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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19世紀中葉，穆勒的《論自由》在英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論自由》一書中，穆勒擴展了個人自由的內涵，將自由主義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作為同時期的小說家，托馬斯•哈代深受穆勒自由主義的影響，甚至能背誦穆勒的名作《論自由》。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兩次列出對他的思想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名單，其中便有穆勒[3]?！稛o名的裘德》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背景的構建都受到了穆勒自由主義的影響。

二、穆勒自由主義與人物形象塑造

穆勒的自由主義認為人性不是機器，人性更應比作一棵樹，需要生長并且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需要那種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趨向生長[2]。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大背景下，社會就像某種要把人按照統一模型制造的“機器”，用條條框框和所謂的權威觀念限制人們思想的發展。在哈代的筆下，淑被刻畫成一個思想獨立、不拘世俗的女性。她有能力靠教書養活自己，也可以靠買姜餅養活家人。與阿拉貝拉不同，她不把男人看做自己生活無憂的保障。她對于事物有著獨特的見解，重新裝訂《圣經》。她在全國基督教氣氛最重的城市,卻揣著兩件異教的神像。通過這些細枝末節，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新女性形象躍然紙上。在小說中，淑在精神追求上與她所接受的神學教育并不一致。如果說將淑與阿拉貝拉區別開來的是教育程度，那么將淑與在梅爾切斯特的神學院的同學區分開的便是淑身上所獨有的“以實瑪利精神”，即一種勇于反抗習俗的精神。這種“以實瑪利精神”體現在淑的言語里。她以鄙夷的語氣諷刺基督寺：“那個地方充滿了盲目崇拜者和見神見鬼的人”[4]1，她看到了婚姻的可悲之處：“新娘手中的花兒那么讓人悲哀，就像舊時戴在用來獻祭的小母牛身上的花環一樣！[4]。反抗精神也體現在她的行動上：淑意識到與菲特洛桑的婚姻并不能給她幸福，而裘德才是她所愛的人時，她毅然決然地奔向裘德的懷抱。當她與裘德同居之后，淑由于排斥婚禮這種形式化的儀式而并沒有與裘德登記結婚。淑表面看來是一個“離經叛道”的反叛者，本質上她是一個更加遵從自己內心渴望，更加清楚怎樣獲得真正幸福的女人。只是在社會意志凌駕于個人意志之上的情況下，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注定使淑成為社會的“犧牲品”。

穆勒的自由主義提倡人應當有自己的沖動和欲望。在《論自由》中，穆勒認為一個人，其沖動和欲望不是他自己的，正如一臺蒸汽機沒有性格[2]。與淑相比較，裘德這個人物在這個方面在出場時都要遜色不少。裘德開始時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進入特定的社會階層，一心幻想自己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所以當裘德反思自己過去一心想要當主教的幻想，根本就不是出于對倫理和神學的熱情，而是出于一種世俗的熱情，只不過披著宗教神圣的外衣而已時，他便心有余悸。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雖然大學依舊對他產生魅力，但在小說中起的作用很小”[1]378。作者淡化了大學理想這一主線，將筆墨更多落在了對自由的追尋這一主題上。個體自由，在穆勒的《論自由》中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動力。在“個體自由”這個理想狀態達成的前提下，人們才有追求知識的自由。對于大學和知識的追尋只是一個前奏，小說人物對于自由的追尋才是整部小說的主旋律。小說通過塑造淑和裘德這兩個人物，表現了兩個誠實正直的人物在這個“處處設限”的社會生存的艱難與辛酸。哈下的人物，特別是淑，懷著巨大的勇氣試探著這個社會對個體自由能夠容許的最大限度，爭取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三、穆勒的自由主義與小說背景構建

在宗教氣息濃厚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想要擺脫社會已經規定好的行為準則并不容易，就連不信服上帝的人就會不自覺地吟唱出上帝的頌歌。裘德年少時碰到的拉煤車夫表達了自己對于宗教的困惑：“說到音樂，基督寺到處都是好聽的音樂。你也許信宗教，也許不信，但總會止不住和別人一起哼那些平平常常的調子”[4]。小說中的每座城市都充滿著一種陰郁的氣息，宗教的力量過于強大以至于人性被壓抑。每一次裘德想要逃離，奔向他認為可能會讓他的生活好起來的城市時，結局往往不盡人意。在馬里格林，裘德經歷了第一次婚姻的失敗后，第一次隱約感受到社會習俗存在著某種問題?；剿?，原本在裘德眼中的學術圣城，隨著裘德求學上的屢屢受挫，演變為屬于虛偽市儈之流的城市。正是這個城市，扼殺了裘德年少的學術夢想。在沙斯托，宗教被人遺忘，但是世俗力量仍然不可小覷。在奧爾德布里克，淑和裘德通過觀察其他人的生活意識到了契約婚姻的不合理處。當裘德懷著某種熱切的期盼重返基督寺，沒有人愿意租房子給這樣不受法律保護的一對，更大的悲劇也隨之降臨:“小時光老人”殺死了自己的弟妹之后自殺了。

從馬里格林到基督寺再到重返基督寺構成了空間位置的轉換，是裘德一生顛沛流離的索引，然而社會大環境決定了這種空間上的轉換是徒勞無功的。其中，諷刺意味最強的是，當裘德回到激發他年少夢想和斗志的地方，回到那個讓他充滿回憶的地方后，并在“小時光老人”身上寄托這種未完成的少年壯志，但最后，現實將他的理想擊得粉碎：“小時光老人”以決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淑的生命力也在這里消耗殆盡，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空殼。這些城市，可以容納人，但不會憐憫人，更不會包容個別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穆勒反對的正是這種社會風氣，“因一個人為‘盡人之所不為’或不為‘盡人之所為’而貶義一個人，懲罰一個人”[2]。哈代選擇和穆勒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在小說創作中通過塑造“求自由而不得”的環境給予這種社會風氣批判，。從這個意義上說，《無名的裘德》不僅寫出了個人的悲劇，也寫出了整個時代的悲?。阂恍┯匈Y質的人被周圍的“庸俗精神所扼殺”[2]，最后都變成了“無名的裘德”式的人物。現實生活中裘德居無定所的狀態，和他在社會生活中無法施展抱負的狀態相互照應，陰郁的背景下裘德人生的悲涼意味更加深刻。穆勒的自由主義認為“個體行為自主或個體性原則是個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個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3]。哈代則通過小說揭露這種社會丑惡——社會對個體特殊性的排斥，給予人們內心自省的力量，讓人們認識到干涉他人自由所帶來的不堪后果。

四、綜述

哈代將自己置于維多利亞時代之外，摒棄了對權威的恭順與服從。哈代曾這樣總結：“最佳的悲劇—簡單來說即最高級的悲劇—也就是有價值的事物被不可避免的事物所包圍的悲劇。描寫不道德，無價值的人的悲劇并不是最好的悲劇”[1]。哈代所倡導的有價值的事物，具體說來，在《無名的裘德》這部小說中便是敢于與傳統觀念做斗爭的精神。哈代成功地將小說這一藝術形式和《論自由》中深刻的哲理融合，，生動而有力地演繹了穆勒自由主義的精髓。

作者：韓夢露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