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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驗主義對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改造

法國左拉自然主義文學的哲學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進化論顛覆了《圣經•創世紀》中上帝創造人類的觀念，顛覆了人類具有至高無上的“神性”的超驗主義理想，取消了人在自然界萬物靈長的地位。進化論將人視為動物，具有一般動物的“獸性”，在一定條件和環境的作用下，“獸性”將赤裸裸地暴露無遺。人與動物具有相同的起源，相似的生理特征，人只是動物進化過程的延續。人不再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活動基于內在獸性沖動和本能欲望。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揭示人和動物在獸性這一層面的共同特征，獸性是人的自然屬性，人類永遠無法擺脫這種自然屬性。傳統的、理性的、社會的人在左拉頭腦中置換為生物的人，所有人的身上都有獸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樣。因此，從生物學角度審視人，揭示理性外表下的“獸性”根柢，便成為左拉小說創作的目的。進化論不僅僅是生物學理論，也帶來哲學觀念的深刻變化，產生了“決定論哲學”。人的漫長的進化過程，同樣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人的行為及命運一方面受制于自身內部的生理遺傳因素;另一方面受制于社會外部的環境因素，也即生理決定論和環境決定論。在決定論哲學的支配下，人失去了自由意志，成為受自然選擇規律和遺傳制約的犧牲品。

在創作中，左拉并不對人作純粹生理學意義上的研究，而是把生理研究和社會研究結合起來，把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融合起來，從遺傳和環境兩方面尋找人物行為和現象背后的原因。在這種決定論(遺傳與環境)哲學的影響下，左拉創作了《盧貢———馬加爾家族》這一宏大的系列小說，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阿戴拉意德•福格兩次結婚所生的。由于福格患有精神病，她和神經同樣不正常、并且酗酒成性的馬加爾同居后所生的后代，都因為父母雙方遺傳基因的缺陷而患有各種先天性疾病。《萌芽》中的艾蒂安酗酒后就有殺人的沖動。《娜娜》中妓女娜娜則表現為縱欲無度。同樣，受遺傳和環境左右，《小酒店》中古波死于酒精中毒，綺爾維斯死于饑餓。決定論哲學貫穿于左拉整個小說創作的始終。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傳播到美國，在本國超驗主義哲學和宗教信仰的洗禮之下，發展成為進化有神論。進化有神論是19世紀末美國的主要思潮，協調了有神論和無神論、科學實證和直覺體驗之間的矛盾，具有濃厚的超驗色彩。進化有神論認為:第一，無論是傳統或現代，上帝始終是自然界整個進化過程的設計師，他是整個世界永恒運動、變化不斷的終極原因。第二，上帝不僅僅是設計師，而且存在于自然過程和自然法則之中。第三，進化的過程也包括人類靈魂的進化和精神的產生，因為靈魂的進化是上帝的主要目的，人類應當回到世界中心，重建宇宙秩序。第四，進化有神論也包含了倫理學。在進化過程中邪惡是不可避免的，邪惡存在于生存競爭之中，個人也許會經歷痛苦，甚至毀滅，但是，邪惡是短暫的、瞬間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個體的損失會產生補償作用，種族、物種、社會將從中受益，保持整個宇宙運動朝著更好的方向前進。進化有神論是許多美國自然主義小說的哲學基礎。

美國自然主義文學承襲了法國左拉的創作理念，又受到超驗哲學和進化有神論的改造，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的、復雜的、矛盾的傾向。一方面，美國自然主義文學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他們受到本能、遺傳和環境的制約，或是在獸欲中沉淪，或是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成為失去自由意志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美國自然主義文學又擁有眾多的新型形象，他們高揚自由意志，在自然中見證了與神的同在，從而靈魂得到拯救，生命獲得攀升。在主題上，有些作品表現盲目的、不可知的外在的異己力量和冰冷的、機械的宇宙法則對個體命運的決定作用;又有一些作品充滿了對至善的超驗道德的絕對信仰，文本擺脫了悲觀絕望的情緒。查理斯•沃爾卡特在《美國文學自然主義:一個分支》中說:“自然主義是超驗主義的后裔。超驗主義宣稱上帝與自然融為一體，人憑著直覺認知(憑著直覺心靈與超靈同在)和科學探索(憑借科學對現象世界的研究可以理解作為超靈象征的自然)在認識現實中是同等重要和同樣有限的。超驗主義在19世紀末形成兩股支流，產生兩條思想分支:一條是直覺心靈認知超靈存在的支流，它滋生了理想主義、進步主義和社會激進主義;另一條是科學認知超靈的象征———自然，它陷入悲觀絕望的機械決定論的深淵。前者樂觀進取，后者悲觀絕望;前者熱情洋溢，后者消極低沉;前者肯定自由意志，后者否定自由意志。”［2］1沃爾卡特論述的重要意義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美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本土文化特征，自然主義不是法國的舶來品，而是與本土的超驗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邏輯聯系。自然主義是在一種科學語境中產生的文學思潮，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現象、自然、經驗事實，得到的結論是人被一種機械的自然法則支配，失去了自由意志，于是，自然主義文學傳達出悲觀絕望的情緒。受超驗主義思潮的影響，美國自然主義文學也試圖通過直覺體悟超驗精神的存在，認識到超靈普遍存在，上帝是絕對的善，善終將戰勝惡，于是形成了超驗的道德樂觀主義。這兩股支流都匯集在美國自然主義文學中，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二、諾里斯自然主義文本《章魚》的超驗精神

超驗主義和進化有神論是諾里斯小說的哲學基礎。唐納德•皮澤認為:“諾里斯小說思想體系是進化的有神論，理解這個體系很重要，因為它把小說從傳統哲學中解放出來，顯示了作家的本土文化根基，不同于通常所認為的小說是外來影響的結論。”超驗主義、進化有神論作為意識形態話語滲透在諾里斯的作品中，使諾里斯創作擺脫了機械決定論的制約，美國自然主義文學自身的特色得以形成。超驗主義哲學首先體現在文本主要角色的形象塑造上，人物形象擺脫了決定論哲學的悲觀主義和宿命色彩，他們的生命在不斷更新，精神在不斷成長。在《章魚》中，牧羊人伐那米是不同于傳統文學的新型人物。自從受到愛情的悲劇性打擊之后，他便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與自然親和，與上帝交流。他具有圣靈的能力、奇異的稟賦，長期生活在荒野中，來無影，去無蹤，神秘色彩濃郁。他具有極強的直覺能力，在夜間天主堂的花園中呼喚幻象，渴望神讓安琪兒回到他身邊。終于，十六年后，在小麥萌芽的時刻，她被呼召出來，她就是安琪兒的女兒。死亡里誕生了生命，毀滅中產生了永生。從安琪兒的死亡中誕生了生命———冰清玉潔、不可征服。正如小麥在一夜之間全部萌發，從大地的掌握里和墳墓的懷抱里誕生了生命。伐那米感受到那永恒的上帝精神的存在，感受到“絕對的善”與上帝的慈愛。伐那米從小麥發芽中、從安琪兒的女兒身上，發現了超驗的真理。生命是永恒的，無論是在一個新生的農作物上，還是在一個孩子身上都體現出生命的連續性。死亡被戰勝了，生命獲得不朽。窺見神的存在，洞察到超驗的真諦，他不禁喊道:“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鉤在哪里?”死亡被戰勝了，多少年來籠罩在他心頭的那份天大的哀愁消失了，喜悅從他深陷的眼睛中放射出來。另一個中心人物安尼克斯特在小麥的生長中生命也獲得了更新，在種子發芽中發現了超驗真理。安尼克斯特最早是一個自私自利、蠻橫無禮的人。作者探索他的靈魂成長過程，是愛情使他走出了狹隘的自我，成為精神上仁愛、慷慨的人。他理解了愛情的意義，接受了與希爾瑪的婚約，生命獲得了重生。他獲得愛情的時刻，也正是小麥一夜之間生長起來的時刻。“地里不再是一片荒蕪的景象———不再是空蕩蕩的，不再是一片暗沉沉的棕色了。安尼克斯特一下子叫出聲來。小麥啊，小麥啊，就在這里啦!那顆小小的種子早就播下了，在黑洞洞的土壤里抽苗發芽，拼命蠢動、膨脹，一夜工夫，一下子冒出頭來，到了亮光里。麥子露頭了。……那個慈悲為懷、泰然自若的巨人動彈了一下又醒過來了。于是，這晨光陡的光輝燦爛地燃燒起來，照耀著這被一個女人的愛情弄得心花怒放的男人，和一片喜氣洋洋的大地。”

自然是“超靈”的象征。諾里斯安排了兩個人靈魂的轉變都是在小麥生長出來的時刻，因為小麥是上帝精神的物化，上帝的絕對意志存在于自然萬物之中以及自然生命過程之中。在小麥生長中，他們窺見了超驗的存在，窺見了自然之神，從自然中汲取了來自上帝不朽的、強大的精神力量。他們不在圣經中，不在布道中，不在圣殿中，而是在自然界中，在小麥種子萌芽中，生命獲得脫胎換骨的成熟。他們通過自然之途抵達神靈，是超驗主義精神的實踐者。小說《章魚》的敘事結構以小麥的生長周期來安排，小麥的生長周期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從第一年秋后開始，到第二年秋后結束，小麥生長經歷了有規律的四季循環。整個敘事文本提供了小麥播種、生長、收獲的完整過程，對農業生產進行了自然主義的探究。復雜的矛盾沖突、人物命運的轉變、整個事件的結局，都放置在這廣闊的小麥生長的時空背景之中。小麥生長周期成為敘事的象征，彰顯著重要的結構功能。在整個生長周而復始的循環中，有一種不朽之力使小麥成長，同時又使小麥收割起來，騰出空地播種下一批作物。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循環，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處處昭示神的存在，蘊含著大自然的生命法則。小麥作為超驗精神的象征，啟示著宇宙精神的奧秘，生長進化過程處處顯示著全能者的參與。“這是創造之謎，那驚人的生殖之謎。一年四季大規模的輪流變換，有規律的更迭交替，由太陽和星星打著拍子，奏出節奏完美的調子，讓那天長地久的生殖交響曲隨著它起伏搖擺，像一只全能的時鐘那巨大無比的鐘擺———這是永垂不朽、泰然自若、堅強無比的上帝親手扔出的原生的動力。”《章魚》在主旨上揭示了超驗主義的倫理觀。

在對待“善”與“惡”的問題上，“善”是宇宙普遍的本質，是上帝精神意志的體現，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惡”是短暫的，它不可能產生新的事物。在生命進化、生存競爭中，會有“惡”的出現，但是，它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因為事物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善”終將戰勝“惡”。在鐵路公司與農莊主爭奪小麥利潤的斗爭中，充滿了詭詐、欺騙、貪婪、賄賂等一切邪惡。最終“惡”似乎取得了勝利，貪婪者鐵路公司獲得巨額財富，而下層貧困佃農餓殍街頭。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使普瑞斯萊內心充滿了迷惘。然而，伐那米的超驗主義道德觀冰釋了普瑞斯萊心中的謎團:“善良的事物是絕對死不了的。罪惡才是會死亡的，殘暴、壓迫、自私、貪婪———這些都是會死亡的，可是高貴，可是愛情，可是犧牲，可是慷慨，可是真誠———它們卻是死不了的，它們是永生的。……如果你的視野相當廣大的話，到末了留下的可不是罪惡，而是善良的事物。”這里超驗主義道德觀的勝利，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在這場沖突中，毫無疑義，鐵路一方罪行更大，他們操縱著聯盟議會，壟斷運輸價格，貪婪地榨取小麥利潤，用欺詐行為奪回土地。農場主一方，代表著廣大勞動者的利益，在競爭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切痛苦、死亡、毀滅沉重地壓在個人頭上。但是，從更寬闊、更長遠的視域看，善良的事物是永存的。小麥，作為“善”的象征，上帝力量的體現，正源源不斷地運往亞洲印度偏僻的角落，一千條性命給保全了。整個沖突事件中個人會遭受禍殃，但是人類生生不已。所有一切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好的方面發展，因為神的力量與意志，體現在萬事萬物之中，小麥作為神的力量的象征，正按照既定的軌道涌向成千上萬稻草一樣的饑民，誰也無力阻擋。諾里斯堅信，在自然中蘊涵著道德秩序的力量。小麥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在摧毀斯•貝爾曼的場景中清晰地表現出來。作為貪婪的鐵路公司的全權代表，他用盡一切手段掠奪土地和小麥的利潤，他是灌溉渠流血事件的制造者。然而，法律不能制裁他，戴克的手槍照應他，卡拉埃爾的土制手榴彈沒有傷著他，但是，罪惡是短命的，殘暴、壓迫、自私、貪欲———這些都是會死亡的。斯•貝爾曼在船艙中視察糧食處理整個過程，小麥好像是被自身的力量，被一股勢不可當、巨大無比的力量驅使著，傾瀉下來，冷酷無情地打在他的身上，完全地將他吞噬，邪惡者受到應有的懲罰。作品主要人物普瑞斯萊經歷了整個沖突事件的始終，最終他的直覺使他領悟到神的無處不在。小麥作為神的力量和精神上的巨大能量的象征，無論在種子的發芽中，或是小麥的生長中，或在控制小麥生長的自然法則中，或在對邪惡者的懲罰中，都體現出神的力量，這是一種超驗的存在，對超驗存在的直覺領悟使文本呈現出道德樂觀主義色彩。

三、結語

正如沃爾卡特所說，美國自然主義來源不同，有超驗主義的信仰，有科學的懷疑精神。從超驗主義出發，文本昭示著永恒的上帝精神的存在，人通過自然之途抵達神獲得拯救，因而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從科學的懷疑精神出發，按照科學法則描述自然、探索自然，結果是機械冷漠的自然法則大于人的主觀意志，于是文本呈現出悲觀主義、機械決定論的主題傾向，從而對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命運產生絕望情緒，對科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產生懷疑。無論是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在諾里斯文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在19世紀末的社會轉型時期，有許多不同的社會思潮，達爾文主義、斯賓塞哲學、超驗主義、進化有神論，等等，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滲透到敘事文本中，同時諾里斯創作題材和主題的復雜性、矛盾性也制約著文本結構、文本話語的生成。超驗主義對諾里斯創作有著重要意義，它使美國自然主義與法國左拉的自然主義產生了一定的差異。超驗主義改變了法國自然主義的哲學根基，使諾里斯的自然主義文學探索建立在進化有神論的基礎之上。法國自然主義根植于達爾文進化論、決定論以及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傳統之中，人物成為受環境和遺傳因素決定的犧牲品，失去了自由意志，文本彌漫著悲觀主義情緒。諾里斯在藝術手法上借鑒了左拉的自然主義創作方法，但在意識形態上擺脫了決定論哲學的束縛，尋回了美國文化的本土淵源。超驗主義哲學為主要人物的塑造開辟了新的寫作方向，人物不再沉淪于獸性之中，而是在精神上不斷攀升。在敘事結構和文本主旨上，小麥成為超靈的象征彰顯了重要的結構功能，人物對絕對至善的信仰極大地消解了悲觀主義情緒，文本呈現出樂觀主義色彩。

作者：黃越華 單位：北京工業大學 藝術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