:31)。2010年，畢飛宇憑借英譯版《玉米》榮獲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成為第三位榮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①，也說明了主流評論界對其作品的認可。然而，主流媒體的認可只是考察作品海外傳播效果的一個方面，中國文學“走出去”歸根到底是要讓讀者大眾通過文學作品了解中國文化。事實上，長期以來，外國普通讀者閱讀中國翻譯作品的人數極為有限。借助Amazon、Goodreader、TheCompleteReview等讀書網站，我們可以得到西方普通讀者真實、直觀的閱讀感受。在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讀者群中，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以《青衣》為例，從法、英亞馬遜讀者書評中可以看到，讀者首先關注的是一位女性因戲劇而沉浮的人生際遇，是自我掙扎，自我解放的故事，反應的是人性中的共性，是超越國界，是人人可能面臨的問題。同時，讀者往往被作品的濃郁中國特色所吸引，跟隨著筱燕秋，讀者進入到京劇的世界，探索中國文化中藝術與商業的內在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讀者大多對中國文化有一定了解，因而能很好地理解作品所展現出的文化差異。然而，對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廣泛外國讀者來說，中國作品想要打開市場尚有一定難度。近年來，雖然中國文學海外發行量逐年增加，但總量依然微不足道。在英美，每年中國文學譯本的銷量只占總體出版量的3%左右，即使是知名度比較高的莫言，他的《生死疲勞》發行量也不過幾千本，其他中國作家譯作的發行量可想而知(季進，2009:51)。據《中國統計年鑒》近十年來我國引進和輸出的圖書版權數據顯示，外譯的中國作品與譯入的外國作品在數量上相比處于大幅逆差地位①。中國文學在海外遇冷的困境，中國處于文化逆差的現實，固然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與觀念的差異所致。然而，究其根本原因，更是由于中國文學作為中國文化的承載者進入國際市場，意味著“邊緣文化”去挑戰西方“主流文明”，文化上的弱勢決定了其文學作品接受度也較低。因此，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根本解決之道在于中華文化擴大其海外影響力。

3．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對策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與翻譯文化維度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對于中國文化走出的戰略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畢飛宇是中國當代“走出國門”的作家中較為成功的一位，從其作品外譯的歷程中，可以提煉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

3．1從“中國文學走出去”到“中國文化走出去”文學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與價值觀，是國家歷史傳統與當代形象的重要載體，因此學界所熱議的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從國家的層面看來，其本質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文學外譯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徑，文學出版發行以及版權服務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熊正德、郭榮風，2011:18)。然而，中國文學在國外普通讀者中影響力依然有限，這從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國家軟實力戰略的實施效果。黃友義先生曾指出:“做翻譯工作，表面上看翻譯的是文字，實際上是在翻譯文化，是翻譯文字背后深刻的思想?！?徐豪，2012:78)許多中國文學作品無論是背景設定，還是書寫習慣上都具有鮮明中國特色，脫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中國文學很難真正被海外讀者所接受。正如畢飛宇作品正是借著法國“中國文化年”的東風，打開了在海外的市場。因此，在追求高質量譯本的基礎上，可輔以相關的文化宣傳活動，一方面吸引讀者注意，擴大作品知名度;另一方面借宣傳對讀者進行文化“培訓”，向讀者普及中國文化，幫助其了解文學作品，使文化傳播與文學譯介相輔相成。

3．2培養高水平的本土譯者“漢學家模式”仍是當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主要倚重力量，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一模式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精通中國語言文化的海外漢學家數量稀少，過分依賴于這一模式，則決定了中國文學無法大規模海外傳播;同時，海外漢學家更熱衷于運用“歸化”、“改寫”等翻譯策略，初時能減弱外國讀者閱讀時文化差異引起的文化沖擊，幫助中國文學擴大海外讀者群，但同時無疑制約了“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被海外讀者熟悉與接受。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若想真正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標，我們必須培養出更多優秀的本土譯者。然而，目前國內翻譯市場慘淡，翻譯市場不規范，從業人員薪資待遇差，導致專職文學翻譯人才極度缺乏。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優化翻譯市場機制，提高翻譯人才待遇，培養通曉本國文化歷史、熟練掌握目的國語言的高水平本土譯者。

3．3注重與提高傳播效果文學作品的海外譯介，并不僅僅是翻譯問題，“那種以為只要把中國文化典籍或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外文，中國文學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觀點，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謝天振，2013:1)。一方面，文學作品的外譯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長遠看來應當走市場化的道路。以市場為主體配置資源要求我們首先要了解國外文化市場，而不是一味地忽視受眾需求，忽視文化差異影響下的思維差異與閱讀差異，盲目替國外讀者決定他們應該閱讀哪些作品。一些作品在國內或許未引起巨大的反響，卻在海外傳播廣泛。比如，“《狼圖騰》在國內影響力有限，但在美國影響很大，銷量很好”(季進，2009:46);又如，2013年，中國網絡作家慕容雪村的作品在法國最具影響力的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發行，代表了國外主流出版社對當代中國新興的網絡文學的認可。同時，好的翻譯作品還應當輔以好的營銷手段，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紅樓夢》譯本可謂經典之作，但無論從海外讀者的接受度還是海外學術影響力看來，楊譯本均不如本土譯者霍克思、閔福德的譯本，作品的宣傳不足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趙蕓，2010:21)。擁有好的作品，更應該加強和提高作品的傳播效果，把好作品推介到讀者面前，才能真正實現他們的價值。

3．4將翻譯提升至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的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素已上升至國際關系的中心地位，巧妙運用文化因素已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是我國軟實力的核心，正如許鈞教授(2012:12)所指出:“文化軟實力無論輸入還是輸出，在我們看來首先是一個翻譯問題?！痹谥袊臍v史語境下，翻譯曾擔任過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力”，進步知識分子通過大量引譯西學，將西方的科學、民族、自由與共和的觀念引入中國，并以這些先進的觀念來推動當時中國的改革、革命與民族救亡運動;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翻譯可以擔當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的“軟實力”。歷史跨越百年，翻譯的戰略性意義依然不變，差別僅僅在于:在如今新一波的翻譯大潮中，翻譯的重心由“譯入”轉向“譯出”。通過將中國作家與學者的作品外譯出去，我們用一種溫和的、隱性的、更易為人所接受的方式，傳播著中華文化與中國的價值觀，這便是借翻譯之力而成的“軟實力”。因此，只有將翻譯提升到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的高度，中國文化才能在不久的將來真正“走出去”。

作者：吳攸 張玲 單位：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