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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文化視野中，中國文化鏡像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國，這個存在于西方人想象與現實之間的“他者”形象，時而美好，時而邪惡。在西方不同歷史時期呈現不同的中國文化鏡像與文化信息傳播的客觀條件和傳播主體的需要有著密切的關系，也與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該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積極進行中西文化對話，構建中華文化的世界舞臺，打造中華文化新形象。

［關鍵詞］中國文化形象；西方視野；演變

文化形象是指國內外公眾對于一個國家文化價值理念、文化傳統、文化行為、文化成果等的總體認知與評價。而從某種特定的文化視野中看另一國文化形象，則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體察和認知。一種文化對于異質文化的選擇、認知和解釋往往是以自身生存和發展為基點的。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古代中國文明曾表現出了強大的輻射力，澤被四鄰。然而對于西方而言，中國是遠東的一塊陸地，是“他者”的終極意象，中國文化也始終是一個“他者”文化的幻象。隨著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文化形象在西方人的視野中大起大落，或理想化或妖魔化。可以說，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形象并不是中國的現實，而是西方根據西方的文化傳統和需求進行的理解和構建。在西方文化視野中，中國文化鏡像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一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形象演變過程

（一）18世紀前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狂熱

公元紀元之前，“絲綢之路”就將中國的先進技術、精美物品帶到了歐洲，彰顯了中國的璀璨文明。大唐盛世更是吸引了眾多國家的使臣、客商、僧侶、學者、工匠、醫生，通過長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陸上絲綢之路，西方人認識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更認識了“物產豐饒”的泱泱中華。15世紀末16世紀初，隨著哥倫布地理大發現，西方傳教士進入明代的中國。1585年，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寫的《中華大帝國史》一經問世，立刻在歐洲引起轟動，構成16世紀末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的材料來源。17世紀和18世紀初，歐洲人困囿于無休止的宗教戰爭，政治爭端不斷，經濟日益萎縮。而那時的中國正經歷著令人羨慕的發展，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穩步增長。由此，更加激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熱情。一批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迅速認識到他們所接觸到的這個國度的文明是比歐洲文明更為古老。傳教士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描述中國人口多、國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錯、物產豐饒，津津樂道中國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與考試制度，中國的圣哲文化與賢明統治，主張歐洲人應該向中國學習，向中國文化學習，并借此來批判歐洲的政府、教會和社會風俗。他們還翻譯了中國的許多經典作品，這些作品在17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廣為傳閱。這些中國經典將當時人們的視角從中國的物質拉到中國的思想。當然，對于傳教士而言，傳授儒家學說事實上“是在為傳播福音做準備”［1］（P139）。傳教士著作中對于中國的描述有些部分是事實，但是同時也有很大的夸張和理想化的成分，教會人士借此來達到他們“借譯宣教”的目的。雖然最終耶穌會沒能將中國人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們非常成功地將中國詮釋給了西方”［2］（P40），并且構建了一個誘人的中國烏托邦形象。如果說16世紀以前西方對于中國的認知更多停留在一個充滿夢幻和傳奇色彩的東方大國上的話，那么17世紀，傳教士的描述使得中國形象逐漸清晰和豐滿，它璀璨的文明在歐洲人的眼里又一次賦予了理想的光環。而始于17世紀中葉的泛中國崇拜的思潮將近5個世紀的西方不斷美化的中國形象推向高峰。“中國潮”延續到了18世紀中葉。

（二）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期西方對中國文化熱情的減退

18世紀中葉，歐洲經濟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長期下滑后進入到強勁增長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歐洲人的自信心和文化優越感也得到了加強。于是，歐洲人對中國藝術和文化的廣泛尊崇迅速蒸發。那些曾盛行一時的東方經典和東方文明無法挽救被批駁的命運，盡管它們過去曾盛行一時，其時卻被認為是守舊的、與進化論自然法則相違背的［3］。曾經的美好典范中國突然之間成為了落后和陋習的代名詞。這一形象的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清政府于1773年決定解散耶穌會，驅逐在華的耶穌會士和羅馬教廷，這使得對中國文化有一定好感、又把它介紹到歐洲去的傳教士這個中介橋梁不復存在了；其二，歐洲的社會風尚和審美趣味發生了改變，洛可可風格遭到了人們的厭棄。歐洲人重新回到了“文化尋根”的時代。18世紀后期，他們的“發現”目光轉向了希臘和印度文化。

19世紀，隨著歐洲的世界性擴張，歐洲人有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感覺，自我中心極度膨脹，“歐洲中心主義”也日盛一日。在這種偏狹的自大心態支配下，歐洲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構建出很多關于中國的錯誤概念，得出了種種貶低中國文化的謬見，如黑格爾認為：“中國人缺乏完整的原則”，道德和法律不分，造成“道德也就是統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狀態中，也存在于國家的狀態中”之結果，使得國家幾千年來都沒有發展變化。［4］（P108－109）這種觀點成為西方對中國傳統印象的核心部分。加之清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交鋒中屢戰屢敗，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從而更加強化了西方對中國的鄙視態度。19世紀中葉，人們普遍認為“中國除了數千年的文明之外，在文學上少有建樹，甚至連教會曾經爭先翻譯的儒家經典也不例外———雖然17和18世紀的歐洲人曾認為這些作品對他們燃起人類進步的希望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曾給予他們極大的鼓舞”［5］（P160）。德國的一位思想家評價中國文明在“童年時期就停止了進步”，“八千個漢字使得中國人困囿在童年，也使他們采用固定不變的方式來思考問題”。［6］（P47）曾任香港總督和英國駐華貿易總督的約翰•弗朗西斯•大衛（JohnFrancisDavis）也認同這一習慣性的觀點，“這種（中國）文學是幼稚的，極少反映社會的基本狀態和智慧的源頭。”［7］（P57）這種觀點在19世紀的歐洲廣為流傳，其影響甚至在阿瑟•韋利（ArthurWaley）的《170首中國詩歌》一書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沒有偉大的史詩和戲劇文學，雖然有小說，也有其優點，但并不能使其作者成為大家。”［8］（P3）伴隨著中國國力的衰頹以及鴉片戰爭后西方對中國的逐漸征服，西方對于中國文化的熱情消失殆盡。

（三）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東方發現”

1880年到1910年，是歐洲文化領域由唯美主義到現代主義的轉型時期，也是歐洲人對中國文化藝術態度的轉變時期。此時的歐洲人把中國古代藝術看做是令人振奮的新發現———新“希臘”出現了。在1910年一篇社論中，羅杰•弗萊（RogerFly）把中國藝術的新發現視為“東方的文藝復興”［9］，龐德（EzraPound）在1915年也說道：“本世紀有可能在中國找到新希臘”。實際上，西方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再發現”并非巧合，是在經歷了一系列復雜的歷史事件后出現的，基本上是由西方在東亞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決定的。根據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的說法，這與1875年到1914年的“帝國時代”相吻合。他在《帝國時代》一書中指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沒有遭受任何嚴重的挑戰。并且在這一段時間內，這種優勢開始轉化為徹底的征服、吞并和臣服。他認為在1880年和1914年間，除了歐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各地都被分割成塊，且處在一個或多個國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統治或占領之下［11］（P57）。雖然亞洲保留了名義上的獨立，但是西方強國劃出了“勢力范圍”和直接管理區。在中國，西方列強更是制定了劃分規則。他們分割中國的領土、獨立港口和附屬地域，控制中國的航運、礦藏、鐵路建設和各種治外法權。西方列強通過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行為，包括對中國的軍事征服、擴大對礦藏和鐵路建設的壟斷以及派遣考古和探險隊等，把中國的大量藝術品帶往歐美，從而再次引起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的關注和追捧。

博物館、私有收藏、拍賣行、文物商鋪和相關雜志擴展和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藝術品的認知，提高了他們對中國藝術品的欣賞品位。中國藝術品被廣泛接受和收藏，推動了東西方現代美學的相遇。20世紀初期，當越來越多的中國古代和遠古時期的文物在歐洲出現，歐洲的美學標準發生了徹底的顛覆。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標準被推翻，原始藝術受到推崇。中國藝術也被歸入原始藝術的行列。“原始藝術”的內涵也從原始、野蠻、不文明和落后變成了自然本真。歐洲現代主義者認為中國藝術有著古樸、簡潔、內涵豐富、富有表現力、易于感知等特點，這些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主流標準完全不同。羅杰•弗萊是一位發現中國藝術精神內涵價值的重要人物，他在《東方藝術》一文中，說明了發現中國藝術精神內涵和改變對其觀念的原因，“對于我們來說，東方藝術有望幫助我們發現一種更具精神內涵和思想表現力的方式。我們對自己的傳統越來越失望和厭倦，它最終讓我們過于頻繁地呈現或平淡或轟動的內容。”［12］（P3）中國藝術變成了歐洲藝術家和作家們思想上的另外一種選擇，因為它滿足了這些人變革的需要，有助于他們用來對抗傳統。這再一次證明，西方人發現什么是由他們的需要來決定的。當時在西方存在的中國藝術類型也不可避免地決定了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的認知。

雖然東方熱早期曾席卷歐洲，但是除去少數積極分子之外，西方的普通大眾對于這個與歐洲文化內核完全不同的文化認識并不深刻。直到19世紀末期，隨著翻譯時代到來，中國文化才真正深入到了西方普通大眾中。英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理雅各（JamesLegge）、翟理思（HerbertA．Giles）、阿瑟•韋利等翻譯了大量中國經典，這些經典的譯介和傳播為西方人認識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子。20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處在戰后一片瘡痍中的歐洲人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創傷，道德感普遍降低，空虛墮落之風盛行，西方人對自身的文化產生了懷疑，認為西方已經沒落。一些明智之士為了找到解決歐洲文化危機的方式重新闡釋了中國文化，他們在孔孟、老莊和墨子學說中發現和諧仁慈與和平兼愛的觀念，中國以其古老的文化、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樂達觀的生活態度再一次受到西方人垂青。中國文化因為在西方人眼中再次被當作治療創傷的良藥而得到肯定和向往。

二西方視野中中國文化形象變遷的原因

縱觀歷史，西方的中國文化形象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鏡像，導致中國文化形象多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化信息的傳播和文化互識與傳播的客觀條件和傳播主體的需要有著密切的關系。缺乏發達的交通和通訊的古代文明對于異質文明的了解一般是基于少量的事實和大量的想象，把異質文明當作想象的“他者”，是一個可以觀察、學習或者改造的對象，這種“想象”的特征是古典時代文明的共性。于是，在古代不同時期，由于地域相距遙遠，交通不便，信息不暢，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是帶著傳奇和神秘色彩的，與中國的本相有著很大的差距。商人、傳教士、旅行者、思想家、政治家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思想體系出發，描繪著他們眼中的中國。商人、冒險家、旅行者一般文化素質不高，在中國接觸的也都是中下層人士，著述較為片面和淺顯，對中國文化缺乏深刻的認識。傳教士一般受過良好的教育，長期在中國居住，可獲得一般商人和旅行者不可能獲得的中國文化方面的知識。但是由于與教廷及其他教派的爭斗，他們會力圖美化中國，為自己的主張尋找理論依據。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很少到過中國，他們主要依據商人、旅行者和傳教士們的著述了解中國，而在后者的論述中，中國的文化形象加入了他們的想象、需求和期待［13］。

其次，在西方不同歷史時期呈現不同的中國鏡像與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西方的文化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召喚和塑造中國形象，都有著那個時期的一種特定的文化動機。正如法國形象學家巴柔（D．H．Pageaux）所說，“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一描述，塑造（或贊同，宣揚）該形象的個人或群體揭示并表明了自身所處的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空間。”［14］（P202）他指出，當異國文化現實被視為優越于本土文化的時候，就會出現對本土文化的貶低和對異國文化的狂熱，他們意識到了本土文化所缺失的東西，對異國文化的狂熱褒揚更多地屬于一種“幻象”［14］（P141－142）。西方人勾勒出來的烏托邦中國其實是將中國作為一種異己力量，對現存秩序以批評和質疑，并期望在對比中對當時的西方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態進行調整［15］。如果說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形象還帶著許多傳奇色彩的話，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中國文化形象不再是刺激有趣的傳奇，他們發現或發明了其積極的政治啟示，將其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動力，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種社會理想。啟蒙時期，啟蒙哲學家構筑了開明的中華帝國形象，他們發現了中國開明專制制度中隱含的民權平等觀念，并予以頌揚，將中國形象當成批判和改造現實的武器。19世紀的歐洲，政治理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主在各個國家不同程度地成為了現實，此時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不再被認為是政治體制的完美典范，而是被冠以落后蒙昧、亟待啟蒙的符號，于是拯救中國成了西方軍事和經濟殖民入侵的最好理由。此時的中國形象便是西方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塑造的，通過調節中國的現實來符合西方的認知，以維護和整合西方社會的利益和秩序。20世紀初，在西方社會期待中消失了的中國形象又重新出現在西方現代主義審美中，中國作為前現代想象中的“他者”寄托了現代主義思潮中對思鄉懷舊、和諧精神的向往。西方現代主義對中國形象進行重構，忽略其專政等政治內容，強調與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相對的鄉土精神。

從以上可以看出，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形象是存在于西方人想象與現實之間的“他者”形象，時而美好，時而邪惡。中國文化形象作為一種知識或想象系統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生成和傳播，不是中西方積極互動形成的，而是西方文化話語的產物，是西方人根據自身的需求來理解或構筑的。但文化傳播從來都是雙向的，西方在想象東方的時候，東方也在想象著西方。世界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多元發展、相互作用的系統進程，西方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形象作為文化“他者”也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參與和建構了西方的現代文明，促進了西方社會的變革，推動了世界歷史的發展。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趨勢為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抵抗和反滲透提供了契機。因此，中華文明不能只是作為西方的一個“他者”幻像而存在。我們應該緊緊抓住文化全球化這一歷史機遇，利用更為廣闊、更為寬容的多元化空間發展自己、傳播自己，發掘出我國傳統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重塑東方古國經過現代化洗禮以后的新姿態，拓展中華文化對外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構建中華文化的新形象。

參考文獻：

［13］王林生．文化消費邏輯中的擬像［J］．中國文學研究，2016（2）：20－22．

［14］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學理論研究［M］／／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5］官濛，楊舒．鏡與影：西方視野下的中國形象及其變遷［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7（2）：123－127．

作者：陳惠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