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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法學派之間的學術分野

奧斯丁認為，“自然法”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實際上只是道德的代名詞，所以根本就不是法律。真正的法理學只能研究實在法，而不能研究虛無縹緲的自然法。“法理學的對象，是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亦即我們徑直而且嚴格地使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或者，是政治優勢者對政治劣勢者制定的法。”奧斯丁的法律觀是一種典型的一元論法律觀，在他看來，法律就是主權者所下達的命令。一個規則之所以是法律規則，具有法律效力，是因為它獲得了主權者的認可，而不是因為它碰巧符合人們的道德觀念。在“惡法”的效力問題上，奧斯丁堅持“惡法亦法”的立場。他明確表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過是非是另一回事。”奧斯丁的理論顯然是為維護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服務的，而且隱含著替法律專制主義辯護的傾向，所以，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紐倫堡審判中，這種理論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在圍繞著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及相關的社會問題的爭論中，分析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一起獲得了復興。在復興以后的新分析法學陣營中，英國法學家哈特的理論最有影響力。鑒于現實和理論的雙重顧慮，哈特不得不對奧斯丁的理論做出一定的修正。在法律的定義問題上，哈特批評了奧斯丁把法律等同于主權者的命令的做法。哈特認為，奧斯丁的定義是一個“失敗的記錄”，它過于簡單，歪曲了法律的特征，而且還有可能為法律專制提供口實。不過，作為一位分析法學家，哈特還是堅持了奧斯丁所開創的分析法學的基本立場。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哈特認為，雖然法律的7發展往往會受到道德的深刻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就必須與道德保持一致。“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盡管事實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個必然的真理。”社會法學派是20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一個法哲學流派，30年代以后，其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是歐洲社會法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的社會學法學的基本思想是：“現在以及任何別的時候，法律發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學和司法判決，而在于社會本身。”

遵循這一思路，埃利希提出了著名的“活法”概念。他認為，法律有兩種：一種是由國家制定的“國家法”，另一種是“活法”，即社會秩序本身，或者稱為人類聯合體的內在秩序。傳統的法律概念認為法律就是“國家法”，這是錯誤的。因為“活法”才是法律的基本形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活法”的作用比“國家法”的作用要大得多。真正對人們的實際行為發揮支配作用的，是婚約、租契、買賣合同、遺囑、合伙條款以及公司章程等活的法律。人們只有在發生裁決糾紛時，才會運用“國家法”中的“審判規范”，但這只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例外情形。龐德是美國社會法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龐德認為，法律不僅僅是一套據以做出司法和行政決定的權威性資料，而是通過司法和行政過程、運用權威性資料實施的、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因此，他的社會學法學關注的不是法律的抽象內容，而是法律的作用，是法律的實際社會效果。通過法律所實施的社會控制，就是對人類本性的控制。人們的要求總是無限的，但社會滿足這些要求的機會卻是有限的，于是，各種利益就會產生相互沖突。面對相互沖突的利益，根據何種原則來進行利益的價值衡量就成為一個問題。龐德說：“我認為這項原則應當是：盡可能保護所有利益而盡可能少地損害利益全體，或者說盡可能少地損害整個利益體系的完整。”龐德還發展了埃利希的“活法”理論，提出法律有“書本中的法律”（或稱“紙上的法律”）與“行動中的法律”（或稱“生活中的法律”）之分。法官在裁決案件時，不僅應該求助于“書本中的法律”，還應該到生活中尋找“活”的法律。相應地，龐德把司法劃分為“依法司法”和“無法司法”兩種形式。前者是在權威性資料的約束下所進行的司法，又稱司法性司法；后者是法官行使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的表現，是根據個人意志或直覺而進行的司法，又稱行政性司法。龐德指出，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發現這兩種司法形式的因素。法律的歷史表明，人們始終是在推崇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和堅持嚴苛詳盡的規則之間來回擺動。通過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三大法學派在以下3個方面存在明顯的學術分野：第一，在法律的概念上，自然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側重于抽象的“自然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價值因素或理想因素；分析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就是指具體的“實在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形式因素或規則因素；社會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則側重于社會生活中的“活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事實因素或行為因素。從哲學基礎上看，“自然法”屬于先驗主義哲學的范疇，因此，自然法學派是法律領域的形而上學；而“實在法”和“活法”都屬于實證主義哲學的范疇，因此，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是法律領域的形而下學。當然，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的哲學基礎也有所區別，前者是邏輯實證主義，后者是經驗實證主義。第二，在法律的價值上，自然法學派關注法律的道德基礎和正義基礎，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正義；分析法學派注重維護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秩序；社會法學派主張用最小限度的浪費來調整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效率。第三，在法學研究方法上，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主要運用了哲理方法、分析方法和社會學方法。

二、三大法學派之間的相互滲透

在19世紀的西方法哲學領域，不同學派（尤其是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當時頗有影響的歷史法學派）都極力追求自身的學術領先地位，彼此之間因此而呈現出一種緊張的對立狀態。但是，最近幾十年來，不同學派開始緩和彼此之間的對立狀態。較之過去，每一方都更愿意接受由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這促成了三大法學派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這種跡象在富勒的新自然法學、哈特的新分析法學和龐德的社會學法學中都有明顯的流露。傳統的自然法理論往往用“自然法”一詞指稱抽象的道德原則或自然權利，這種自然法或者來自于冥冥之中的神意，或者來自于假想的自然狀態。總之，它是超凡脫俗的，是存在于實在法之外的，而且是高于實在法的一種“高級法”，其具體內容也是難以把握的。這種看法給自然法理論涂抹上一層主觀主義和思辯主義的色彩，也使自然法理論變得脆弱并容易受到攻擊。富勒扭轉了自然法理論的這種傾向。富勒指出，他所說的自然法不是什么“在天上的君臨一切的無所不在的”自然法，而是處理人類事務的自然法，是塵世的自然法；這種自然法也不是什么“更高的”法律，相反地，它是一種“較低的”法律。富勒這里所說的自然法是指法律的內在道德，也叫程序自然法，是實在法在制定、解釋和適用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具體的道德標準。富勒列舉了程序自然法的8項原則：“（1）必須制定一些能指導特定行動的一般性規則；（2）這些一般性規則必須予以公布，至少應當對這些規則所指向適用的人加以公布；（3）在大多數情形中，這些規則應當指向未來情勢而不應當溯及既往；（4）這些規則應當明確易懂；（5）這些規則不應當自相矛盾；（6）這些規則不應當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情；（7）這些規則應當具有適當的穩定性，亦即不應當太過頻繁地更改；（8）所頒布的規則與其實際的執行之間應當具有一致性。”

顯然，富勒的程序自然法不再是一個先驗的概念，而是經驗的，可觀察的。他對程序自然法所做的具體分析，表明他已經邁入了傳統上屬于分析法學派的實證主義領地。哈特的新分析法學帶有明顯的折衷色彩。這不僅表現在他對奧斯丁的理論所做的批評和修正，還表現在他提出了所謂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理論。這是他向自然法學派做出的重大讓步。所謂“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是指基于人類生存的五個自然事實而產生的公理，它們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法律規則和道德規則的共同因素。這5個自然事實是：1．人的脆弱性。人們既可能偶然地對他人進行肉體攻擊，又一般地容易遭到他人的肉體攻擊。所以，法律和道德共同要求人們相互克制，不得使用暴力殺人或施加肉體傷害。2．大體上的平等。人類在體力、機智上互不相同，在智能上甚至有更大的差別。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比其他人強大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沒有合作還能較長時期地統治別人或使后者服從。所以，必須有一種相互克制和妥協的制度，它是法律和道德兩種義務的基礎。3．有限的利他主義。人并不是受相互滅絕的愿望所支配的惡魔，但是，人也不是天使，他們是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者，這一事實使得相互克制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4．有限的資源。人類需要食品、服裝、住所，但這些東西不是無限豐富、垂手可得的，而是稀少的。這就使某種最低限度的財產權制度以及要求尊重這種制度的特種規則變得必不可少。5．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所有人都傾向于首先考慮他們自己的眼前利益，因而在缺乏用以對他們進行偵查和懲罰的專門機關的情況下，許多人就會受其固有傾向的支配。所以，就有必要對那些試圖獲得制度的利益而不承擔義務的人實行“制裁”。在哈特看來，雖然實在法未必要和道德保持一致，但是，它必須尊重人類生存的自然事實，必須包含這些自然事實所要求的規則和制度，這些規則和制度構成了實在法中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龐德的學說立場以穩健而著稱，他的理論帶有明顯的兼容并蓄的特點。在法律的概念問題上，龐德認為，古往今來，人們往往從3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法律”一詞，它們分別是法律秩序、作為司法機關裁決依據的權威性資料、司法和行政過程。一個完整的法律定義應該包括以上3種含義。龐德進一步指出，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律，即作為司法機關裁決依據的權威性資料，又包括律令、技術和理想三個部分。龐德所說的律令實際上就是分析法學派所說的實在法規范，而他所說的理想實際上就是自然法學派所說的法律的價值目標。可見，在法律的概念上，龐德并不排斥分析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的合理主張。在法理學的方法問題上，龐德認為，對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的研究可以從四個角度切入，它們分別是分析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哲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龐德承認：“上述4種方法是我們研究法律體系時通常運用的方法，是法理學的方法（methodsofjurisprudence）。”在對待其他法學流派的態度問題上，龐德也努力秉持一種中肯的立場。例如，在對19世紀的法學流派進行評價時，龐德寫到：“作為哲理方法的‘理性分析’盡管有時被濫用和過分夸大，但是它對法理學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在哲理法理學的影響下，法學家們不再盲目地承認那些專橫的法律規則，并認為僅憑律令規則的存在這一點不足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三、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1947年，美國法學家霍爾發表了《統一法學》一文，正式呼吁建立一個統一的、適當的法理學。這篇文章標志著法學一體化運動的興起。此后，澳大利亞法學家斯通、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和伯爾曼等人紛紛加入到這場運動之中。盡管這些人的學說觀點也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反對以往的三大法學派各執一端的片面化傾向，并主張在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價值和法學研究方法等方面實現法學的統一或綜合。為了論證建立統一法學的必要性，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首先批評了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共同存在的理論上的固執和偏見。霍爾指出，法律是形式因素、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的結合。但是，分析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形式因素，自然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價值因素，社會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事實因素，因此，它們都是“特殊論法學”。它們的共同錯誤在于力圖用單一因素去闡明復雜的法律現象，把關注點限制在或集中在以上3個重要領域中的一個，從而導致對自己的夸大和錯誤。霍爾著重批評了分析法學派試圖把價值因素從法學中剔除出去的錯誤。分析法學派信仰法學的中立。這種信仰和另一種信仰相關，即信仰邏輯分析方法的中立性。但是，很明顯的是，只有前提是中立的，邏輯分析才能產生出中立的結果；如果價值是前提的組成部分，那么邏輯分析的結果同樣是充滿價值的。法律作為法學的對象和前提，其本身是有價值的，所以，要在法學分析中根本不考慮價值是不可能的。斯通認為，法律是邏輯、正義和社會控制的統一體，成熟的法理學應該研究法律的這3個基本因素。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抓住了這3個因素的其中一個，就錯誤地以為掌握了法律的全部。自然法學派是關于法律的正義理論，它關注“法律應該是什么”，但它忽視了對法律的實證研究；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是對法律的實證研究，它們分別關注“法律是什么”和“法律正在做什么”，但它們都忽視了“法律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博登海默指出，在西方文明早期直至當下的無數法學理論中，存在著大量的異議和分歧，因為每一種理論都是從某個特定視角觀察法律所得出的結論，它們都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根據某個單一的、絕對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釋法律制度。一系列社會的、經濟的、心理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一系列價值判斷，都在影響著和決定著立法和司法。雖然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某種社會力量或某種正義理想對法律制度產生特別強烈的影響，但是根據唯一的社會因素（如權力、民族傳統、經濟、心理、或種族）或根據唯一的法律理想（如自由、平等、安全、或人類的幸福），卻不可能對法律控制作出一般性的分析和解釋。”博登海默舉例說，分析法學派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分析法學派把法律定義為主權者的命令，由此揭示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法律所具有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征；分析法學派的分析方法還使我們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從技術教條的角度對法律概念進行仔細的解釋，會大大有助于法律制度的明確性和一致性。但是，分析法學派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和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則使我們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認識，似乎法律是可以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而得到健康發展的；分析法學派還夸大了法律作為一種外在強制體系的特點，它過分強調了法律中的權力因素而輕視了其中的道德和社會因素；令人最感到遺憾的是，分析法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對法律秩序的價值都持過分懷疑的態度，認為正義問題是一個虛假問題，是一個根本無法根據理性分析而被明智探討的問題，這種態度帶來了使人類退回到野蠻無知狀態的危險。伯爾曼認為，在18世紀和19世紀，西方法哲學第一次擺脫了神學的影響，于是，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歷史法學派3個傳統法學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每個學派都斷言自己的學說優于其他學派的學說，這導致它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對立。“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西方的法哲學家不斷尋求有關法的新的最終根據。有些人在政治中找到了最終根據，另一些人在道德中找到了最終根據，還有些人在歷史中找到了最終根據。實證主義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其最終的約束力是政治強制：他們把國家奉為神圣。自然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理性和正義感，其最終的約束力是道德上的譴責：他們把理智奉為神圣。歷史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民族特性，或者說是歷史上發展著的民族傳統，或者如在美國有時被稱作不成文憲法的說法，其最終的約束力是該民族接受它還是拒絕它：他們把民族國家奉為神圣。”事實上，這3個傳統法學派中的每一種理論都僅僅注意到真理的某一個方面，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為理解西方社會的法律提供一個獨立的基礎。伯爾曼強調，“需要清除以下謬見：排他的政治的和分析的法學（‘法律實證主義’），或孤傲的哲理的和道德的法學（‘自然法理論’），唯我獨尊的歷史的和社會——經濟的法學（‘歷史法學派’，‘法的社會理論’）。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綜合這3個傳統學派并超越它們的法學。”正是由于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包含著關于法律的局部真理性認識，同時又都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所以才有必要推行法學的一體化運動，對它們進行統一或綜合。這種統一或綜合主要是從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價值和法學研究方法3個層面來進行的。第一，法律概念的統一。霍爾指出，“特殊論法學”各自從形式、價值和事實的單一因素給法律下定義，這是不恰當的。法律是形式、價值和事實3個因素的獨特結合，因此，必須有一個融形式、價值和事實為一體的“整體的法律概念”。這個“整體的法律概念”被霍爾表述為“作為行動的法律”。霍爾強調，他所說的“作為行動的法律”與龐德所說的“行動中的法律”不一樣。龐德所說的“行動中的法律”是與“書本中的法律”相對應的，其主要意思是：法官和行政官員經常背離或違反“書本中的法律”，而執行“行動中的法律”，包括受輿論影響的主流價值觀、陪審團的正義觀以及正義的社會學說等。而他所說的“作為行動的法律”并不是指背離或違反“書本中的法律”的意思，而是指形式、價值和事實三者的綜合。在“作為行動的法律”這一概念中，規則是官員行動的標準，而“行動”一詞不僅指官員的行為這一事實，還關系到價值，因為行動是有目的的，是有內在價值的。斯通拒絕給法律下一個統一的定義，但他列舉了法律的一系列特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定義法律提供一個“大綱”或“索引”。他指出，法律有如下7個特征：1．法律是由許多現象組成的復雜整體；2．這些現象包括規范，這些規范通過規定一定的行為方式來指導人們的行為，并作為法官和其他官員執法的指南；3．法律所包括的規范是社會規范，它們指導人與人的行為；4．法律作為復雜整體是一個有秩序的整體，它是一種法律秩序；5．這種秩序具有強制性；6．強制是制度化的，即它們必須是根據既定的規范實施的；7．這種制度化的強制秩序應當由價值觀念的效力來維護，并應當有一定程度的實效。斯通所列舉的法律的這些特征實際上綜合了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關于法律的根本看法，其中尤以社會法學派的觀點為主。

伯爾曼指出，分析法學派主要把法律看作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政治工具，即它是由國家制定的一批規則，有其自己的獨成一體的特征，與道德和歷史都無關而且迥然不同。與此相對照，自然法學派則主要把法律看作是由理性和正義感引伸出來的道德原則在法律規則和概念中的體現。最后，歷史法學派把法律看作是歷史上正在發展著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即一個民族或社會的傳統社會主張和看法。為了統一這3種相互競爭的觀點，有必要給法律下一個較之每個學派通常所采納的定義更為廣泛的定義。“如果把法定義為立法、審判、管理的活動或工作以及以另外的方式——通過非官方的以及官方的實施行為——使社會關系遵守法律秩序，則其政治的、道德的和歷史的諸方面就可集合到一起。”第二，法律價值的統一。在法律的價值問題上，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同樣主張對不同法學派所信奉的不同價值觀進行統一。這一點，在博登海默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關于法律的價值，有兩種基本的觀點，一種是強調法律的秩序價值，另一種是強調法律的正義價值。前者的立足點是法律規則的普遍性和確定性，往往受到分析法學派的推崇；后者的立足點是法律的倫理基礎，一般為自然法學派所看重。對此，博登海默持一種折衷的立場，他認為，法律是秩序與正義的綜合體。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須致力于創造秩序。在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與正義這兩種價值通常不會發生沖突，相反，它們往往會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緊密相聯、融洽一致。一個法律制度若不能滿足正義的要求，那么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就無力為政治實體提供秩序與和平。同樣地，如果沒有一個有序的司法執行制度來確保相同情況獲得相同待遇，那么正義也不可能實現。不過，秩序與正義這兩個價值偶爾也會出現分道揚鑣的情形。例如，在一起訴訟案件中，遵循先例就可能造成個案中的不公正。這時，往往需要通過個案衡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博登海默進一步指出，法律的正義價值是多元的，其中包含自由、平等和安全3種基本成分。一項正義的法律制度，必須同時關注這3種具體價值，而不能顧此失彼。立法者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時會發現，這3種價值之間常常會發生沖突。例如，一項旨在保護一般安全的法律，必定會限制個人自由；而一項旨在擴大個人自由的法律，也可能會減少公眾在免受犯罪行為侵犯方面的安全。在經濟領域，反托拉斯法所考慮的是維護競爭的平等，但它卻對商業企業吞并或協作的自由起到限制作用；而一項授權創設聯合企業的法律顯然會增進商業活動的自由，但與此同時卻會擴大經濟上的不平等。如何解決這三者之間的沖突，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因為并不存在所謂“絕對的正義”。在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往往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另外，博登海默還指出，自由、平等和安全這3種價值，都屬于個人權利的范疇。個人權利的分配和行使，可能會使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蒙受損害。所以，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在這些情形下，正義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即賦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與共同福利相一致。”[8]299第三，法學研究方法的統一。關于法學研究方法，斯通指出，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采取了一種被視為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即分析方法、正義——倫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法理學中的分析方法注重對原理的明確表達，為法律術語下定義，其特點是將法律制度或法律規則看作一個獨立體系，并且力求最大限度地了解它的邏輯結構。法理學中的正義——倫理方法主要是根據假設的法律理想或宗旨對實在法進行評價和批評，力求明確揭示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各種價值。法理學中的社會學方法關注法律實施的實際綜合效果、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以及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它也研究人們在一定時間和地點所具有的特殊思想和價值，包括正義的思想，但這種研究的中心與正義理論的研究截然不同：它只涉及是什么或正在做什么，而不涉及應當是什么或應當做什么。斯通認為，在現代法理學中，這3種方法之間的尖銳對立已經不復存在。“20世紀中葉，嚴肅的學者們已不再為支持或反對分析邏輯研究方法、正義——倫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這三者中任何一種占絕對統治地位而辯論了。”

四、法學一體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法學一體化運動是當代西方法學界的一場理論整合運動。自上個世紀40年代至今，這場運動一直在穩步地向前推進，并取得了良好的學術聲譽。法學一體化運動的前提條件是：“相信這三個相互競爭的法學派中的每一個學派都曾孤立地闡述過法學的一個單獨的重要方面，因而將這幾個方面集合在一個共同關注的中心點上，既是可能的，也是極端重要的。”法學一體化運動的現實可能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律是一個結構復雜的大廈。建立統一法學的可行性，首先來源于法律現象的極端復雜性。對此，博登海默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法律是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拐角的大廈，在同一時間里想用一盞探照燈照亮每一間房間、凹角和拐角是極為困難的，尤其當技術知識和經驗受到局限的情況下，照明系統不適當或至少不完備時，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在以往的法學理論中，之所以充滿著分歧和困惑，基本原因就在于此。過去的每一種法學理論都是進路單一、維度單一的理論，它們都只具有部分的效力，而且在整體上也是不充分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像某些邏輯實證主義者那樣，把歷史上的大多數法律哲學都打上“胡說”的印記，相反地，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學說都是組成整個法理學大廈的極為珍貴的建筑之石。最后，博登海默得出結論說：“隨著我們知識范圍的擴大，我們必須建構一種能夠充分利用人們過去所做的一切知識貢獻的綜合法理學（syntheticjurisprudence），盡管我們最終仍可能發現，我們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整體圖示必定也是不全面的。”法學一體化運動的獨到之處就在于，它不像以往的法學流派那樣一味地對對手進行指責。它看到了法律問題的復雜性，因而能夠坦然接受以往法學理論的片面性，并主張對它們進行綜合。這一點，從別人對斯通的評價中可以窺見一斑：“斯通的優點就在于他不將法理學作為這樣一幕糟糕的戲劇的圖景，即在這樣的戲劇中，人們在舞臺上將他們的前輩殺光。”其次，法律的價值因素、形式因素和事實因素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如前所述，法律是價值、形式和事實3個因素的結合體，而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則分別選中其中的一個因素，并把它上升為法律的全部。三大法學派由此走上了不同的學術道路，彼此之間的學術紛爭亦肇始于此。但是，三大法學派一方面相互對立，另一方面又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個中的緣由在于：法律的價值、形式和事實3個因素并非毫不相干的3個板塊，相反地，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性表現為它們彼此之間存在的兩對“應然”與“實然”的矛盾。第一對矛盾是法律的價值與法律的形式之間的矛盾。法律的價值指向的是法律的應然狀態或理想狀態，而法律的形式則是法律的實然狀態或實在規則，是法律價值的現實化，是法律價值的有形載體。所以，法律的價值與法律的形式并非截然對立，而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第二對矛盾是法律的形式與法律的事實之間的矛盾。法律在形式上表現為法律規則，而法律規則對人們的行為僅僅具有“應然”的效力；法律事實就是指法律行為，它是在“應然”的法律規則指導下所發生的“實然”行為。所以，由法律規則向法律行為的過渡，同樣是由“應然”向“實然”的轉換。正因為在法律的3個因素之間存在著這樣一種內在聯系，所以，法學一體化運動有關統一法學的主張才不是無稽之談，而是切實可行的；而且，這種統一法學的努力并不是把三大法學派的理論簡單地拼湊到一起，而是把它們有機地整合起來。可見，法學一體化運動是有其自身的邏輯基礎和哲學基礎的。再次，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同時并存。三大法學派之間的學術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它們對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采取了不同的立場。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律是理性的體現，它借助于權威性的理性宣言而實現正義。現實的法律制度是理性設計的結果，其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與自然法學派不同，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更加強調經驗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美國著名法官霍姆斯是一個兼有分析法學和社會學法學思想的法學家，他曾提出一個廣為傳播的命題：“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歷史法學派同樣強調經驗的重要性，在它看來，法律來源于習慣，而習慣則來源于經驗。縱觀西方社會的法律發展歷程，人們不難發現，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是同時并存的，而且是互相交織的。在這個問題上，龐德的觀點倒是中肯的。他寫到：“只有能夠經受理性考驗的法才能堅持下來。只有基于經驗或被經驗考驗過的理性宣言才成為法的永久部分。經驗由理性形成，而理性又受經驗的考驗。舍此之外，在法律體系中沒有任何東西能站得住腳。”法學一體化運動關于統一三大法學派的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要對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予以兼顧和平衡。這種努力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法學一體化運動一直在穩步地推進，但是，平心而論，這場運動并沒有取得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其學術影響力也相對有限。正如斯通在評論霍爾的學說時所說的那樣：說服所有法學家，不管他們有何種片面的觀點，在一個“作為行動的法律”的框架中來發揮他們的思想，這種目的盡管在理想上是可取的，但也許抱負過大了。

這種狀況足以說明，法學一體化運動對三大法學派的整合功能在客觀上是有限度的。首先，任何一個法學派都是特定的社會需求的產物。三大法學派的興起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17世紀、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西方國家需要為法治奠定民主的思想基礎，于是，政治立場相對激進的自然法學派便備受推崇；19世紀以后，西方國家的法治進入鞏固階段，于是，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的分析法學派便有了用武之地；20世紀以后，特別是二戰前后，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空前尖銳，需要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有效的社會控制，于是，社會法學派便應運而生。正如博登海默所說：“每個歷史時代都面臨著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其智慧去加以解決。為我們所知曉的許多絕對的法律哲學都表明，法律思想家都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這種企圖很可能是以一種過分戲劇化的方式實現的。”只要時代在變，社會需求在變，法理學所肩負的使命就會跟著在變，不同法學派之間的興衰更替也就在所難免。法學一體化運動有關統一法學的愿望看似“全面”，實則很難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因而多少有些脫離社會現實。其次，法律的價值具有流變性。法律的價值是多元的，而且是流變的。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同的法律價值的位階往往會發生變動。例如，在一個遭遇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威脅的時代，人們必定會渴望秩序和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實行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必定會渴望個人自由；在一個財富分配陷入嚴重的社會不公的時代，人們必定會渴望平等；在一個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處于極端低效率的時代，人們必定會渴望效率。不同的法學派之所以會主張不同的法律價值，就是為了適應法律價值的這種流變性，因而也是合理的。法學一體化運動主張法律價值的統一，主張對法律的各種價值予以兼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無視人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人們特定的價值訴求，這恐怕很難行得通。再次，學派林立是西方法學界的一種常態現象。不同的法學流派代表了不同的法學傳承，使用著不同的法學研究方法，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表達著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同的法學流派同時并存，彼此之間展開一定的學術爭論，都是正常的，有益的。法學一體化運動努力的方向，應該是通過“統一”法學來緩解或消除不同法學流派所人為制造的混亂，而不是通過“統一”法學來壓制學術爭論。就是說，這種努力必須有所節制。否則，就會破壞正常的學術自由。

作者：丁以升單位：華東政法大學